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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培宽:《梁漱溟往来书信集》前言

  创造朋友团体,永念师友情谊

  为先父梁漱溟辑录整理其书信并出版,前后有四次。1993年《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卷八中之“书信”部分,收入信函498 件。这是第一次。

  1996年出版《梁漱溟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收入信函400件。这是第二次。

  2009年出版《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大象出版社),收有书信268件。这是第三次。此次为原色扫描印刷,分上下两卷精装,装帧朴素大方,颇具收藏价值。

  2017年,《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这是第四次。此次收入往来书信集共752件,超过此前的任何一次,收入来信之多(件)为其不同于前三次之一大特点。

  “文革”浩劫与书信收存

  “文革”抄家浩劫,当时书信于现场遭焚毁的数量虽只三四十件,但保存价值较大。如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等先父之前辈来信,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应留存于后世,先父曾特意送去加以装裱,却反而引起红卫兵之格外注意,全部作“四旧”,遭焚毁,化为缕缕青烟与堆堆灰烬了。

  先父收存之其他书信于1966年8月24日遭抄家时,与日记、文稿和衣被等同时被劫掠运走。待“文革”后半期,抄走之物件发还若干(当时被告知:发还之物必须领走,不得因缺损而拒收;未能发还者,概不得提索还要求),其中书信均已收入本书,至于未发还的有多少,已无从查清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书信罕见

  先父收存之书信,有两个时间段的甚为罕见。一是从事乡建运动时期(1930-1937年),二是奔走团结抗日、创建民盟与参与国共和谈时期(1938-1946年)。

  从事乡建工作时,多忙于下乡指导学生,或至各地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工作,以及宣讲乡建运动意义与要旨,再加为学生授课,也要占用不少时间,往来书信收存之事难以兼顾。

  参与奔走团结抗日、创建民盟前后,如有往来书信,其内容多有一定史料价值,如先父回忆在香港创办《光明报》一事:

  余急草成《十大纲领》(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之简称。——辑录者),并写一长信,……信内重申“发表于会前,洽商于会外”之主张,而请求三事:(一)请决定迅速发表(拟在双十节)。(二)请速定《纲领》。(三)请速定《宣言》(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宣言一经内地发来,当即遵照,不再往返。

  这里所说的那封长信,如今欲寻得之已绝无可能了。

  看重师友书信之收存

  从不见先父向名人搜求字画——机会很多,且不难。因此家中从不见有名人字画的存收或悬挂,而先父对师友昔日来信则甚为看重。

  如在致陈政信中写道:“顷从旧纸堆中检得吾弟昔年答我一信札。兹寄奉一阅,仍乞寄还为幸。”(1976年12月30日)

  又如致叶麟信中写道:“近从故纸堆中忽拣得兄往昔从法国寄我两封长信,特邮奉一阅。回首往事不觉五十余年,曷胜今昔之感,所恨久别远隔,不得与兄为一长谈深谈,彼此俱是八十多的暮年,不知更有此机缘否。”(1976年8月10日)

  又一件致叶麟函中说:“我又从故纸堆中拣得兄往昔从法国来信,内中述及兄著书计划,寄奉一阅,阅后乞寄回给我,我欲同其他友好信札保存。”(1976年8月)

  对师友昔日来函之看重,实出于对师友情谊之难忘。

  亲师取友

  师友昔日来信记录了先父一生生活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亲师取友。他常向学生指出,为求自己心志清明,除了自觉反省,“唯一的方法就是亲师取友”。他自己也照此四字去身体力行,聚合了若干青年朋友,形成了一个相勉于人生向上的朋友团体,相互策励终生。

  先父任教北大头两三年,即先后有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张难先等几位先生,不耻下问,先后主动向先父表示愿纳交之意。他们交往是为了谈学,谈儒学,谈佛学。儒学与佛学都是与人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学问,他们正是因关心人生问题而谈学的。这种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结交,且成为终生的朋友。当时先父不过二十多岁,而林先生等均长他十岁甚至二十岁,可算是忘年之友,因此先父尝说:“我看他们都是在师友之间的。”既是师长,又是朋友;他们之间的情谊,可说是谊兼师友。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前后一二年,有北大学生数人与先父交往密切,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三人与先父合影后,先父写下这样几句话:“这是我同三个顶好的朋友叶麟、朱谦之、黄庆的照像,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个人年纪皆在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是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总觉得彼此相与是第一乐事。”

  朋友团体形成始于此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末,先父提出了“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想要聚合一些朋友,试作一种书院式的讲学活动,而随后就有人响应。除了几位北大学生,还有北平之外远道而来的青年,如四川的王维彻,海南岛的云颂天先生等。这些青年人都是“很想求得自己人生生活”,而“不愿模模糊糊过下去的人”。当时大家同在距北大不远的地安门吉安所(街道名),赁屋多间,过起同处共学的生活。以先父为中心的朋友团体的形成自此开始。这大约是1922-1923年的事。

  这个朋友团体自成立之日起,数十年间过的是一种团体生活,但并无什么会章,而大家可以聚合不散,或联系不断,全赖“志同道合”四个字,即同有志于“人生向上”,而这正是这一团体建立的根本宗旨。

  朋友团体聚合地多有转移

  此后,随先父与大家用心与致力之所在不同,朋友团体聚合之地多有转移。

  1924年因先父接办山东省六中高中,朋友团体遂转往菏泽。

  1928年因接办广东省立一中,朋友团体成员多随先父往广东,进行教育改革约三年。

  1931年创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邹平县,朋友团体成员随先父至此,成为农村工作的骨干或领导。此时又邀约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从城市至农村参与工作,同时又召集千百农村青年,经培养训练回乡开展地方自治试验,为国家民主政治打基础等工作。

  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战火烧及山东,乡建院关闭,人员大部分留山东本乡本土投入敌后抗日工作,少部分往四川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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