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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里的问答(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2013-08-27 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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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过的书，应该算是车载斗量。

　　有一个句式属于特别反感的：“历史已经证明……”。历史能证明什么？谁的身上藏着掖着一个关于历史的绝对客观的形式？人文学科，不是科学，并不服从“1+1=2”。我们说以史为鉴，那是把历史当成经验。但在一个加速膨胀的宇宙里，在一个随机性不断增加的现代性的开放社会里，经验往往就是陷阱。许多学者的史观，总被一个所谓的历史必然性束缚着，或者是蹲在一个经验理性的巢臼里。我更愿意把历史看作一个量子态，是概率在起作用。这种量子观——不仅是方法论，也还是价值观。

　　人的历史，在骰子上滚动。

　　又换句话说，人即一种量子态。怎么来解释这种量子态呢？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要请几千人吃饭，郁闷，跋山涉水去借锅。其间种种犹如《夺宝奇兵》。就来到传说中埋有这样一口锅的山谷，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考虑了一下，决定不醒来，还是把这个锅挖出来。然后我就看着“我”抡着锄头吭哧吭哧干活——居然还想着上前去帮手。然后我意识到一个问题，自己这该有多傻啊。然后就醒了，醒来后怅然若失。

　　说句实话，我至今也没搞明白我为什么是今天这个鸟样。
　　
　　陶林：我注意到黄兄近几年来的长篇写作，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创作折腾史。从《遗失在光阴外》、《阿槑历险记》、《人间世》到《旅人书》，直到要眼下的《乱世》，一部跟一部不相同，每一部都折腾些新空间出来。这其中，有成功之作，如《人间世》，我觉得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经典的反官场小说，我觉得所有抱着自得写官场的人，都可以看看。不过，它的问题和优点一样明显；有效果并不理想的作品，如《阿槑历险记》；也有跳出三纲五常、无可置言的，如《旅人书》（我一直想，探索性强得非同寻常，若非黄孝阳已然很著名，这部书如何能出版）。《乱世》是我很欣赏的一本书，与格非的《人面桃花》不一样的是，它一股野劲，一股生气勃勃的劲头，符合民国的文化气象，同时，它还试图踩踩脚下的泥土，煞有其事的开始一个“从前的故事”。你觉得你心目中的民国时代是怎样的，是恰如如书中那般，还是你看来应如书中那般？
　　
　　黄孝阳：这两年很流行民国范。我有没有受这种风潮的影响？我也想标榜自己是“一头特立独行的猪”（因为王小波，这头猪是具有商业价值的），撰写《乱世》纯粹是因为一个人忧国忧民，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但我脸皮薄，还做不到大言不惭。时代给了人一身血肉，有谁能挣脱得了这个皮囊？再怎样一个入廛垂手，度化众生，那也得先用这具皮囊“露胸跣足入廛来，抹土涂灰笑满腮”。

　　我心目的民国时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

　　最近大家都很喜欢套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话，“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那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昧的时代……”这些话等于没说，它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是在抒情。但我想说，民国确实是一个“大时代”，那时候的人，哪怕是一介武夫，一名小吏，一位乡绅，也常有大气魄、大胸怀、大信仰，是愿意牺牲，敢以苍生为己任的。

　　我写《乱世》，有点浇自己块垒的意思。

　　今天的人活得太“小”了，甚至都很难说有多少人味了。“人所创造的物”，使众生服从其诫令。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时代的公众，并不比极权时代的百姓，更加富有理性与智慧。同样盲目，甘心被奴役。只要这种奴役能成功激发起他们的崇高感与神圣感，以及内心深处某种想入非非的感受。比如对奢侈品的爱与追求。

　　“乌合之众”，或者说民众心理，是《乱世》想探讨的话题之一，但不是主要的。能从文本中读出什么，这不由我说了算。这本小说，本来叫《民国》，后来出版社的编辑可能从中读出了什么隐喻，就说一定要改书名，不改就通不过。那就改吧。我理解。

　　转抄一段《国民党军统特务训练班班歌》的歌词：“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陶林：哈哈，编辑们都很聪明，甚至太多过于聪明。我非常喜欢黄兄的言论之文，乐见黄兄在文章中天上地下无所不包地侃侃而谈。读起来妙趣横生，是非常精彩的随笔，独一无二。这样的文本其实在《乱世》的前后都有。这种无关真理如何而纵论直观与领悟行文态度，可能你没有意识到这是玄谈或者“清谈”，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魏晋风度。在这样的“清谈”中，兄能表达出的个人思想与趣味，丰沛异常。你有一种特别的本事，就是能把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术语汇合在一起，言论之丰富，常常盖过本身意义。你觉得，这主要取决于你高超的语言能力，还是你的思想能力？
　　
　　黄孝阳：我厌恶八股，渴望坦率行文。我一直觉得以小说家自命的人，要有能力为当代汉语去注入一种活力。好的书面汉语，应该同时包括理性之美与感性之魅。词语犹如细胞，使文本生长如虎。感性之魅，大家都清楚，从小都受着这方面的教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但这还只是一个古代文人的格局；要有现代性。语言的现代性在哪？在工具理性。今天的人，不管他是谁，他的思维都或多或少被工具理性改造过。要正视这个“人”的转变。今天的说人话，就是要说这个“人”的话。要懂得唐诗宋词元曲等人文学科，也要对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略有所知。科学术语有其特定内涵，一说，全世界人民都懂，它不会在“能指与所指”间不断滑动，构成虚无的环。把传统与现代性打通，把抽象的“痛苦”与具象的“刀刺入腹中三厘米”打通，让汉语呈现出一种精确感，同时也使原来被禁锢的术语能够有所溢出。

　　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置于一个开放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价值理性已经是一个众声喧哗的事实，人都在说他的公平、正义，叫喊着他的良心与道德。在现实语境里，我们经常遇到“给我钱就是正义，否则就是不义”的尴尬命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在工具理性上取得一致。也只有先在技术层面达成一致，我们才可能在某些价值层面达成共识——有点遗憾这不是《乱世》所探讨的主题之一。

　　我不认为我有多么高超的语言能力。我有恐高症。对“高超”之类的词语，总是情不自禁地充满警惕。但我必须说，一个作家连文采都没有，就别当作家了，当思想家、教育家都行。所谓文采，说的是对语言的革新与集大成，不是说汉辞骈赋对仗工整。作家要为孕育他的这个文明提供最好的书面表达，探求其可能性。

　　世界是属于语言的。语言不是纯粹的文笔，更不是所谓的堆积词藻。它是对世界的言说方式，就像白话文运动，所承载的是思想，是情怀，是另一种思维方式。要理解世界的意志及其表象，语言是渡江之筏。尤其是在当下，在这个语言被暴力与金钱渗透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探索一种白话的书面之美。

　　至于思想这个词，我只能苦笑了。

　　大家都听说果戈里的《死魂灵》，知道这是作家为“揭露俄国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的吃人本质”写的一本书，又有几人知道果戈里后期的 《与友人书简》——他转而认为农奴制是上帝的意志。一个人的思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根本性的改变，甚至认为年轻时的所著，不过是鲁莽与轻率的热情？

　　又比如刘小枫近期的“国父论”，这究竟是现实投机还是思想衍变之结果？前者好理解，后者让人狐疑。我的一个老师说，要鉴别，有一个法子，这种思想上的180度转向，在逻辑上要求对自我进行清算，转向者要给出具体嬗变过程，不能宣称顿悟，因为这不是在讨论宗教情感。但我也还有疑惑：同一个人的不同阶段是否也能成为孤岛，犹如毁坏的立交桥墩，彼此相望，又无从言说？

　　我只能这样说：一个思想家很难同时成为一个口齿伶俐的演说家。他深知一旦这样说话了，自己就是一个骗子。但，一个思想家，若他掌握了叙事技巧及小说的语言后，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陶林：非常赞同，这就有如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可能没想到，你这样严格地写一个民国案子，拿了民国时代确凿的法律啊，制度啊，规则啊，潜规则，宗法啊，江湖帮规啊、党派斗争等等来推敲一个悬案，这件事，的确没有小说家做过。我们当代作家，除了搞报告文学的，少有对法体制度存有这么浓厚兴趣的。一开始，他们喜欢历史规律（阶级斗争之类），后来就是人性，后来就是抽象的文化。包括民国时代的作家，都不会从最细微的公文状态去看待历史本身。当你在小说里确确凿凿地谈论某一年民国公务员考试题目时，我觉得老兄很可爱。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先锋小说家吗？
　　
　　黄孝阳：关于先锋这个问题，我回答过太多次，都快把这个问题折出一百零八种图案了。我又是一个不大喜欢重复的人。你这是给我出难题。或许也应该是我问你：传统（先锋）在哪里，传统（先锋）是什么。

　　去年，我写的《旅人书》入围2012“南方周末”年度致敬图书提名（文学），李敬泽先生点评，写了一段话“昔日马原今何在，2012 年如果有人如此呼唤，他找到的大概不是《牛鬼蛇神》，而是黄孝阳那本奇崛偏狭的《旅人书》。”这让我一个后生晚辈受宠若惊。就好像一个人在暗处独自行走惯了，突然有位素来尊敬的前辈投来视线与笑容，说“小伙子，干得不赖”。我很感激李敬泽先生的鼓励提携。这是实话。只是，在他眼里，我恐怕也就是一个所谓的先锋小说家。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还是不幸。又或者说，先锋这个词汇是必要的，否则无以区分。至于它在公众语境里的词性变化，这是上帝管的事。

　　我在想，为什么在众人皆以“先锋”视我时，我反而会对此嘀咕起来？

　　是怕自己成为一只怪物么？有可能是。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写作者在面对抽象的“读者”时，要有这样一种心态，“不读是你们的损失，不是我的。”但体内的另一个“我”也深知：人是需要掌声的，小说家也不例外。
　　
　　陶林：正是，我个人看来，兄绝非一个“先锋小说家”，又或者说，我觉得兄是一个真正的先锋小说家。考察早一波以“先锋”出道的小说家，先锋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一个策略，无论马原、余华、莫言、洪峰、苏童、格非，还是扎西达娃、残雪、孙甘露、吕新、李锐……乃至贾平凹、王安忆等等（排名不分先后），先锋就是一招鲜或者两把刷。那时代，不玩些新的，你出不来。那是一个短暂的好时代，充满好奇的时代，先锋有利可图的时代。“先锋”虚构了各种思想，杜撰了莫须有的恩多潮流，也充满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黄兄作为七零后，前有诸如号称“美女作家”的卫慧、棉棉大出风头，后面又在写作惯性和固有文艺趣味中滑行的世情小说家，加之“80后”大打青春牌，江河日下。先锋作为姿态，已经毫无实用意义可言。评论家们会说，我承认你牛，但与我何干，先锋已死——的确，“先锋”还就真死了。现在，我们折腾点啥，跟老先锋一点关系都没有。在这种状况下，还喜欢折腾，一点要有非折腾不可的理由，那么大的阅读市场和畅销版税不去占领，你这几年突然变得这么喜欢折腾干嘛？难道说，你失去写畅销小说的信心，勇气？
　　
　　黄孝阳：我不是这几年突然变得这么喜欢折腾，而是一直在折腾。只是你前几年没看到我罢了。为什么要折腾，因为人是“一团无用的激情”。

　　这些年，市面上有许多成功学，其中被视为箴言的，比如“做这件事前，先问下自己值不值”。我从来就不反对边泌的功利主义，世界会因为“值与不值”更有秩序。只是，总有些事情是人要去做的，不因为预见其结果就不去做了。历史可以成王败寇。那是叙事的需要。作为个体，一个人的意义，很可能是由一个头破血流的自我认知的旅程所发现。

　　为什么太史公把项羽列入帝王传记的专用名词“本纪”中？

　　失败者自有他的尊严。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人，种种挫折与焦虑充斥内心。在与这些负面情绪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学会了耐心、宽容，对他人的苦与难处，感同身受。

　　至于畅销小说，类型文学，我对它们有过长篇论述。相对于原来封闭的权力话语体系，资本正在一个全球范围内重新定义文学。这不是坏事。文学并不只是案头上摆着的那几本经典。我本人也很爱读类型文学，“金梁古温黄”，这是一个接头暗号。《乱世》就有对侦探小说、绿林小说的借鉴。我没投身进去，不是没有信心与勇气，而是没有必要。

　　另外，我要在这里纠正一个概念。严肃小说也可以是畅销的。畅销小说不能完全等同于类型（通俗）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乱世》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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