曼德尔施塔姆：弗朗索瓦·维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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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可以预测一颗彗星经过漫长的时间之后重返的准确日期。对那些熟悉弗朗索瓦•维庸的人来说，魏尔兰的出现标志着同一种天文学奇迹。这两个声音的感应惊人地相似。然而，除了音质和生平外，还有一种几乎是相同的使命把两位诗人与他们各自的时代联系起来。两位诗人都命中注定要出现在一个人工诗歌、温室诗歌的时代；因此，就像魏尔兰摧毁了象征主义的温室花，维庸拒绝主流修辞派的号召，该派也许可恰当地称为十九世纪的象征主义。著名的《玫瑰传奇》第一次竖起一道穿不透的墙，这首诗创造的寓言赖以生活和呼吸所需的温室气氛继续在墙内加厚。“爱情”、“危险”、“敌意”、“背信弃义”并不是僵死的抽象概念。它们并不缺乏具体性。中世纪诗歌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这些幽灵以魂魄，并温柔地看护着维持它们脆弱的存在所需的那种人工气氛。这些特殊人物居住的花园，被一道高墙围绕着。《玫瑰传奇》开头讲述的那位恋人，则绕着围墙久久徘徊，徒劳地寻找它那看不见的入口。 在十五世纪，诗歌与生活是两种独立、敌意的力量。很难相信阿兰•夏蒂埃真的会因为他对那位“残酷的美妇人”的看法太苛刻而引起众怒继而被检控和忍受每日的审讯——经过一次详尽展示中世纪法律程序的精彩审讯之后，那位“残酷的美妇人”被处以极刑，投进“泪井”溺死。①在十五世纪，诗歌是自治的：它在当代文化中占据国中之国的地位。我们也许会想起查理六世的“爱情宫廷”：有超过七百个官位，让人们担当各种职务，上至高贵的领主，下至小资产阶级和最低层的神职人员。该制度清一色的文学特征，解释了它藐视阶级差别的原因。文学催眠力是如此强大，以致性质相近的社团的成员戴上绿冠——《残酷的美妇人》中男情人的象征——在街上狂欢作乐，希望把文学梦延伸到实在生活中。 弗朗索瓦•德•蒙科比耶（或弗朗索瓦•德斯•洛热）一四三一年生于受英国统治时期的巴黎。围绕着他的摇篮的穷苦，反映了当时国家的贫困，尤其是首都的贫困。我们也许会期待那个年代的文学会充满爱国主义炽热的感情，以及对国家尊严受损进行复仇的强烈愿望。然而，无论是在维庸或其同代人的作品中，我们都找不到这种感情的表达。被外国人占领，法国显示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像一个被禁锢的女人，法国主要注意她的文化梳妆和服饰打扮的细枝末节，带着好奇看待她的征服者。上流社会也像其诗人一样，继续情不自禁地被他们的梦带走，进入“爱情花园”和“愉悦花园”的第四度空间；对大多数平民百姓而言，则是晚上闪耀的酒馆灯光；而在假日，会有滑稽剧和神秘剧的演出。 这个消极、女性的年代，给维庸的性格和他的命运留下深刻的印记。终其放纵的一生，他都持着这样一个不妥协的信念，认为总得有人照顾他，管理他的事务，遇到困难时救助他。即使作为成年人，被奥尔良主教弃置在卢瓦尔河畔默恩的地牢，他也哀求朋友：“你们不会把他，可怜的维庸，留在这里吧？”弗朗索瓦•德•蒙科比耶的公共生活是在他被纪尧姆•德•维庸接手照管的时候开始的，后者是圣伯努瓦贝斯托内修道院教堂德高望重的修士。诗人自己宣称老修士“不止是母亲”。一四四九年，他获得中学毕业文凭，一四五二年获得法国公立大学毕业文凭和硕士学位。 虽然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弗朗瓦索•维庸老师曾经有过几个学生，他竭尽所能把学业智慧传授给他们。但在对自己进行诚实的评估时，他知道他无资格当老师，因此他在他的歌谣里把自己称为“可怜的青年学者”。此外，对维庸而言学习是特别困难的，因为他的学校岁月（1451—1453）刚好碰上学生捣乱时期。在中世纪，人们喜欢把自己称作某某城市、教会或大学的孩子……但只有“大学的孩子”懂得恶作剧之道。这些恶作剧包括组织一次英雄式的搜寻，搜寻巴黎市场最著名的招牌，之后“壮鹿”便要为“山羊”和“熊”主持婚礼。“鹦鹉”则会被当作礼物送给新婚夫妇。另一次学生们从布吕耶尔小姐的庄园偷来一块边界石，然后用手推车把它运到圣热内维耶沃山，并把它戏称为“泥地”。在边界石被当局移交原主之后他们再把它抢回来，用铁箍把它箍牢。他们还在这块圆形边界石上叠上另一块长方形的边界石“魔鬼的屁”——然后彻夜狂欢，在边界石前鞠躬，在它们上面缀满鲜花，随着长笛和铃鼓的音乐围绕它们跳舞。圣热内维耶沃区因被偷了铁钩而怒气冲天的屠夫们和那位受侮辱的女士向警方投诉。巴黎市长向学生们宣战。两方权限②发生冲突；但这些勇敢的士兵最后被迫投降，手持燃烧的蜡烛，请求校长宽恕。维庸无疑是这些活动的中心人物，他为后代写了《魔鬼的屁传奇》记述这些活动，可惜失传了。 维庸是巴黎人。他爱这座城市及其悠哉闲哉的生活。他对大自然缺乏任何柔情，甚至嘲笑大自然。十五世纪的巴黎已经像一个大海，你可以游泳而永不会感到沉闷，对世界别的地方浑然不觉。但在悠闲生活的无数礁石中，又是多么容易就搁浅！维庸变成杀人犯。他的命运的被动是触目惊心的。仿佛他的命运正等待被机遇施肥料，不管这机遇是善是恶。在六月五日发生的一次荒诞的街头打斗中，维庸用一块沉重的石头砸死谢尔莫耶神父。他被判处绞刑，他上诉，并得到宽仁的赦免。他开始自我放逐。他居无定所的生活终于粉碎了他的道德，导致他加入一个叫做“剑格”的犯罪团伙。他刚回巴黎，就参与一次大劫案，打劫纳瓦尔学院，然后立即逃往昂热，宣称这是因为一次痛苦的恋情。事实上，这使他有时间为打劫他富裕的叔叔做准备。在因巴黎劫案而躲藏时，维庸出版了《小遗嘱集》。接着是多年居无定所的游荡，其间曾在一些封建宫廷和监狱待过。一四六一年，维庸获路易十一世特赦，经历一次深刻的创作激动，思想和感情出现非凡的清晰度，写了他为世世代代留下的纪念碑《大遗嘱集》。一四六三年十一月，弗朗索瓦•维庸在圣雅克路观看人家打架时被杀死。至止，我们有关他的生平的资料结束了，他黑暗的传记猝然告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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