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曼德尔施塔姆：诗人与谁交谈？(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刘文飞 译
2013-05-27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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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具体的交谈者、“时代”的听众、尤其是“同辈中的朋友”而有的恐惧，顽强地纠缠着所有时代的诗人们。一个诗人越是富有天才，他所怀有的这一恐惧便越是强烈。艺术家与社会之间那种声名狼藉的敌对，即由此而来。对于一个文学家、写作者而言正确的东西，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却是绝对不适用的。文学和诗歌的区别在于：文学家总是面对具体的听众、时代活生生的代表。即便在他发出预言的时候，他所指的也是未来的同时代人。文学家必须“高于”、“优越于”社会。训诫，就是文学的神经。因此，对于文学家来说，高高在上的位置是必不可少的。诗歌则是另一回事了。诗人只与潜在交谈者相关联。他没有必要高于自己的时代，优于自己的社会。那个弗朗索瓦·维庸就远远低于15世纪文化的中等道德和精神水准。

　　普希金和群氓的争端，也可以看作是诗人和我试图点明的具体听众之间那一对抗性矛盾的体现。普希金以惊人的公正给了群氓为自我辩护的权利。原来，群氓已不那么野蛮、不那么不开化了。这些彬彬有礼的、充满美好愿望的“群氓”在诗人面前有什么过错呢？当群氓开始自我辩护，他们的嘴里便会飞出一种不谨慎的表达：它会灌满诗人忍耐的杯盏，燃起他的仇恨：

　　而我们在听着你哪——

　　这就是那不知分寸的表达。这些仿佛并无恶意的话语所具有的笨拙的卑鄙，是显而易见的。诗人恰恰在这里愤怒了，打断了群氓的话头，这并不是平白无故的……那伸向施舍物的手的形状，是令人厌恶的，那竖起来准备聆听的耳朵，可以伸向无论什么人——雄辩家、演说家、文学家等的灵感，就是不要伸向诗人的灵感……具体的人们，那构成“群氓”的“诗歌的居民”，允许别人“给他们大胆的教训”，他们做好听任何东西的准备，只要诗人的邮件上写有准确的地址。当孩子和百姓看到信封上有自己的姓名时，他们也就是这样感到荣幸的。有过整个的时代，诗歌的魅力和实质就成了这种远非恶意的需求的牺牲品。80年代的伪公民诗歌和乏味的抒情诗，就是这样。公民的和有倾向性的潮流自身是卓越的：

　　你可以不做一个诗人，
　　但你必须做一个公民——

　　出色的诗句乘着有力的翅膀飞向潜在的交谈者。但是，你若把那十年间一个完全熟悉、事先知晓的俄国居民放在它的位置上，你马上就会感到无聊。是的，当我与一个人谈话时，我不知道我在与谁谈话，我不想、也无法想知道他是谁。没有无对话的抒情诗。而将我们推进交谈者怀抱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一种愿望，一种想用自己的语言让人吃惊、想用那预言的新颖和意外让人倾倒的愿望。一种不可拂逆的逻辑。如果我知道我在与谁交谈，也就是说，我事先就知道他会怎样对待我所说的一切，而无论我说的是什么，那么，我便无法因他的惊喜而惊喜，因他的欢乐而欢乐，因他的喜爱而喜爱。离别的距离会逐渐淡化一个亲近的人的特征。只有到那时，我才会产生一种愿望，向他道出那在他的容貌还历历在目时我无法说出口的重要的话。我试图将这一观察归纳为这样一个公式：交流的兴趣与我们对交谈者的实际了解成反比，与我们欲引起他注意的愿望成正比。声音效果没有必要去关心：它会自动到来。更该关心的是距离。与邻居泛泛而谈是无聊的。无休无止地、令人厌恶地在自己的心灵上钻孔。而与火星交换信号，则是那尊敬交谈者、意识到自己天然正确性的抒情诗歌值得去完成的任务。诗歌的这两个卓越的品质是与“巨大规模的距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距离也应出现在我们和那未知的朋友——交谈者之间。

　　我隐秘的朋友，遥远的朋友，
　　请你望一望。
　　我，这冷漠的忧伤的
　　朝霞的光芒……
　　我又冷漠，我又忧伤，
　　在一个早上，
　　我隐秘的朋友，遥远的朋友，
　　我将会死亡。

　　这些诗句若要抵达接收者，就像一个星球在将自己的光投向另一个星球那样，需要一个天文时间。

　　因此，如果说，某些具体的诗（如题诗或献词）可以是针对具体的人的，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诗歌则永远是朝向一个或远或近总在未来的、未知的接收者，写信的诗人不可以怀疑这样的接收者的存在。只有真实性才能促生另一个真实性。

　　事实非常简单：如果我们没有熟人，我们就不会给他们写信，也就不会陶醉于写信这一行为所具有的心理上的新鲜和新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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