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诗人与谁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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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面对具体的交谈者、“时代”的听众、尤其是“同辈中的朋友”而有的恐惧,顽强地纠缠着所有时代的诗人们。一个诗人越是富有天才,他所怀有的这一恐惧便越是强烈。艺术家与社会之间那种声名狼藉的敌对,即由此而来。对于一个文学家、写作者而言正确的东西,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却是绝对不适用的。文学和诗歌的区别在于:文学家总是面对具体的听众、时代活生生的代表。即便在他发出预言的时候,他所指的也是未来的同时代人。文学家必须“高于”、“优越于”社会。训诫,就是文学的神经。因此,对于文学家来说,高高在上的位置是必不可少的。诗歌则是另一回事了。诗人只与潜在交谈者相关联。他没有必要高于自己的时代,优于自己的社会。 请问,在一个疯子身上,给你们留下最可怕的疯狂印象的会是什么?是那对大张的瞳孔,因为那瞳孔没在注视,它对什么都不注意,它是空洞的。因此,疯子虽在对你们说着一些疯话,但他并未顾及你们,并未顾及你们的存在,似乎他不愿承认你们的存在,他对你们完全不感兴趣。在一个疯子身上,我们感到恐惧的首先就是他对我们所表现出的那种可怕的、绝对的漠然。另一个人对你没有任何兴趣,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文化上的伪装、礼貌具有深刻的意义,借助于这种礼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强调彼此之间的兴趣。 通常,一个人如果有什么话要讲,他就会去找人,去寻求听众;而一个诗人却相反,他会逃向“无际波浪的岸边,宽广喧闹的树林”。显而易见的不正常……疯癫的怀疑落到了诗人的身上。当人们将那种只对僵死的对象、只对自然说话而不对活着的兄弟们说话的人称之为疯子时,他们是对的。像赶走一个疯子那样心怀恐惧地赶走诗人,或许也是合理的,如果那诗人的话真的不针对任何人。但是,事情并非如此。 把诗人视为“上帝的鸟儿”这种观点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根本就是虚假的。没有理由相信普希金写他那首关于鸟儿的诗时,心中想着诗人。但即使就普希金的鸟儿而言,事情也绝非那么简单。在歌唱之前,它还要“倾听上帝的声音”。显然,那个命令鸟儿歌唱的人,也倾听它的歌。那只鸟儿“振翅而唱”,是因为它受到与上帝订下的自然契约的约束——这是最天才的诗人也不敢幻想的荣誉……诗人与谁交谈?一个痛苦的、永远现代的问题。我们假设,某个人完全不顾谈话行为所伴随着的所谓的法律关系(我在说话,这就意味着有人在听,他们不是白白地在听,不是出于客气,而是因为他们必须听),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声音效果上。他将声音投向心灵的构造,以其固有的自鸣得意,在他人心理的穹顶下追寻着自己的散步。他注意到了良好的声音效果所产生的声响的增加,并将这一估算称为魔法。在这一点上,他很像法国中世纪谚语中那位自己做弥撒自己听的“Prestre Martin”。诗人不仅仅是音乐家,他还是斯特拉第瓦利,制作小提琴的大师,他得计算出“音盒”——即听众心理的比例。弓的拉动或得到雄浑、饱满的音,或发出贫乏、犹豫的声响,全都取决于这些比例。但是,我的朋友们,一出歌剧的存在,却与由何人扮演它、在哪个大厅演出、用什么样的提琴演奏等毫无关系!而诗人却为何就该如何地远虑、操心?诗人的必需就是听众,他们的心理与斯特拉第瓦利制作的“贝壳”同样珍贵,最终,对于他们来说,谁是活生生的小提琴的提供者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来也不知道,这些听众在那里……弗朗索瓦·维庸为15世纪中叶的巴黎恶棍们写作,可我们今天却在他的诗行间发现了活生生的魅力…… 每个人都有一些朋友。诗人为什么就不能朝向朋友、朝向天然地与他亲近的人们呢?一位航海者在危急关头将一只密封的漂流瓶投进海水,瓶中有他的姓名和他的遭遇的记录。许多年之后,在海滩上漫步的我,发现了沙堆中的瓶子,我读了信,知道了事故发生的日期,知道了遇难者最后的愿望。我有权这样做。我并非偷拆了别人的信。密封在瓶子中的信,就是寄给发现这瓶子的人的。我发现了它。这就意味着,我就是那隐秘的收信人。
我的天赋贫乏,我的嗓音不大, 读着巴拉丁斯基的诗,我就觉得有这么一只漂流瓶到了我的手中。海洋以其巨大的力量帮助了这瓶子,——帮助它完成其使命,一种天意的感觉控制了捡瓶人。航海人将瓶子投进波浪,和巴拉丁斯基寄发此诗,是同样的明确表达出的时刻。那信和那诗均无确切的地址。但是,两者却又都有接收人:信的接收人是那个偶然在沙堆中发现了瓶子的人,诗的接收人就是一位“后代中的读者”。我很想知道,在那些突然读到巴拉丁斯基这些诗句的人当中,有谁会感觉不到一阵喜悦的、动心的震颤,当突然有人高喊我们的名字时,我们常常会感觉到这样的震颤。
我不懂得他人显见的智慧, 这几行诗句的令人不快的、阿谀的腔调,与巴拉丁斯基的诗行那深刻、谦逊的品德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巴尔蒙特在为自己辩护,仿佛是在请求谅解。不可原谅!一个诗人不许这样!这是唯一不能原谅的一点。诗歌就是一种自我正确的意识。丧失了这一意识的人是悲哀的,因为他显然丧失了支点。第一行诗就杀害了全诗。诗人立即明确无误地宣称,他对我们不感兴趣: 我不懂得他人显见的智慧。 出乎他意料的是,我们偿还给了他一枚同样的硬币:如果你对我们不感兴趣,那么,我们对你也不感兴趣。那什么云呀,它们成群结队的飘浮呀,与我什么相干……真正的云,至少是不会嘲弄人们的。对“交谈者”的拒绝,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我姑且称之为巴尔蒙特式的那种诗歌中。不能藐视交谈者:难以理解的、未获承认的他,将残酷地进行报复。我们在他那里寻求对我们之正确的赞同和确认。诗人更是如此。请大家看看,巴尔蒙特多么喜欢惊世骇俗地使用直截了当的、硬邦邦的指称词“你”:一个糟糕催眠师的手法。巴尔蒙特的“你”永远找不到接收者,就像从一根绷得过紧的弦上射出的箭,它总是脱靶。
如同我在同辈中找到了朋友, 巴拉丁斯基洞察的目光越过了同代人(同代人中有的是朋友),以便停留在一个未知的、但确定无疑的“读者”身上。每一个读到巴拉丁斯基诗句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读者”——被选中的、被点了名的“读者”……为什么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交谈者,不是“时代的代表”,不是“同辈中的朋友”呢?我的回答是:与一个具体交谈者的交往,会折断诗的翅膀,使它丧失空气和飞翔。诗的空气就是意外。与熟悉的人交谈时,我们只能说出熟悉的话。这,便是一条主宰的、不可动摇的心理法则。它对诗歌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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