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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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家道》以父亲受贿入狱作为基点，倾力叙述了一对母女因此所遭受的社会道德压力和生存压力。这种压力，就像巨大而无边的阴影笼罩在她们的生活中，使得这对母女犹如唐吉诃德大战风车那样四处奔走。《大老郑的女人》和《姊妹》都讲述了某种错位的情感生活。这种情感说不上高尚，也不见得龌龊，它出于人物的真实欲求，却又必须承受日常伦理的拷问，由此导致男女主人公们不得不在世俗的目光中艰难地寻求精神上的依傍。鲁敏的《离歌》、《逝者的恩泽》、《风月剪》，朱山坡的《陪夜的女人》、《鸟失踪》，刘玉栋的《幸福的一天》等，也都是让人物置身于特殊的生存境遇之中，并赋予他们各种独特的抗争方式，在试图消解现实的无奈或无望的同时，也彰显了底层社会中宽厚的伦理情怀。 乔叶的《良宵》、《解决》、《取暖》、《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等，均将一些平凡人物置于各种世俗生活的尴尬情境中，以此拓展他们内心的牵扯和冲突，并进而凸现种种温暖的人性对于人生的重要支撑。尤其是《最慢的是活着》，以祖孙两代人之间的隐秘交流，呈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精神深处的繁富与超然。尖锐的代际冲突，使二妞与祖母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之中。但是，当二妞经历了婚姻和初为人母的体验之后，她终于一步步走进了年迈的祖母内心深处，并对祖母由恨而爱，由爱而亲昵，由亲昵而理解。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通过一个警匪故事的框架，将民警老黄、哑巴小于、钢渣和皮绊之间的关系紧密地糅合在一种市民伦理之中。在那里，既有善与恶、法与情的冲撞，又有狡黠与宽厚、刁蛮与体恤的纠缠，可是善良而豁达的老黄，却以特有的伦理智慧将这些尴尬一一化解。而在《寻找采芹》中，田耳则展示了一个极度物质化社会的交换游戏。无论是廖老板还是李叔生，甚至包括采芹自己，都只是将女人视为一种性或青春的润滑剂，一种利益交换的基本筹码。颇具意味的是，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采芹不仅毫无反抗，反而在利益得失上为两个出卖她的男人进行心理权衡，这种彻底失去尊严感的生存境遇，表明这个时代的伦理已被褫夺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尴尬而颇具反讽意味的现实表达，在这一代作家的笔下显得十分突出。 如张楚的《夜是怎样黑下来的》，就将两代人之间的欲望与伦理的对抗，演绎得风生水起、一波三折。老辛对自己儿子的女友张茜之所以由挑剔发展到愤怒，甚至要不惜一切代价拆散他们，并不是张茜有多少过错，而是老辛面对张茜时有着特殊的惶恐。这种惶恐意味深长，既包含了家长权威的动摇，又有着隐秘欲望的诱惑。李浩的《失败之书》以及戴来的《恍惚》、《缓冲》、《对面有人》、《别敲我的门，我不在》、《亮了一下》、《白眼》等作品，讲述的都是一些脆弱、卑微、随波逐流而又胸无大志的“边缘人”。他们虽然也不乏血性和尊严、真诚和机智，但都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没有厚实的经济基础。他们仿佛一群社会的“零余人”，要么逃离一切现存的伦理秩序独身而居，要么在自我折腾的同时忍受着生活的折腾，就像《白眼》里的秦朗那样，虽对别人的白眼异常恼怒，但又无计可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正是通过这些人物的特殊感受和体验，展示了我们这个物质霸权时代的伦理秩序和价值观念对常人的制约。 在表现这种生存的尴尬与错位时，盛可以常常将人物推到各种道德伦理或人格尊严的临界点上，让他们在极度屈辱或无奈之中辗转盘旋、左冲右突，在无助中寻找救赎，在无望中寻找希望。 如她的《手术》、《青桔子》、《无爱一身轻》、《袈裟扣》、《道德颂》等，都将人物尤其是奔走在都市底层的青年女性，置于纷乱而吊诡的生存环境中，凸现了欲望现实对个体生存的粗暴侵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长篇《水乳》和《北妹》。前者以90年代中期的深圳都市生活为背景，通过主人公左依娜在一个个男人之间的冲撞，展示了一场场极为复杂而又惨烈的灵肉之战。无论是左依娜、前进还是庄严，都被现实欲望弄得千疮百孔。尤其是左依娜，由于缺乏性感的身体资本而焦虑不已，甚至脆弱不堪。而后者中的钱小红虽然拥有傲人的身体资本，但是面对无处不在的诱惑和陷阱，她同样举步维艰。这也表明，身体资本已成为现代女性生存困境的核心因素。 路内的《少年巴比伦》、《四十乌鸦鏖战记》、《阿弟，你慢慢跑》等小说，则以狂欢性的叙事语调，展示了“70后”一代躁动不安的青春与成长、叛逆与任性。他们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学校，无论是恋爱还是工作，都渴望特立独行、自由无束。 为此，他们常常面对各种荒诞的现实，以更为荒诞的方式进行解构。李红旗《捏了一把汗》、《妻子们为什么如此忧伤》，李师江的《吴茂盛在北京的日子》，冯唐的《万物生长》以及李修文的《不恰当的关系》等，或者通过两性之间的撕扯，或者借助人物的无望奔波，在一种黑色幽默的语境中，展示了物欲时代的婚姻、友情已与心灵渐行渐远，只是膺服于个体的感官欲求。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倾国倾城》、《你来我往》等，表面上看都是叙述小市民对生活的工于心计，而实质上也同样折射了现代生存的乖张、荒谬和平民选择的无奈。贺绍俊曾说过：“荒诞感可以说是时代留给70年代出生作家的印记。80后是没有荒诞感的，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游戏精神，一种不屑的态度。”的确，随着创作主体对生活认识的不断深入，“70后”作家也越发清晰地看到，纷乱的现实之中总是隐含了各种人生的尴尬和命运的错位。像陈家桥的《铜》、《猫扑脸》，田耳的《牛人》，黄咏梅的《单双》，孔亚雷的《小而温暖的死》等，都体现了他们对这种现实境遇的深度体察。 当然，“70后”的作家也会自觉关注自身的成长记忆，但对于成长的书写，他们通常以自身的主体情感为主线，并融入了大量的个人记忆和经验，如徐则臣的《水边书》、《南方和枪》、《伞兵与卖油郎》，魏微的《拐弯的夏天》、《姐姐》，刘玉栋的《给马兰姑姑押车》等，都是如此。而像金仁顺、朱文颖和安妮宝贝等，则常常将小说中的主人公明确定位成与作家年龄相仿、性别一致、趣味相投的角色，使叙事呈现出创作主体强烈的个人意识，甚至洋溢着某种“小资情调”。如金仁顺的《水边的阿狄丽雅》、《爱情诗》、《酒醉的探戈》、《去远方》、《彼此》、《云雀》等，都是以男女之间的暧昧情感为主线，于禁忌森严的伦理背后，凸现现代青年女性对真爱的寻找和守望。朱文颖的《高跟鞋》、《戴女士与蓝》、《金丝雀》、《哑》、《繁华》中，都有一位年轻的知识女性穿行于潮湿而阴郁的都市之中，为浮华的物质或迷离的情感而奔走，并洋溢着某种古典的、唯美的甚至是略显病态的气质，饱含都市欲望的气息，又时刻期待着梦幻般的诗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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