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雁北20周年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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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精神总是以遗产的形式呈现 雁北诗：“白天把幻想缝进一只枕头，夜晚枕着它入睡” 雁北以理论家自居。我俩对舌尖上的中国感觉各异,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好几天谁也不尿谁。我常常因为偏激而丧失理性，他从未放弃过那个有点儿像钓鱼岛的“有意味的形式”。现在他输了，双方达成了共识。我希望某些领土问题也能如此解决。在一个理想坍塌的年代，因为亲眼目睹了莫言——即不说话的好处，我渐渐学会了沉默，但总有一天，我会把真相告诉死者。 1986年，雁北29岁，他不顾我的劝阻，在《草原·北中国试卷》发表了现实主义长诗《黑马》。这首诗的语气让人想起古代的玛雅人。诗前有一段小序反驳自己：“我坚信纯诗是理想的艺术境界，譬如舞蹈，并不是要舞向什么地方，舞之蹈之，这本身就是目的。诗也如此，诗之外并无其他目的”。 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针对《诗选刊》作了大量点评，试图化整为零，进一步强化这一理论框架——借他人之美酒，浇心中之块垒。鉴于其观点久已湮没无闻，有必要撮其要点，留给将来： “诗人的追求：一个诗人毕生的修养和追求无非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培植一个独立的丰富的情感，另一方面将情感转化为不同一般的形式。怎样才能避免诗人为摆脱急功近利的积习，却逃避矛盾对抗和社会责任，避免诗人为了防止再发出急迫、刺耳的声音却发出软弱无力的声音，避免因追求形式的美好而丧失伟大的灵魂？诗歌既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表现性形式——不妨称之为灵魂的形式。这个灵魂绝对不是可以逃避尘世、清净无为、吟花弄月的。相反，这个灵魂是博大的，爱、同情和关怀的，正直的、敏感的、含血带泪的”。 “荒诞是对事物本来样子的变形和扭曲。我们身边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危机，因熟视而无睹，而当其扭曲变形时，强烈的陌生感就使我们真正看到了那熟悉却又未被人领悟的东西。荒诞与幽默共生，却又不同于幽默”。 “艺术是人类从形式方面对世界的认识。味因淡薄而持久，趣因单纯而凝重，意因明澈而久远。诗如酒浆，去水之寡淡，存水之清澈，方为上品。诗的品质就是诗人心灵的品质”。 “纯粹的形式：那个奔腾跳跃的人转而舞蹈了，呐喊的人转而歌唱了，摄像师转而绘画了，一个富于煽动性的喇叭，开放成一朵会谈话的花朵。此时，诗亦由昂奋转向平和，由粗粝转向温润，由庞杂转向简朴，由浑浊转向澄澈”。 “蒙昧的写作：或一味模仿，或专事评判，或沉溺于任性的发泄与嚎叫，或热衷于构筑无指向的幻想、直觉的迷宫。的确，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有着多种功用和价值，而其本质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审美形式，离开了形式，一个艺术品就不复存在，而不过是一种一般的意识形态……”。 《诗选刊》1987年第10期刊登姚振涵组诗《感觉在平原上》，同时配发雁北诗评《向纯诗升华》。在这篇文章里，雁北第一次小心地为纯诗下了一个朦胧的定义：“诗的语言是一种审美感情的载体，语言因此而成为目的之一。如果诗的感情是纯的，而诗人又无意于在表现过程再设波澜，直接倾注于情感的表现，那么这诗大概就接近于纯诗了”。 下面两段话，颇能见出雁北当年讲话的神态：“我国当代的乡土诗人，似乎有三种前程可供选择：或者不厌其烦地展示他手上的老茧和脚上的泥巴，或者花里胡哨地粉饰那些风雨飘摇的茅舍，或者干脆作隐士状，却在襟肘之间，露出发育不良的瘦骨来。”“事物本来的样子还不是艺术的真实。体肤所触、肉眼所见，只能知觉事物的外观，这不是一种审美感知。艺术的真实则依赖另一种方式，即审美感觉。这是心灵对于对象的体验、感悟。与精神无关的物质是没有意义的，是僵死的，只有人的主观精神参与其中，经过精神点化与激活，物质才有生气和意义，才能进入审美创作。” 《诗歌报》1987年7月6日头版头条刊出他的长篇诗论：《晦涩：创作和欣赏活动间的人为阻隔》。文章属意高远，词锋锐利：“80年代的批评界关心新诗潮的似乎只有两个批评家，一个是以庸俗社会学的方式无情地捧杀，一个是以庸俗进化论的方式无情地棒杀，一个是理论陈旧得无知，一个是主张新鲜得无理。时至今日，关于新诗潮，关于新诗潮的重要群体，关于重要的青年诗人和重要作品，从文艺美学的角度，从艺术形式的角度，公正的中肯的细致精当的批评寥寥无几。言是者绝少言非，言非者亦不言是。第一代诗人功成名就，无人道出功在何处；第二代诗人进退维谷，无人指出非在哪里；第三代诗人自生自灭，是非都无人理会。诗人们期待的是第三个评论家，快些出来说话！” 这篇文章是雁北诗论真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1987年第11期《草原》刊发其诗论：《诗歌的三大类型》。文章以5000字篇幅“企望比较准确地理解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诗坛一系列激烈争论的实质性分歧”。他提出：“形式是诗歌的形体肌骨结构，是可感的实体，而意味则是诗歌的血液和生命的活力，是诗歌内在的思想情感的动机。纯诗类型的诗歌无意对现实生活进行模仿和再现，也不以评判现实生活为目的。它并不逃避现实，只是对现实取超越姿态，创造与现实相对照的幻象世界，以美的法则建筑诗的世界，是诗人心灵的幻象，这个幻象依赖诗的形式而成为实在。现实世界的美满或缺憾在与诗的世界的对照中显示出来。它把情感思想和动机转化为艺术形式，而不是像评判类型那样，把艺术形式仅仅当作情感、思想和动机的载体、容器，当作包裹内容的外壳”。 1988年12月，包头青年诗人协会《新诗报》“内蒙古青年诗人大展专号”刊发雁北述评：《人们一定愿意倾听诗人的声音》。他指出：“作品精神的伟大与狭隘，见识的深刻与浅薄，人格力量的强健与孱弱、洞达与麻木，形式的因循与创新，都是决定作品艺术价值的系列参数。诗歌既不能成为实用的陈设，又不能提供官能享乐，于是只能具有马尾巴的功能，这便是诗人的命运。然而诗人的命运不会就此了结。将来有一天，更新的一代人将会冲破父辈文化浅薄庸俗的智力空间。当拜金主义和性与暴力的故事再也不能吸引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定愿意倾听诗人的声音，诗的时代便会重新到来。寂寞一些没什么了不起，诗歌创作本身可以构成无法企及的生活方式。假如我们有能力完成真正的艺术创造，不为社会承认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精神总是以遗产的形式呈现”。 1989年10月，诗人独桥木约他为《北中国诗报》创刊号写一篇诗论，他拒之曰：“为人三十有三，学诗十年有余，受到熏陶，受到陶冶，到头来心胸不曾豁然开朗，反倒越发昏暗悲凉起来，坏了无智无识和平拙朴的心境。早知如此，当年卖茶蛋去了，何劳今日搜肠刮肚拼凑诗论？诗论诗见是谈不出了，所幸天有明镜，人有良心。少一些诗论诗见，也误不了大事情”。——此文很可能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理论宣言”。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1994年，我为他写过一个诗评，并选编了他的几首诗歌，发表在当年笫三期秋风主编的《这一代》杂志上，题为《不可能的境界》。刊物出来时，已到了他的周年忌日，正好用来祭奠他的亡灵。重读19年前写下的文字，除了几个错字，几个标点，我无须修改任何观点。为什么要修改呢？一列火车在旷野里奔驰，有人调换了座位，但这绝不会改变列车的方向。限于篇幅，只能摘录数行： “我在认真阅读了雁北的全部诗歌后得出了一个令自己深感不安的结论：诗人的肉体与灵魂纠结着一场殊死的搏斗,任何一方的胜利都必须以对方的死亡为代价。最终,诗歌战胜了亲手哺育过自己的诗人”。 “不管怎么说,诗人已经死了。我在另一篇永远不会发表的文章里说过,你曾经向往天堂的生活,今天你正好到达了那里。诗人的消失比庸人更快。啊，上帝是公正的，他知道，一个诗人消失了，他会留下更重要的东西。比起庸人,他至少留下了美妙的歌声，悲哀的朋友，和他给世界造成的一片空虚”。 七、遗物：一本黑色笔记 雁北诗：“过去的雄心沉入河底，喂肥了青蛙和鲈鱼“ 因为体弱多病的缘故，雁北死去的消息，一直瞒着他的母亲，只说是出国去了，一时回不来。我曾几次去看望他的父母，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家，一个拉着我的手，询问儿子海外可有来信；一个溜进里屋，怆然无语。这样一瞒就是多少年，因为残忍，我终于失去了撒谎的勇气，再也不敢去了。 某日，雁北兄薛向泽将一个黑色硬壳笔记本交给我，说这是雁北的遗物，希望留作纪念。我把它放进书柜深处，很长时间不敢打开。直到去年，为写这篇回忆，我才取出它，拂去上面的老尘。长夜里，点上一支烟，从现在走到从前，一眼看就看见这篇《微不足道》： “停笔就要有一年了，心里总是有些发毛。时间飞快地过去了，不写怎么办？可是总写不出东西来，没有一点儿心境。心里整天灰灰的，雾雾的，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打不起精神来？细细地想，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就像细细的尘埃，静静地悬挂在周围的空气里，既不足以遮挡视线，又不足以让人窒息，却足以毒害人的心绪。 “都是有关个人得失荣辱、是非曲直的事情，一件件接踵而来，总是挤入胸臆之间，却受到我理智的长期抵拒。总是想方设法将他们挥斥而去，总觉得一个诗人，应该不受俗念的摆布，应该有更开阔的胸襟、远大的目光、崇高的境界。然而在日常生活密密匝匝的尘埃之中，伟大的情感之光已很难照射进来，想象的翅膀潮湿而沉重，再难飞翔起来了。 “1987年底，《诗选刊》的停刊是一个不祥之兆。在这以前，我在这个刊物上倾注了大部分精力，只有两名编辑支撑这一摊子事业，当时觉得苦不堪言。但现在回想起来，办刊物的四年无疑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生活得最充实的一段时间，它使我的热情和精力有倾注之处，使我有一个实现生活价值的机会，使得我与周围最浓的尘埃之间，竖起了坚厚的屏障。但当这个刊物最轻率地被指示停办，我才发现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居然如此脆弱，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是何等弱小。全国各地诗人、读者、同行、朋友惊诧的询问雪片一样飞来，他们越是痛惜，我便越是颓唐。 “愁烦之余，只好给自己打气：手里还有一支笔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现在终于有时间写一点儿东西了。一年多过去了，稿纸上只有散落的灰尘。本科文凭、六年工龄、已发表的厚厚一摞作品、作协青年诗人头衔,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居然换不来一个中级职称。寄出的个人诗集,90万字的《新时期诗选》,不出一个月，全部告吹。 “所有编辑都停止抓印数少的选题，什么印数大？涉三的、看相的、淫盗的、算命的。我没有这种低贱的兴趣，那么对不起，在出版社，你是多余的人。你所珍爱的已失去价值，你所鄙夷的身价倍增。手中那一支笔呢？要它何用。你之所长无人赏识，你之所短正走红运。1987年成拆迁户，一家三口拆散三处,夫妻各住娘家,女儿送长托。20个月后分到一套楼层最差、设计最差、阳台下陷的旧楼房。找来国务院有关拆迁文件,却如何动摇得了组织决定？妻子在新居长了冻疮，女儿在新居患了肺炎…… “是的，你所述说的这些，都是些小小的、个人的、微不足道的荣辱得失，根本不值得写在纸上，更无理由印成铅字。既然你心胸如此狭隘，目光如此短浅，觉悟如此低下，丝毫不懂卧薪尝胆、任劳任怨、头悬梁锥刺股；不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不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又如何敢降大任于斯人？ “诗人由何等材料构成？请去调查钢铁是怎样炼成：他必须被埋没，被尘封，被窒息，被粉碎，被焚烧，被捶打，被挤压，被切割，被锯，被磨，被钻，被锉，被冲撞，被丢弃，被腐蚀，被践踏，直至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死而复生，从土中萌发，从水中升华，从火中涅磐，你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 笔记扉页题罗丹名言：“在做艺术家之前，先要做一个人”。这伟大教导的背后是几十首未曾发表的短诗，题“雁北的诗”，多数作于1980——1981大二大三期间，包括《住口》（并非让罗丹住口，呵呵）《泥泞的春天幻想曲》《阴郁的森林》《壮工的愤慨》《宽容些吧》《致某某先生》《给我未来的爱人》，等等。笔记最后一条记于1992年12月23日，只一行：“付某某某《性爱古今谜》编辑费500元”。 有一首《无题》这样写道：
我给马儿解下缰绳 另有仿刘禹锡《陋室铭》一则：“身不在高，有骨则雄。室不在大，有诗则宏。斯是陋室，慰我愁心。三冬暖气冷，四季北窗阴，谈笑无妻小，往来影随身。可以品紫箫，试青锋。无娇声之乱耳，无升贬之劳神。南国流浪子，北地自由丁。孔子曰：不亦乐乎”。 啊，雁北，我的好朋友！小时候，你问乡下的外婆：“萤火虫和太阳，哪个更亮”？ 19岁时，你向往过大海：“我一生最爱听流水喧响，看那飞瀑，为自由一跃千丈。我一生最爱听流水喧响，是为了走出峡谷，走向海洋”。24岁时，你追求过爱情：“我采来一束挂露的喇叭花在唇边，向太阳吹奏了一遍又一遍。今天，终于传来了四野的回声”。36虚岁时，你在这个笔记本上，留下了最后一行诗句：“我就像一条丝绒，穿过针眼，走过多半个世界；或者像水，像城市里的水，沿着钢管痛哭……” 啊，雁北，我的好朋友！你说过：“我一生只为了写好一首诗,这一首比雪山更崇高,比飞鸟更自由,比露水更纯净,比闪电更锋利”。 你看，春晚了，夜深了，连死人都要睡了。
我熄灭台灯，一轮残月，静静地挂在天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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