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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锡南：比较文学、梵语诗学及其它(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尹锡南
2012-09-2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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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先生，和您的做法相似，目前在中国也有一些中国学者提倡以中国文论为工具，阐释分析西方文学作品，但这一设想遭到了另一些学者的质疑或反对。
    卡：印度也是如此。当初我提倡用印度传统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时，也曾遭到猛烈抨击。现在，许多印度学者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开始在英语系教授梵语诗学，并用印度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作品。

    尹：先生知道。世界比较文学已经走过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两个重要阶段。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努力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它以跨文明的文学比较为其基本特征。照我看来，中国学派亦可发展而为“中印学派”。中印同属第三世界，在文化发展和基本国情方面也许多相似点。况且，虽然印度学者建立比较文学学派的呼声不是很高，但你们在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某些方面已经走到了中国同行的前面。我们联合起来不仅对彼此有益，而且还能对世界比较文学格局产生有力冲击。待到“中印学派”发展成熟，我们可以将日本、韩国、阿拉伯世界的比较文学界沟通之，酝酿建立一个比较文学的“东方学派”，这一学派的最基本特征仍然是跨文明研究。
    卡：这个设想很有意思。东方地区的文学本质上有别于西方文学。东西方文化性质的差异制约着文学的发展。印度、中国、日本、韩国、阿拉伯世界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点。西方文学虽然在某些方面与东方文学相通约，但其差异性明显存在。在印度，我们的文化与“Dharma”（法）息息相关，而西方文化则与“Sin”（原罪）等概念密切相联。我们必须正视东西方文化性质差异这一基本事实。
    尹：您的观点非常有意义，我将把它们介绍给中国学者。谢谢先生！

    2005年3月14日于印度新德里

4、“梵语诗学具有普遍适用价值”
——印度学者A.I. 塔戈尔教授访谈录


    尹锡南（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印度沙达尔·帕特尔大学英语及梵语研究生系访问学者，下简称尹）：先生，两个月前，我访问了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R·P·德维威迪教授。我们就梵语诗学进行了一些对话。看得出，德维威迪先生推崇梵语诗学体系中的庄严（Alankara）论。他认为庄严即为诗歌灵魂，而韵（Dhvani）则有缺陷，因为其表述很含糊。您怎么看待他的观点？
    A.I. 塔戈尔（Ajit I. Thakur，印度沙达尔·帕特尔大学梵语系主任，下简称塔）：德维威迪是庄严派大师，他认为庄严即诗歌灵魂。我则认为韵是诗歌灵魂。

    尹：先生，我曾请教尼赫鲁大学前任校长K·卡布尔先生和贵校英语研究生系主任D·S·米什拉先生，他们都强调印度文学理论应该用来评价印度和西方的文学作品。您对此作何评价？
    塔：他们是对的。我们的梵语诗学具有普遍适用价值。我们的心智建立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上。为什么不能运用我们自己的诗学理论于批评实践呢？

    尹；先生，您自己有否这方面的实践？
    塔：当然有。1990年，我曾运用味（Rasa）论和韵论去评价印度作家R·沙哈的诗歌《沉默的喧闹》。1995年，我运用庄严论中的“褒贬”论分析印度短篇小说《骄傲的女人》，还运用庄严论中的“自性描述”法阐释小说《令人敬佩的女人》。今后，我还想用梵语诗学理论去评价你们的中国诗歌。

    尹：先生，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部分印度学者说，西方诗学不具有普遍运用价值，因此不能用来评价印度文学。也许，西方学者会问，为什么只有你们梵语诗学能够普遍适用于西方文学的阐释分析中？你们怎么能将味、韵、庄严、曲语(Vakrokti)、合适(Aucitya)用来评价西方作品？
    塔：我曾经告诉你，每一诗学理论都有两个方面。其一，每一诗学与其文化紧密相关，其中一些理论只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其二，每一诗学都有普遍适用的成分。梵语诗学中的某些东西不能用来阐释西方文学。梵语诗学认为，戏剧和小说应该有令人快乐的结局。西方诗学强调悲剧。因此，我们的某些诗学概念不能用在希腊悲剧的批评分析上，但其它理论如味论、韵论等可以运用之。还有，梵语戏剧形式多样，它有多幕剧 (Nataka)、独幕笑剧 (Prahasana)和独白剧（Bhana）等,有些剧种在希腊文学或英语文学中很难找到。我们不能用印度戏剧形式来衡量西方戏剧。风格(Riti)论经过一些调适也可运用。毕竟，风格论有关语言的使用，而梵语与英语、希腊语存在某些结构上的差异。总之，每一文学理论中的本地成分只能用来评价自己的文学，如印度文学的大诗(Mahakavya)，但每一文论中其它成分却具有普世价值。你可以运用它来阐释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每一种文学。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一切。我热爱印度。我推崇印度梵语诗学。但是，我们是世界文学研究者，我们不应当只为梵语诗学自豪，我们还应该学习其它语言的诗学理论。就个人而言，如果条件允许，我还想学习中国的文学理论。

    尹：先生，在我们中国古代戏剧里，幸福的结局也屡见不鲜。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古代戏剧与推崇悲剧的西方戏剧也有差别。
    塔：为什么？因为西方人的精神里出了毛病。他们挑战世界万物。东方人认为人生短暂，而世界美妙无比。今生今世，我们会遇到悲苦不幸，但人们最终会接近神灵或成为神。 因此快乐遍布世界。我们认为，幸福就在内心而非外部世界。相信内心幸福的人会无处不乐，而寻乐于外部世界者会招来麻烦。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人相信欢乐来自内心世界。我们认为，人只是宇宙大千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因此，他须得成为茫茫宇宙的一个谦卑的哈努曼（Hanuman，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一个神猴）式的角色。在西方，人居于中心，世界为他所需。人欲操控整个世界。我们深信人应该向世界谦卑虔诚而获得心灵愉悦。西方人不信这一套。他们想让世界为己所用，于是问题便接踵而至。你有你的原形(Svarupa)，我有我的外貌。如果你欲变我为你，或我欲变你为我，就会产生麻烦。欧洲悲剧中的主人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想改变自己命运和世界秩序。他们幻想改变生命的价值。这不可能。我们应该保持哈努曼式的虔诚天性。这便是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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