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人Melissa Tuckey对杨子的书面访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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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issa:文化大革命对于语言和诗歌产生了怎样的冲击? 杨子:“文革”对于中国文化的颠覆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即使在“文革”将所有的人性化表达都扼杀了的时候,也有几位诗人写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 今天,仍然能听到“文革”的声音,闻到“文革”的气息,但那已经是坟墓里发出的声音,坟墓里散出的气息,被更多的人所摒弃。至于一些人意识深处的“文革”的阴影,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铲除的。 对于卷入信息高速公路的孩子们来说,“文革”已是遥远的过去,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流行文化和网络文化的过于强大的力量。没有一个正常的文化生态,没有伟大经典的熏陶,没有个人的体验,我们的审美,必然是狭窄的,随大流的,我们的表达,必然是碎片式的,废话连篇的。 Melissa:你在你的作品中描述了消费文化的扩张,以及对于立即获得回报的贪得无厌的需求。消费文化对中国的艺术或诗歌鉴赏有冲击吗? 杨子:1980年代,中国诗人拥有无数读者,他们是最骄傲的一个群体。没有互联网,但是他们的作品可以抵达最遥远的地方,即使是荒凉的边疆小镇,也有人在朗诵他们的诗篇。这样一种荣耀足以抵消他们在物质上的贫困。那时,中国人都不富裕,诗人的贫困也不显得格外刺目。 19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变。当这个国家变成一列高速运行的经济列车的时候,当所有的人都开始热衷于谈房子,谈汽车,谈股票,谈项目的时候,诗歌这个曾经的明星被经济巨人挤到舞台下边去了。诗人没有资金出版自己的诗集。更糟糕的是,许多优秀的翻译诗集也无法出版。这样,我们立刻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诗歌的市场越来越萎缩,而诗歌成为一种完全被忽略不计的东西。 我不知道艺术家的陡然富贵对于大多数诗人的刺激是怎样的,但要让他们在如此巨大的落差面前心如止水,不动不摇,是困难的。他们多多少少有些分心。他们早已不指望诗歌改变他们的境遇,又必须改善自己的境遇,不得不做很多别的事情。这固然是一种自救,却意味着无穷无尽的分心。这种分心对于诗歌当然是有害的。 里夫金在《欧洲梦》里批评美国人,说他们渴望一夜成名。这大概是消费社会的一大特征。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同样发生了。这种心态对于中国艺术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多多少少让中国艺术家屈从于国际趣味,屈从于市场需求。他们的嗅觉越来越灵敏了,这灵敏针对的不是心灵,而是国际的行情和策展人的方案。一开始或许还有创造,还有一种与政治构成张力的野性的力量,但是太多的复制,太多的批量生产,已经令人生厌。 Melissa:全球化对于你的写作和思考产生了怎样的冲击? 杨子:我翻译过美国印第安诗人的作品,我喜欢爱斯基摩土著艺术家的杰作,我一点也不认为安迪·沃霍尔比他们更伟大。我不知道全球化最终是不是真的会消灭那些色彩鲜明、源头古老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民国时期,看戏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人们也能看到最新的美国电影。那时的中国有一个比现在丰富得多正常得多的文化生态。现在,更多的消费品涌进来了,哈里·波特成了孩子们追捧的巨星,高中生紧盯着 NBA ,眼睛眨也不眨一下。但是对于戏曲和民间文化(比如皮影戏、杨柳青年画)甚至中国最伟大的艺术门类——书法的热爱,已经是极少数人的事情了。 早在唐代,长安(今天的西安)是一座最具国际化色彩的大都市,那时中国是完全向世界敞开胸怀的,那种与远方的融合,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文化。我一点也不反对那样的国际化,但是那样的国际化,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未必是一回事。那时的中国充满了自信,有能力消化外来的东西。百年以来的中国,一直是世界各种思潮和流派的跑马场。中国当然从这种接受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实现了方方面面的进步,但是也有很多消化不良的情况。之所以不能很好地消化外来的东西,是因为在腾空了自己以后,我们变得无比虚弱了。 今天,2009年2月9日(北京时间),51届格莱美奖在纽约出炉,中国人不用等到2月10日,便可以看到颁奖的盛况,通过下载听到获奖的金曲。信息是无比及时的,供应是空前丰富的,但最后大家分享的,永远是惊人地单调、可怕地集中的几样东西。应该有更多人去做更多自主的选择,而不是被工业流水线所宰割,被权威机构强行灌输,这样的灌输培养出的趣味,正哄骗着我们走向愚昧的一致,铲除了多样化,最终让我们的眼睛、舌头和耳朵失去判断。 Melissa:在当代中国,艺术家和作家的生存困难到什么程度?艺术会获得何种支持? 杨子:没有几个当代中国诗人可以靠诗歌养活自己。他们要坚守诗歌这样一个光荣而清贫的事业,惟有靠着对诗歌的热爱。在古代中国,一个人写出优秀的诗歌和上好的文章,很可能意味着他的世俗道路从此四通八达,他可以靠着诗歌去做官,可以凭借文章去当幕僚,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重创了传统文化,却没有如愿地建立起崭新的文化。在一个根基深厚的国家,要连根斩断我们与从前的一切联系,借用舶来品建造全新的文化,这本身就是可怕的妄念。随后的“文革”,更是令所有的传统粉身碎骨——近百年来,我们就活在这样的粉碎当中。紧接着,在我们远远没有将我们的情感和理智调节到正常状态的时候,全球化来了,商品经济来了,收视率和发行量来了。今天诗人和诗歌的落魄,是对我们杀师灭祖的一种报应。 一些坚持多年的非官方诗歌奖对于当代诗歌的支持是非常宝贵的。但互联网或许是更重要的支持。从前,中国诗人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作品,或者在民间刊物上亮相。有了互联网,他们随时可以把自己的作品贴到网上。困难的是,他们能否经受得住大众对于诗歌的长时间的冷漠。没有谁希望自己的声音仅仅是对着宇宙黑洞发出的,没有人能忍受长久的自言自语。 杨子简历: 1963年生于安徽。1984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去新疆工作,现居广州。 作品: 诗集《灰眼睛》(自印,2000) 诗集《胭脂》(海风出版社,2007) 译诗集《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译诗集《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译诗集《盖瑞·斯奈德诗选》(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译著 《驼队》([瑞典]尼尔斯·安博特著,收入“新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有关当代艺术的专著 《艺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评价: 杨子的诗就是要表明他与现代性这头巨兽正面搏击的勇气,以及对那些轰轰烈烈的现代性进化行为做最无情的鞭笞和嘲弄……与那种对批判题材偶一为之的诗人不同,杨子对这种现代性恶果持续性的感受和写作,构成了他的诗歌事业和生涯。我甚至敢说,他的傲慢与偏见,固执与坚持,就是这类诗歌得以延续繁殖的重要基因。 ——诗人柏桦 在当代中国诗坛上,杨子是少有的能将这个世界凝结为一个重大意象的诗人之一。神秘的大鸦在杨子的头顶飞翔代表着他所面临的世界的面貌,虽说意象的发现还不算最为精彩,但我感叹的是他凝结意象的毅力——一个诗人的毅力和长期凝视黑暗的忍耐力,我认为是当代诗人最为珍贵的品格。 ——诗人梁小斌 诗人把真理的片断从现实的连续体中分隔出来,诗人把心灵的奇迹从一个时代中爆破出来。他们呈现的历史不再是封闭的、直线的、同质的,而是对人类良知那种神秘之物的凝视。诗人撰写的这部历史既包含未来,又让我们重获过去。杨子的诗集《胭脂》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品格,它不对生命删繁就简,它不携带虚假僵死的官方记忆,它更不会忽略那些时间中失败的事物、那些被伤害过的事物…… ——诗人叶匡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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