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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里的问答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2013-08-27 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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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世》里的问答
　　——关于文学的聊天
　　
　　黄孝阳  陶林
　　
　　陶林：如同问一只鸡为何要下蛋，尽管很蠢，但千万个读者依然会有千万种这样的好奇，就是追问你写一个东西的动机，为什么要去写。追寻写作动机这件事，其实充满了趣味，我看来包含了作品三分之一的意义在里头。你看，鲁迅这人就特别爱晒自己的动机，为何从文，为何写这篇小说那篇小说，等等，比他的作品本身还要头头是道。我看来，一般人写点啥的动机有两种，一是价值驱动，取悦某人，挣稿费、版税，或者追求艺术史位置，弄清楚一些问题等等；二非价值驱动，弄不清楚一些问题，自我娱乐，纯粹写着玩，乃至泄私愤都可以。而还有一些小说家，在此之外，有别的动机，诸如精神越狱，精神起义或者精神犯罪，往别人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去。所以，你怀有何种动机，为何想起来写这部读来似乎很遥远的《乱世》？
　　
　　黄孝阳：严格意义上，作品一旦完成，便是天上的星辰，自有其意志与命运，作者与读者都是星空下的“渺小的人”。对写作动机的讨论，属于阐释学。它有利于重新建立起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联系，赋予作者“神之子”的意味。写作动机就跟被刨掉的木头碎片一样，属于广义文本的一部分，是所谓的“因”。“因”与“果”的连接会满足许多廉价的好奇心。事实上，如果把作者比喻成母亲，把作品比喻成孩子，对孩子更可靠的评论往往来源于训练有素的独立评论家。

　　在母亲眼里，哪怕是一个瘸腿孩子的那条“瘸腿”都必定具有某种接近自然的神圣属性，比如“上帝让他瘸，就是为了他能看到一个倾斜的世界。”坦率说，再诚实的作家，关于其写作动机的宣称都是不诚实的，都只能被视之为进入文本的一条路径。因为读者一旦相信了他的写作动机，他所撰写的文本价值必定要大打折扣。

　　我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我说过一句话，“对传统与现代性的分别阅读，对科学与文学的同时热爱，对儒释道乃至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好奇，这些不同的知识结构都在形成‘我’，不同的‘我’。它们在大多数时候互不兼容，会在我脑海里大打出手。”我的写作动机究竟出自于哪一个“我”的意志，或者是“哪些‘我’大打出手后的结果”，我不能确信，我不是神，我也不想发出这种确凿无疑的声音——尽管它们能煽情，能在这个消费社会俘虏许多颗迷茫的心灵，犹如口号。但它们是鲁莽与轻率的。我只是言说可能。

　　为什么书写《乱世》？我在跋里说，“因为痛苦。”这不应该得到百分之百的信赖。跋并不是因，至少，它不应该是全部的因。它只是“那个刚写完《乱世》的‘我’在那一刻的情感溢出。那个‘我’还沉溺于文本，在难以自拔的伤感与绝望中。”今天，我再回想撰写《乱世》的动机，视角会更加多元。比如，我自认为是一个有文学才能的人。我想证明这一点。所以它显得很奇怪；比如我渴望得到智性与德性双方面的奖励。智性方面，我试图邀请读者与我对奕，我在文本中留下了足够多的草蛇灰线；而在德性这块，我通过某几个人的价值判断，给出了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就像我在文章中说的“我们可以对一些问题避而不答，但我们必然活在对这些问题的某个回答里。”又比如说，你所讲的这些写作动机在我体内全部存在。因为“我”是人类之子，这人世的所有，千万年的光阴，一起凝聚了这个“我”，有最世俗的渴求，也有最形而上的追求。
　　
　　陶林：在我看来，《乱世》里故事的结构其实也很简单，一个想法很多的编辑，与一个眼光毒辣的朋友碰头。老编辑提供给他一个自杀女人的小说作品，在这个作品，里一个叫无果的抗日英雄，在苦苦探寻自己兄长无因的死，结果他将把自己也搭进去。这太像一个有趣的寓言，又像是一个循环反复的童谣，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关于小说的具体情节，我不想剧透太多。在文本之外，我的几个疑惑如下，作为记录虚构事件的证人，你能回忆一下那位自杀的女作者姓甚名谁，何方人士，芳龄几许，胖瘦高矮，已婚否，嗜好吃辣还酸，几个闺蜜，职业简历，是否是谁的情人、小三之类等等？她为何必须用死，来成全她的作品？
　　
　　黄孝阳：我很喜欢你说的这个“循环往复的童谣。”从童谣这个角度来观察这个文本，会让那段历史有着异样的洁净度。它残忍，天真，血腥，犹如老虎在光阴的悬崖峻岭间跃出。在上帝眼里，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可能就是一曲“循环往复的童谣”。

　　童谣是血腥的。前些年有本禁书，桐生操的《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那只是对血腥一种哗众取宠的叙事。真的血腥，在“杨花落，李花开，十八子，坐王台”这样的童谣里。古往今来，社会崩坏、王朝更替时，必有这样的童谣先提前登台表演。它们拥有种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形式，是谶兆、谶书、谶言。童话也是天真的。它不掩饰自己的本能，渴了就想吃，困了就得眠。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手机、互联网、GPS，但对名利的冲动与几千年前毫无区别。

　　应该说《乱世》相对于我近期的其他作品，尤其是《旅人书》，结构要简单。对我来说，每个小说都是一幢建筑。我喜欢去尝试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中国古典园林风格，西方哥特式教堂，国际上现在相对流行的概念式建筑。我喜欢星空。每颗星辰都应该有不一样的形态。“我”心深处自有星空与浩翰。为什么它是简单的？因为人要能做加法，也要能做减法。小说也是这样。《旅人书》已经足够复杂，我得退回来。退一步，或许就看见自己的一只脚原本已踏出悬崖——不是恐惧从悬崖上摔得粉碎，而是意识到自己站在悬崖边，自可以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至于这个自杀的女作者是谁。我想说它是所有文艺青年魂灵中的一个“我”。人都有他的挫败，也都有他的骄傲。这个女作者即是“挫败感与骄傲”的总和。而对于写作者来说，自杀是一个很严肃的无法逃避的哲学命题，这就像人世一样，无谁可以置身其外。一旦一个写作者登上层楼，能够看见“这楼之高不知几万里，以及楼之底部无数众生如蚁”，那么他必定要去克服从楼上一跃而下的冲动。

　　人有两个本能，一是求生，二是趋死。我们一般不讨论第二种本能，是因为恐惧。写作者，比普通人更能觉察到这种恐惧感与无能为力感，更能觉察到“死不仅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意外”。死，潜伏在人的体内，随时跳出来，把鲜嫩可口的我们一口吃掉。坦率说，相对于继续登上层楼的难度，或者就在这三层楼上作布朗运动所诱发的无聊与虚无感，做出肉体清零的选择是理性的。只是这理性大多数时候会被世俗伦理击退。

　　我可以用一百万字来回答你关于这个女作者芳龄几许等问题，这就是另一个小说。我对写这个小说也没有兴趣。我知道把它写出来也会不错，还能赢得更多的青睐与掌声。但这没有难度的。因为难，才好玩。四处偷师拜艺渴望某日能向一个高手挑战，总比仗着自己多吃了几碗饭去殴打一个小孩，会更有意思一点。

　　这里再讲件事。大约八年前，我在南通市文联做临时工。一个炎热的中午，一个老人推开我的办公室，戴着草帽，腰间扎着草绳。他递上一部书稿，又从拎着的蛇皮袋里捧出一只瓜。他说他是如东的，在外面卖瓜，看这里是文联，就来请教专家这部书稿有无变成铅字的可能性。他说他写了一辈子。床铺底下都堆满了。我看了半个小时，给了自认为诚实与负责的回答。我让他把瓜带回去。他很茫然地看着我。他脸上的皱纹就跟罗立中那张著名的《父亲》一样多。他把瓜带回去了。我在办公室又坐了一会儿觉得气闷，便出去散步。文联的对面是公园。中间是条小河。在不远处的一块柳荫下我又看见了他。他不是卖瓜的。他是专程来文联的。他背着对我，坐在土坡上哭。哭声不大。就跟刀子一样在我心里来回捅着。

　　那时，我就反复在想：我与他有什么样的区别？换句话说：我与那个跳轨自杀的女作者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们都是一样的。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得这个奖那个奖，人模狗样地坐在台上发言。但我知道，我与他们都是一根藤萝上结出的果。
　　
　　陶林：兄所讲述的故事很令人深省，但另一种可能，是我们写下却沉默的稿子一点不比老那位老先生少。考虑到诸如曹雪芹、王小波这样的先生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理当泰然处之吧。写作，就像是自我修炼的一个过程，很苦，很熬人，但明心见性——我印象中，这部长篇小说是你第一部写民国时代的作品——当然，它是架空的。号称借着小说中人物之手写出的，也就是那个交了三分之二稿后自杀的女人。你觉得为何非要这样操作，是否有用技巧，推卸作者责任之嫌，写不好，是那个虚构中自杀了的女作者的事？——呵呵，我当然知道，不是这样，你干脆直接从刘无果到南坪去破案写起不成么？非要绕这样一个大弯，虚构之虚构，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解释。解释不了，我就强为你解释了。那样，误读就会产生了。
　　
　　黄孝阳：这个小说话若直接从刘无果到南坪写起，写得再好，再怎么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无非是《让子弹飞》。那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模型，可惜别人已经说过太多次。我想做出某种程度的改变，让现代性进入文本。这有双重进入。一是，结构上的改变，让作者与读者都习惯的叙事路径，呈现断裂，犹如量子跃迁，从一个大家耳朵都听起茧的套路中跃出，跃至一个广阔丰饶处；二是，价值观的呈现。尽管时隔百年，但困扰当时人的问题，依然在困扰着今天的我们，只不过是以另一种面貌出现罢了。这种结构是好是坏，不由我说了算。但我想大家多半会认同，这是一个悬崖边起建筑的景观。事实上，它与许多“借着小说中人物之手写出的作品”有很大区别。我在这里重复一下文章里的一段话：

　　她好像是试图让文本从“人之命运”的维度（而不是蒙太奇、拼贴、元叙事等现代写作技巧），摆脱单纯的线性，形成复杂的旋涡。而要理解这个漩涡的异乎寻常，就需要读者摆脱过去的阅读经验，不仅仅是去理解“它说了什么”，还要能调动更多的智力与耐心，更深地进入到漩涡中，去重新连接，乃至于想象人物关系、因果变化，对现有这个叙事过程所拥有的种种维度，再做出只属于“他自己”的呈现与阐释。她所留下的就是一个开放文本。我这个朋友写了他的第二十一节，其他读者也照样可以勾勒其他可能，所谓“艺术品是一种根本上含混的信息，即多种所指共处于一种能指之中”。

　　我是江西人。江西龙虎山有一个悬棺。我曾在百仞绝壁下的竹筏上眺望墓葬群。我不知道古越人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安葬先人。这是一条最难的路。但他们选择了，而我也得以在二千五百年后看见了这样的风景。
　　
　　陶林：非常想和兄一起面壁百仞之上的古棺，那真是古人跨越死亡的行为艺术。我突然觉得这个莫名自杀的女人，或许象征着我们谋杀掉的历史本身。你写作时候不知有无意识到，这个自杀的女人有可能活进小说里，活成了周怜花，有可能是那个隐形的主角刘无因。但我还是觉得黄兄在这个虚构的“原作者”身上费力太少了，只是想把她当成你个人意见的传声筒，我觉得这对她而言是不公平的。若问她如何死的，如果你不给我一个过硬的说法，我觉得，某种意义，就是被你谋杀死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环，那么，她在自己写的小说里，也有可能深怀蓄谋地杀死了刘无因，局中局，谜中谜，案中案，这是这部小说有趣的一个环。我想听你自己就小说本身谈论谈论，它的结构。
　　
　　黄孝阳：你这个连环谋杀的提法很有意思。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构？这应该属于潜意识的范畴，理性对此无能为力。曾有人批判我的小说设计感太强。我在一个访谈中有过反驳，说“这人眼所望处，无一不是设计之美。即使是那自然，也是因为人的眼，具有了神圣属性，成为风景”。但有些东西不可以设计，比如元素。我也不没法子一个猛子扎入潜意识的深渊，去捕获几只深海怪物展览在公众眼前。那是上帝干的事。事实上，这里还有一个测不准原理。就算我机缘凑巧瞥见其中一只怪物的片甲只鳞，但当我试图测量其体型时，它已经发生改变，不再是原来那只。这是极细微处的图景，难以言说。如果我能说清楚，我也就能解释人脑，思维的起源，彼岸，以及关于人与上帝的一切。

　　前些日子看了一本书，《光荣与梦想》，是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历史的一张恢宏画卷。掩卷后想起一个问题，若罗斯福没有成功就任美国总统（他第一次当选的过程可参考《无间道》里的黑金政治；第二次连任要感谢朗格这个总统宝座强有力的争夺者被人暗杀——罗斯福有嫌疑），美国与世界的历史会怎样？再举个例。医圣张仲景，名何其显；位何其高，所谓“道经千载更光辉”。但若无王叔和对断简残章的搜集整理，以及王洙对一本“蠹简”的发现，恐怕他早已湮没无闻。这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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