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与反骨》前言：空花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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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凝练与神秘：是古今宗教中一切好教义的抒写宗旨，我们在历代许多经卷，秘笈和“传灯录”中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由于很多古诗人在求学时期都博览群书和各种教义，因此很多古诗也受到了影响。在教义和古诗里有一种很相似的东西，暂名之曰：“境界”。日月旋转，大气漫流，鲸翔巨海，雪扫帝国，潜在的战争让万众忧虑，如花的肉体使少年感动，从脸庞到原子，从死亡到机器，从闲坐小窗焚香抚琴的美，到每一个现代艺术家的自虐——面对着世界万物神秘的铁幕，似乎惟有古人的某种“境界”才能有效地反抗它的残忍。 境界：这是个如今已经被忽略了的生锈的词。 这个空花般的词正是诠释一切诗的密码。 尤其现代诗，它似乎必需学会古代教义和古典文献中的全部锐气，全部智慧，才能有效地战胜现代的荒诞，混乱与不公；它似乎必需去反对正义，推崇美感；它似乎必需去打倒光荣，赞美阴郁。比一切“主义”更接近思想的，是灵感；比一切政治领袖更接近神的，是高僧。比探讨人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探讨人在宇宙与神性中的位置。 诗超越于一切书之上。 “教义”超越于一切哲学之上。 因为诗与教义都是教人怎样为信仰“行动”的。 信仰——就是要求人必须做出某种“牺牲”。死亡、贫穷、苦难、孤独、无我……没有祭坛的庙宇是不存在的。信仰是肉身的唯一归宿。 在古今众多的诗人中，那些极端孤独、冷傲、怪癖与幽远的所谓“教徒式诗人”（包括异教徒式诗人），譬如邵康节、王维、寒山、拾得、皎然、僧肇、刘过、王梵志、船子和尚、徐渭、张三丰、曹沾、苏曼殊、谭嗣同等等，西方诗人中如但丁、彼特拉克、塔索、蚁蛭、乔叟、柯勒律治、拉金、蒲伯、尼采、克罗岱尔、亚默、荷尔德林、里尔克、兰波、叶芝、萨克丝、普拉斯、策兰、耶胡迪·阿米亥、曼捷斯塔姆、斯奈德……等等，就属于某种“行动”之列。 “教徒式诗人”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无论短小精练，还是卷帙浩繁，都是在闪电一样的极度光辉与深刻中完成的奥义，无论是信手拈来的——如《伊川击壤集》，还是孕育十年的——如《杜依诺哀歌》，教徒式诗人的诗歌都仿佛得自神谕，得自天意，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对吟咏的人，事，物都是见血封喉的。大者如《神曲》，《罗摩衍那》，《脂砚斋石头记》等等，内容虽浩若烟海，深不可测，细节多如牛毛，但都完美地统一在一个有序的化境里，宛如所有的窗扇内山水各异，但都统一在同一幢建筑上；小者如《寒山拾得诗》，《阿门》，《彩图集》等等，几乎是象俳句式的短暂抒情，但神秘而有效地击中了每一个听众的灵魂。譬如曼捷斯塔姆生前几乎不动笔，从来都是直接念出他的诗句，就象行吟的现代荷马，由他妻子记录，但是其诗作可谓字字掷地有声，雷鸣狮吼，反弹意象，扫荡铁幕；譬如嵇康这样的准刺客诗人，集道家隐士与儒家烈士于一身，断头如斩风，土木以形骸，其诗作的锐气一直影响到鲁迅。无论在斯大林集中营，还是在古中华帝国的法场，象曼捷斯塔姆或嵇叔夜这样有极度反抗性的铁血诗人，如果光依靠一般意义上的抒情诗写作是不可能养出那样的浩然之气的。他们必须有肉身行为。 他们的灵魂中首先就要是一个行动的“殉教徒”。其次，才是文学家。如薄伽丘所云：“诗即宗教”。 记得唐代小说家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中有一篇“行诗图”，全文很短，摘录如下： “行诗”是对细节的体验，而一般抒情诗则是对细节的阐述。 诗人是一切细节的急先锋，而且是夸张的，成立方增长的。是小中见大，大中见小的超级“文妖”。单靠书面表达不足以穷其变幻之能事。如庞德因法西斯思想宣传而被囚，拉什迪被霍梅尼追杀流亡，稼轩从戎，徐渭击肾，这些并非文学之外的事，恰是构成他们的光辉之所在。 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所谓后现代时期）的世界诗坛，还残留了一部分行动的“古风”。俄罗斯、美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还出现了几个行动主义的“遗民”，但1989年之后就几乎完全没有了。诺贝尔奖也开始乱发一气，除了帕斯和君特·格拉斯以外，90年代整个世界的写作境遇有点象中国古代某个翰林在编“本朝文选”，寻章摘句之辈满天飞，却鲜有采其大旨者！ 记得1998年，北岛在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的一个小礼堂举办“《今天》20周年纪念会”，在自由问答的时候，一个留学生发难道：“在后工业时代，请问诗人何为？”北岛请当时也在场的《今天》早期成员之一美术家黄锐回答。黄锐拿过话筒，用日语只说了一句话：“一言以蔽之：斗”。此话得到了与会的许多行为艺术家的称道，同时可以说也点出了现代诗歌的困境和荒谬性。正如叶芝曾说的：“诗人都是唐诘诃德，而且更惨。因为唐诘诃德愤怒，他不知道敌人是风车，而我们知道，但还是要打”。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许是高僧，天才与白痴的交点。 如果有什么纯粹的诗，那就是“把幻想付之于行动”，少废话！ 乔伊斯、普鲁斯特、圣·琼佩斯或埃柯不是不好，他们很好。但那是欧洲式的好，是无法效仿的细腻和典雅。象丹纳那样过着一生的书斋生活还能总结出一套“艺术哲学”，或者如维特根斯坦、克尔凯郭尔、卡莱尔、福柯、舍勒那样皓首穷经地总结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这自然也很不错，但那也是与汉语无关的很不错。况且那是过去。电子渗透，信息革命和宗教道德解体带来的社会颠覆，是以往任何学术都无法解救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现代汉语诗的孕育早就是一只死婴了！现代中国诗人有谁还读二十年代那些不成熟的白话新诗呢？柔石？李金发？不读也罢！有时间不如读点古诗。 “第三代”们一半在做生意，另一半在等着拿大奖。知青的一代写的“诗”简直是垃圾，还不如激进少年写的歌词，甚至不如现在直接所谓的“垃圾运动”中的垃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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