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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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人物关系的精妙处理中，金仁顺是最为突出的一位代表。她的很多短篇，如《秘密》、《爱情诗》、《秋千椅》、《彼此》、《云雀》、《爱情诗》等，都是将男女之间的情爱安置在日常生活的隐秘部位，在解除现实伦理的约束状态中，反复演绎两性之间的情感和欲望、伪装与伤痛。金仁顺并不追究爱与欲的对抗，她的叙事理想就是通过两性之间的碰撞与勾连，打开人物彼此被日常伦理封裹的内心世界，让它们在幽暗的空间里闪耀独有的人性光泽。这种人性光泽，汇聚了真切的爱、自由、诗性的遐想，也渗透了欲望本能、背叛和生命的隐痛。它是一种生命的真实存在，却又被现实秩序封存在表象深处。于晓威的《让你猜猜我是谁》、《在淮海路怎样横穿街道》、《L 形转弯》以及李修文的《不恰当的关系》等，也是以男女之间的情感关系为主线，但作者同样没有直接引爆人物的外在冲突，而是以人物内心之间的扯扯拽拽，来呈现现代人在情感沟通上的困境。应该说，“50后”、“60后”作家也非常注重这种人物关系的营构，尤其是像王安忆、毕飞宇、苏童等，但他们更强调这种关系所包含的伦理基质，也更加自觉地突出人物关系背后的社会历史的重负，像《骄傲的皮匠》、《玉米》、《茨菰》等，都非常典型。 而“70后”则不太在意这种关系背后的现实意义，他们乐于表达的，只是这种关系的不断纠葛所折射出来的微妙而又丰盈的生命情态。它们隐藏在日常生活的底部，又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在叙事形式的开拓性实验上，“70后”作家也保持着相当的热情。像李浩、陈家桥、田耳、朱山坡、李约热、权聆等，都有不凡的表现。 譬如李浩的小说，既有寓言体(《闪亮的瓦片》、《等待莫根斯坦恩的遗产》)，又有讽喻体(《飞过上空的天使》)，还有札记体(《告密者札记》)。陈家桥极力推崇哲学化的玄想，他笔下的人物通常都是一些抽象的符号(如沉默者、无眉者、N 、表情严肃者、中年人之类)，人物的命运常常滑入各种荒谬或错位之境，但他总是以极为虔诚的叙事话语，探讨人类存在的困境。如《南京》中的暗杀者，愈是靠近暗杀对象，成功的目标就愈加遥远；《兄弟》中兄弟俩四处寻找失踪的黄琴，不料黄琴却在悠闲地为花草浇水；《现代人》中小朱跳楼自杀，仅仅是出于“给大家提个醒，一个真正的输家在输光了一切之后，他也就赢了”。田耳则带着特有的灵性智慧和艺术自信力，不断地打量着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从《衣钵》到《郑子善供单》，从《一个人张灯结彩》到《坐轮椅的男人》，从《父亲的来信》到《在场》，很难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叙事风格，也很少看到一种相对明晰的叙事惯性。朱山坡的《鸟失踪》、《陪夜的女人》、李约热的《青牛》、《问魂》等，都善于动用“以轻击重”的叙述手段，传达现实生存背后的困厄与无奈。尽管这些叙事探索比不上余华、格非等“60后”作家那样强劲而有力，有些甚至还比较生硬，但也可以看出这一代作家在叙事形式上的自觉。而这种叙事的自觉，在“80后”作家的创作中，我们却很难看到——他们更热衷于架空、悬疑等类型化的叙事方式。 必须承认，过度强调生活细节、强调感性生存的叙事策略，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长篇叙事中，作家有效的结构能力和叙事的掌控能力便暴露出来。因此，“70后”作家在长篇创作上总是显得相对薄弱，像戴来的《练习生活练习爱》、《对面有人》，盛可以的《水乳》、《道德颂》，魏微的《流年》，朱文颖的《高跟鞋》，徐则臣的《水边书》，李修文的《滴泪痣》，李师江的《福禄寿》等，都只是一些意蕴单薄的“小长篇”。它们主要靠故事本身的新奇、细腻来吸引人，无论人物性格还是叙事结构都比较简单，意蕴也显得单薄，既无法达到“50后”作家笔下那种气蕴饱满、纵横捭阖的宏大气象，也无法实现“60后”作家笔下那种精致幽深、形式之中深含意味的艺术特质。 三 李修文曾直言不讳地说：“写作，即不背叛自己的经历、气质乃至阅读，不背叛感动我的体验，我的小说态度不背叛我的生活状态”、“我的创作平行于生活”。这种“创作与生活合二为一”的写作追求，其实是“70后”作家普遍尊崇的一种美学原则。因为在他们看来，“小说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高深，只要你盯紧这个世界和你自己，然后真诚而不是虚伪地、纯粹而不是功利地、艺术而不是懈怠地表达出来，我以为，就是好的小说”。“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生活比小说更像小说”。所以，这一代作家的创作，极为明确地体现了创作主体对日常生活的高度依恋和青睐；他们的叙事，一旦进入日常生活内部，便显得放达而率性，活泛而轻灵。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在自觉地建构一种日常生活的诗学空间。 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首先在于我们对“生活的意义”已逐渐有了更为完整的理解。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都是在集体化的意义系统中来认识生活的，并形成了一种“大生活”观——它的意义是建立在社会共识性的精神立场上，突出大众生活对集体意志和社会伦理的重要作用，而作为个体的日常生活和感性的生命体验，则一直处于被排斥的地位，生活的价值常常被理解为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诚如张未民所说：“上世纪80年代及其以前岁月的革命、启蒙、政治和生产、建设，曾经是人们所理解的‘火热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它们曾是生活的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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