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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治纲: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5)

  应该说,这种生活观虽然有些片面,但它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伦理和文化观念。也正因如此,在这种特殊文化语境中成长出来的“50后”、“60后”作家,都非常自觉地承传了文学的载道观念,在表现日常生活的同时,努力赋予生活以社会或历史的反思信息,并让个体的生活承载更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但是,真正完整的人类生活,应该既包括这种共识性的“大生活”,也包括个人化、碎片化甚至是非理性的“小生活”。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确立了人们对这种“小生活”的认识,并明确地意识到,以前那种特定情境下被简化了的“大生活”,已不能够涵盖今天生活的全部,“物质因素、身体因素、欲望因素、技术因素等凸显于生活中,大大扩容、鼓涨了生活的体积。尤其在精神性和物质性之间,那些经济机制、网络媒介、城市空间、生态背景等,都以一种中介性的,似乎更倾向于物质基础的有力方式,重组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而“70后”作家的成长,恰好处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他们的童年记忆,基本上是以“文革”结束为起点,“他们对于当年的生活只有模糊迷离的记忆。而他们成长的青春期,却是改革开放之后价值和文化都相当不稳定的阶段。‘方生未死’,他们充满了诸多过渡性的气质和表征。教育和文化的过渡性,各种思潮和文化经验的剧烈的冲击都对于他们构成了诸多的挑战”。因此,与“50后”、“60后”作家们不断叩问沉重而深邃的历史、追踪宏大而繁复的现实有所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写作就没有太多的集体意识,也没有沉重的历史记忆,而是直面个体的日常生活,试图从边缘化、个人化的“小生活”起步,重构日常生活的诗学价值。

  其次,“70后”作家的这种审美追求,也隐含了日常生活诗学重建的复杂性和必要性。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学从来就不缺少对个人化日常生活的表达,从《诗经》里的“国风”到很多明清小说,都浸润在日常性的“小生活”之中。只不过到了上世纪初期,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感召下,日常生活背后的重大意义或“有目的性”才逐渐为作家所着重关切。在90年代初期,随着“新写实小说”的兴起,这一情形有所改变,但在随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再一次受到质疑,并迅速走向衰微。新世纪之后,“70后”作家开始以集体性的叙事姿态,重返个体日常生活的审美空间,虽不是什么变革性的艺术探索,但它在重塑人类“完整生活”的过程中,不仅确立了人的身心存在的统一性,也确立了人与物之间的统一性,传达了“对日常生活的诗学肯定”就是“对人性与生命的自觉肯定”这一哲学思想。

  当然,日常生活的诗学建构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表面上看,日常生活主要是指“那些人们司空见惯、反反复复出现的行为,那些游客熙攘、摩肩接踵的旅途,那些人口稠密的空间,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天又一天”。但是,如果从理性层面上来认真思考,我们就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日常状态可能被经验为避难所,它既可以使人困惑不解,又可以使人欢欣雀跃,既可以让人喜出望外,又可以使人沮丧不堪”、“在现代性中,日常变成了一个动态的过程的背景:使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了;逐渐对习俗的溃决习以为常;努力抗争以把新事物整合进来;调整以适应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日常就是这个过程或成功或挫败的足迹。它目睹了最具有革命精神的创新如何堕入鄙俗不堪的境地”。也就是说,作为人类“此在”的证明,日常生活尤其是那些个人化的“小生活”,恰恰映现了每个活着的人的生命形态,也彰显了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本质状态。重建日常生活的诗学空间,就是要全面认识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和动态性,在“习以为常”之中发现并感受那些“陌生”的成分给庸常个体的生存带来的影响,包括肯定“精神对物质的依附性和一体性”,从而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去关注曾被我们过去所忽略的物质、身体、技术等,使社会的整体性与生活的整体性统一起来。

  这一点,在今天尤显重要。因为如今的日常生活已远远超出了油盐柴米之类的简单事象,呈现出巨大的扩容状态和吞吐能力。这种情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虽然极大地提高人们日常生活的质量,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但也使人们正在变成机器的仆役,甚至成为技术的附属品,人的进化和异化同时并存,并且势均力敌。这使得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些难以言说的分裂。二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全面兴起,正在以大众化、快捷化、时尚化和影像化的方式,满足着人类日益膨胀的感官欲求,就像费瑟斯通所说:“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无论我们进行怎样的评判,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后果,它们已真真切切地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构成了我们对“时代”的理解。所以,“70后”的代表性作家魏微就由衷地说道:“我喜欢‘时代’这个词,也喜欢自己身处其中,就像一个观众,或是一个跑龙套演员,单是一旁看着,也自惊心动魄。某种程度上,我正在经历的生活——看到或听到的——确实像一部小说,它里头的悲欢,那一波三折,那出人意料的一转弯,简直超出凡人想象。而我们的小说则更像‘生活’,乏味、寡淡,有如日常”。就文学而言,有效地表现这种生活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展示现代人“活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无疑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因此,“70后”作家的这种审美追求,虽然只是一种“小叙事”,虽然还没有构筑起一套完整的诗学谱系,但是在重构人的生活的完整性上,在重建身与心、人与物的统一性上,却有着独特的意义。

  注释:

  廖小平:《伦理的代际之维》,第5—6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第218页,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兴安:《怀疑主义者、“孤独者”与尴尬一代——从代际关系考察当今文学发生的异同》,《文艺报》2010年2月5日。

  徐则臣:《“70后”作家的尴尬与优势》,《文学报》2009年7月2日。

  贺绍俊:《“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两次崛起及其宿命》,《山花》2008年第8期。

  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关于“七十年代人”的对话》,《南方文坛》1998年第6期。

  汪政、晓华:《鲁敏论——兼说70年代作家群》,《山花》2009年第11期。

  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第358页,范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魏微:《日常经验:我们这代人写作的意义》,《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

  戴来:《别敲我的门,我不在》,第28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崔庆蕾、吴义勤:《探险与冒险——李浩小说论》,《山花》2009年第3期。

  李修文:《写作和我:几个关键词》,《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

  徐则臣:《回到最基本、最朴素的小说立场》,《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

  戴来:《竟然是这样》,《南方文坛》2002年第2期。

  张未民:《回家的路生活的心——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张未民:《回家的路生活的心——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张颐武:《“70后”和“80后”:文化的代际差异》,《大视野》2007年第12期。

  [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第4—5页,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第5页,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张未民:《回家的路生活的心——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5页,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魏微:《“我们的生活是一场骇人的现实”》,《小说评论》2007年第6期。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

  原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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