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总有一种声音让我们在黑夜里不知所措
1
我叫庄枪。我也是一个白痴。很惭愧，一直以来，我羞于承认这点，但今天我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得感谢我的女朋友——她昨夜把我从床上踢下的次数足有十次之多。她踢我时双手摆出的动作、膝盖弹出的角度都很像黄飞鸿。这个发现让我更加沮丧，天才的徐克与更加天才的李连杰早已联手把黄飞鸿打造成一个光芒四射的民族英雄，又有谁能反抗得了一个民族英雄的拳打脚踢？
我知道我在这里犯了一个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还好我这篇小说并不打算写给我的女朋友看，所以一点儿也不担心她用一条线性函数把我重新按回到逻辑原理的三段论的台阶上。噢，这个“一点儿也不担心”说得可真让人提心吊胆。祈愿上帝、安拉、释加牟尼、观世音菩萨一起来保佑她老人家看不到我在电脑上敲出的这一行行文字。我将在胸口画一个十字并在脖子上挂上一串佛珠为你们虔诚祝福。神也是需要祝福的。这个道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地球人全知道。
我的女朋友把我踢下床是因为我的小弟弟不行了。把她乜视着的目光翻译下，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我的小弟弟已经成为一条可怜的浑身泛着黑气而且还不会口吐泡沫的蚯蚓。这个发现令我绝望地想起太监这个中国人制造出来的极为糟糕的词汇。
按古老的宫廷书籍记载：太监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生物。他是人，他也不是人；他有手有脚有脑袋有鼻子眼睛耳朵嘴，下面却没有了。这里出现一个很令人伤感的故事，并被当作黄色笑话广为传播。一个可怜的小太监百无聊赖之际虚心地请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讲一个故事来打发一下面目可憎的时间。小太监的愿望谈不上美好，也不能说龌龊，可他显然忘掉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位要被后人记录在史册里的文学家。文学家眉头一皱，立刻在小太监身上找到灵感。千百年来，人们说起故事一直是以从前有一座山开始的，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文学家之所以是文学家，是他敢对所有过去的东西嗤之于鼻。他慢吞吞地说，从前有一个人……这种新鲜的叙述一下子让小太监入了迷。他等了许久，又等了许久、许久，文学家不吭声了，面带微笑看着他。他好奇了，他说，下面呢？文学家早就在心里过够吸食鸦片的瘾了，恭候的也就是小太监这句话，这才狂声笑道，下面没有了。
这就是太监，除了抓狂再要么嚎啕痛哭，他还能有别的情感宣泄途径？不过，也正因为太监下面没有了，皇帝老儿才顺利解开了绿帽子与宫中搬柴禾人手匮乏这种两难问题的方程式。皇帝的求解过程就是太监们的生存空间。这片土壤不比针尖大上多少。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与皇帝的关系可用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关系相比拟。但皇帝只有一个，他们却有无数，本着物以稀为贵的原则，从此，他们不得不面无人色、声音尖细、身形惨淡地出没在亭台楼阁脂粉金钗间。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他们也慢慢习惯不把自己当人看了。用唐甄的话来说，他们有四个“不似”——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
从一点儿都不习惯到习惯一点儿再到非常习惯这个缓慢的过程渗满悲伤的细枝末节。以一个人被阉割成太监为例，大致有如下一些过程：先饮以酒，酒淡而性猛，饮至十分沉醉或者昏倒，然后将其仰缚于条凳，凳置诸石灰大盆中，将阴部涂满药油。布置既定，即以利刀沿阳具之根，环而割之，割后取去其茎之海绵体，全茎只剩二管，精管盘曲而纳入体内，尿管则剪去之，遂敷以止血之药。阉割完毕，用一根药捻通入割去后留着的洞内，外面敷上药末。然后，把受阉者关在密不透风的小房里，禁食几天，约五、六天之后，拔出受阉人尿道药捻，如小便随之流出，就算手术顺利：如若不然，受阉人便也等着被小便活活憋死吧。太监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得了的。
说到这里，申明一点儿，我并没有为无“鸟”一身轻的太监们翻案击鼓喊冤的欲望，只是莫名其妙感到惊竦，仿佛突然间一阵阴风吹过脑后勺，这阴风掠过天花板，留下一大团会蠕动的阴影，并伴有隐隐约约的鬼哭狼嚎声。很冷，好像有尖锐的冰渣掉落，皮肤上掠过一片鸡皮疙瘩。我忽然意识到此刻能安慰我的也只有自己的手了。我飞快地伸出左手，向下攫去，五指箕开，猛地握紧，握紧自己的小弟弟——它正在迅速地发冷、缩小、变短、僵硬。它想溜回腹腔？这可就不大好玩了，而看这势头它似乎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呀的一下叫出声，右手赶紧捂住嘴。谢天谢地，我正坐在电脑桌前，背对着我的女朋友，她应该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一枚硬币被高高抛起，在灯光下闪着寒光。我的女朋友用积累多年的概率知识推测着她的未来。明天的风明天将吹起，明天她的丈夫又会是谁？她已从我的无能为力的泥沼中拔出了脚。我能理解。女人总是比男人更易找到释放焦虑的途径。因为，说到底，现在这个社会毕竟还不属于女人。所以她轻轻地嘻笑出声。
我流鼻血了，流得满手都是，手掌像一朵鲜红的花，妖艳无比。每一个男人都是一束花朵？每束花朵的命运都是被某种东西采撷后又被殷勤地献给另外一种东西？我闻到一丝丝甜甜的血腥味，我抬起头，意识到自己眼眶里饱含着泪水。泪水可不是花瓣上的露珠，它足以令每个自以为是的男人羞愧无比。我摊开手，凝视着紫黑色血污中的掌纹。它们微微蠕动。相由心生，天圆地方。一枚泛着铜绿的康熙通宝被一根红绳高高拎起，系于雪白墙壁上一个小小的灰铁钉上。这是它此刻的命运。无从知晓它更多的过去，也无法计算出它的将来，“此刻”大于一切？每一个人从我们身边走过，一定会带来一点儿什么，也一定会带走一点儿什么。我的手上究竟有些什么？
我不是神。我是一个男人。一个白痴。多年以来，身体姿势一直保持笔挺，为的是能与某些人保持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而他们的IQ高达180甚至于200。据说，这是通过一张权威标准测卷所认证的。我并没有勇气去怀疑权威，很显然，哪怕它们只是一架巨大的风车，我也不可能是堂吉诃德。中国的土壤里是不会出现这种可笑的姓氏的。何况，从各种版本话语所确定的伦理道德体系里，我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一个善良的中国老百姓是不会忍心让百家姓、千家姓的编者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
很惭愧，请原谅我对“很惭愧”这三个字的喋喋不休。它像一个绝代高手神不知鬼不觉潜入血液，溜进骨髓，深深地藏入我的基因里。我没法子把它揪出来。因为，经过那张权威标准测卷检测，我的IQ只有20，而这张标准测卷上说：正常智力的界限为智商90～110。140以上者接近极高才能，即天才；120～140者为很高才能；110～120为高才能；90～110为正常才能；80～90为次正常才能；70～80为临界正常才能；60～70为轻度智力孱弱；50～60为深度智力孱弱；25～60为亚白痴；25以下者为白痴。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完成这套标准测卷的。也许我那时心不在焉，也许我被某种东西气糊涂了，也许我闹着好玩瞎填一气……有很多个“也许”，有很多个理由，可所有的“也许”都不能改变最后的事实，这正如所有的理由都无法撼动胜王败寇这个简单常识一般。它出现在屏幕上，出现在我生活过的每一片土地上，也出现在我身上的每一寸皮肤上。
事实是惟一的，尽管有着历史是胜利者的遮羞布、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等等说法，但它还是让所有的“也许”变得居心叵测并且像小丑般逗人发笑。我宁可成为一个白痴，也不愿成为一个小丑。我一直记得一个故事。某人去找心理医生说他不开心。医生要他去看城里最著名小丑的演出。某人告诉医生，自己就是那个所谓的著名小丑。我忘了这个故事是谁对我说的。这似乎不大重要。不过，我还忘了在听完这个故事后自己脸上的表情是哭还是笑。为此，我疑惑了很久，到现在，也还拿不准自己是哭好还是笑好。
在成为小丑与白痴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成为白痴。从这点说来，我也确实是一个白痴。小丑毕竟还生产着情趣等等一些东西，并藉此获得生存的权利；而白痴最形象的比喻是猪，不是野猪，是一头在猪圈里长大的猪，它当然不会特立独行大逆不道地窜上人们的屋顶，它面带幸福的笑容，在猪圈里吭吭唷唷。它从来不屑于回答各种问题。它只吃，只睡，只长膘，偶尔发情期到来，便骑在某头母猪身上一个劲地抖动不肯下来。至于长的膘是不是被人做成五花肉又或生下的小猪崽子将成为人们餐桌上一道美味可口的烤乳猪等问题都是一些极为滑稽的东西。用哲人的话来说，提出问题或回答问题都是可笑的。这不仅因为每一个问题都若一根日取一半永不得绝的木棒，也因为提出问题或回答问题时所发出的声音必然会制造出大量垃圾。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一只蜗牛啊，慢慢向前爬。它爬得慢，是因为肩膀上的壳太重吗？不过，我敢肯定，人活得累，却绝不是因为把下半身的脂肪也全挪上半身来了。
很遗憾。我承认自己是白痴，却试图用一些颠三倒四、不知所云的呓语来为白痴辩护。这种行为可以用无耻两字来定性。我不知道人们在面对“无耻”这两字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可我清清楚楚看见一根根雄壮的东西在迅速勃起。对了，我还听见几粒汗水从额头迸出来的声音。它们像子弹般飞出，令空气发出微微颤抖，溅在屏幕上，撒下几圈彩色光晕，并发出兴高采烈的呼喊。我落在键盘上的右手手指忽然间变得滚烫，我的左手不由自主开始痉缩。我把头低下，搁在键盘上。我听见键盘噼哩啪啦一阵乱响。一行行文字从屏幕上浮起。我瞪大眼。
2
我叫庄枪。这是一个好名字。从我识字伊始，这个名字上所散发出来的火药味常让我联想起一个面目黝黑、神态刚毅的男子。他不紧不慢地往一柄发烫的钢枪里填充着弹药。他嘴角含着讽笑，风从他耳边呼呼吹过，漫山遍野挥舞膏药旗的士兵在他面前像群发了疯的蚂蚁惊惶失措四处逃散。几个孱弱的声音尖声狂叫——八格牙鹿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很抱歉，我篡改了一句台词。按经典叙述，八格牙鹿来了后，接下那句话应该是我们死了死了的。可这种陈述事实的语句其震撼力似乎并没有一句疑问句来得猛烈，或许陈述句里更饱含绝望，但疑问句里所蕴含的东西却更接近人性的真实，更易令一颗少年浮躁的心怦然跃动。杀戳一群已陷入绝望中的蚂蚁并不能带来太多快感，杀戳一群在疑问中还未选择好是逃跑抑或抵抗的蚂蚁会让人飘上云端，享受到上帝俯瞰芸芸人世间时不可一世的滋味。
我眼含热泪，鼻涕淌下，攥紧拳头，右拳置于左拳后，翘起拇指与食指，双手平抬至胸前，歪头、眯眼、脸上肌肉一耸一跳，嘴里念念有词：叭叭叭——叭。
敌人来了，迎接他的有钢枪。一切反动派、一切纸老虎都是自取灭亡，他们手中的枪是打不死我们的。我们的钢枪才叫枪！这是一个简单常识。它通过电影、报刊、语文课本、小人书、街头巷尾一溜串高音喇叭、以及大人小孩儿嘴里的绘声绘色等等途径得到确认，得到传播、得到信仰。
任何道理一旦上升到信仰这个层次便也没有道理可讲，它们通常威力无比，能轻而易举地掀起千万丈狂澜巨浪。在这个时候，纵然你是上帝，那也得低头，也得闷声不响把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这几个词汇抄上五百遍。
一个人因为某种理由在老虎屁股上捅了一刀，老虎绝对不会因为他的辩解而变得慈眉善目。咆哮中的老虎会因为愤怒的加速度跃上半空，哪怕下面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它亦在所不惜。老虎屁股摸不得，正因为它摸不得，大家愈发有兴趣上前去摸一把了。我们的耳边也就不可避免传来各种各样的枪声，也是噼哩啪啦地响，像有人挥动一把大铁锹在炒豆子，也像有人将一挂鞭炮扔进一个洋皮铁桶，还像有人内急时从臀部滚出的一连串臭屁。可惜“像”毕竟只是声音“像”，在空气中慢慢弥漫开来的味道却是一点儿也不“像”。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先回到我的少年时代。我对枪声的原始认识来自于几部黑白电影。那时的电影有着惊人的魅力，它理直气壮拎起一干少年的脖子，向里面灌沙土、石子、泥浆。砖就是这样做成的。每一个少年大同小异，走路的姿势差不多，说话的腔调差不多，就连打架的动作也差不多。很多个夜里，或许风轻、或许云淡、或许月明，或许露寒，我们听到院子里某户“有钱”人家那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里传来的隆隆枪声时，无一例外，嘴角燎起水泡，肚内火焰燃烧。我们像敌后英勇的游击队，蹿墙上屋，排成行，牵着手、赤着脚，摇晃着单薄缺乏营养的身躯，一个一个，悄没声息趴伏在满是冰凉月色的屋脊上。屋脊是有限的，孩子们是无限的。小一点儿的孩子在屋脊下急得咬牙切齿又不敢大叫拼命打手势嘴里嘘嘘有声，而爬上屋脊孩子们的心神早已飞到那间人头攒动的屋子里，脸部表情随着屏幕上的人影扭来扭去，着实兴奋，只不过这兴奋多半显得狰狞可怖。
几个人在上，几个人在下，上上下下，争吵、斗殴在所难免。屋里的大人被惊动了，黑着脸，走出来，抄起竹竿，呼呼有声，像敲打屋梁上的麻雀，用力敲击着离我们头不远的地方。我们只好乖乖爬下，一边诚惶诚恐听着大人们的敦敦训诫，一边竖起耳朵倾听电视里发出的任何一次声响，并为此心满意足。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物质的极度匮乏让我们轻易地感受到幸福。
遥远的枪声也让我们痴迷一切能捕捉到它一丝气息之处。离我幼时生活的大院约五十米，有个小军营，里面有百十号人，每一个扛着枪的士兵都成了我们崇拜的偶像。有时，他们会在黎明时分排起方队吼着号子出去拉练。雄壮嘹亮整齐划一的号子让所有的孩子们心甘情愿从暖和的被子里蹦出来，顾不得穿鞋，急吼吼追出去。一轮喷薄的旭日跃上地平线，整个天穹眨眼间就已沸腾，灼热的风吹得人热泪盈眶。我们喜笑颜开、欢呼雀跃，跟在士兵后面，耀武扬威，仿佛来到一个到处开满鲜花的盛大节日，仿佛自己就是这个节日的主人。偶尔，士兵们会全副武装跳上一辆辆大卡车，他们要去刑场执刑。这种真枪实弹的诱惑简直让孩子们发了狂。我也在其中。我们追随着卡车疯狂地跑，跑得头发竖起，跑得面无人色，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可不管我们有多么努力，总也赶不上那个开枪的时刻。枪声响了，有人死了。大人们在一条石灰撒出来的直线面前涌来涌去，露出各种奇怪的表情，开心喜悦欢愉希冀麻木愤怒蒙昧卑劣傲慢野蛮怜悯友善悲哀忧郁忏悔烦恼惶恐孤独快乐犹豫愚蠢癫狂……这些表情像一张张京剧脸谱在天地间，也在一层层时空里游移不定。但令人失望的是，当大人们退去，我们这些孩子所能看到的也就剩下一块块肮脏的血迹。
请原谅我这种语无伦次的叙述，虽然我现在认为再动听的枪声也比不上过年时一声清脆的鞭炮响，但我不能否认过去。我也承认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此类话语多是一些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我还承认一切道德审判都应属于上帝的职责而人的僭越是渴望扮演上帝的角色，其心多半可诛；但我明白，所有的过去，所有过去的一点儿一滴慢慢构建着我，才有了现在这样一个我。“我”是由过去无数个“我”有机叠加而成。这是生命的模型，我应该认识到这点。何况，就算是现在，我的脑海里仍然在不断重播那个不紧不慢往枪膛里填充子弹男人的形象。那个男人是我爸爸。不管我是否愿意，我一生下来就得管他叫爸爸。这是我的义务，也是他的权利。
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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