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洪治纲：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3)

来源：文学评论
作者：洪治纲
2012-09-28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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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对尴尬命运的体恤性表达，还是对荒诞生存的反讽式书写，抑或对个人化情感经验的精确临摹，“70后”作家在直面日常生活时，并没有回避生存的无奈与伤痛。只不过，他们所展示的这些尴尬和疼痛，更多的是来自个人意愿与现实之间的无法协调，既不像“50后”作家拥有某种深远的历史意识，也不同于“60后”作家具备强劲的理性思考，更不同于“80后”作家对时尚、“穿越”和玄幻等反日常生活的迷恋。因此，从代际差异上看，他们的创作更加强调自我在当下现实中的生存感受，“性爱也好，生活也好，都缺乏自我的历史感”。也许，正因为他们过于回避对生活和人性进行形而上的哲思，削减了批评家对这一代作家创作的阐释欲望，才导致他们成为当代文坛中一个“沉默的在场”。 　　二

　　从日常生活出发，展示现代社会里那些卑微却鲜活的生命形态，传达创作主体对这个速变时代的感受和认识，是“70后”作家最为显著的审美追求。为了重构这一日常生活的诗学空间，他们在叙事上也自觉选择了一些别有意味的审美策略，即，突出各种丰饶的细节，注重各种微妙的体验，强调人物内心的盘旋，全力展现那些被庸常经验所遮蔽的、极为丰盈的生命情态。诚如有人所言：“他们对人情物理有细致入微的体察，对当今的都市生活有娴熟的描写，对当代人于滚滚红尘中的情感世界有入木三分的揭示，他们表现出超越前辈的对生活细节与日常化的忠诚，我们每天的日子在他们的笔下活色生香。”

　　应该说，“70后”作家的这种叙事策略，一方面是为了契合他们所要表达的审美目标，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小说特有的艺术本质。叔本华就说过：“小说家的任务不是讲述那些伟大事件，而是使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变得趣味盎然。”“70后”作家似乎天生就迷恋于各种生活“小事”。他们感兴趣的，常常是“生活中那些细微、微小的事物，像房屋，街道，楼项上的鸽子，炒菜时的油烟味，下午的阳光”，因为“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处在‘日常’中，就是说，处在这些琐碎的、微小的事物中，吃饭，穿衣，睡觉，这些都是日常小事，引申不出什么意义来，但同时它又是大事儿，是天大的事儿，是我们的本能”。因此，他们总是偏爱那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并努力将它们叙述得“趣味盎然”。如盛可以的《缺乏经验的世界》，就非常精确地把握了成熟女人的欲望心理和理性包裹的矜持，让她面对一位近在咫尺而又遥不可及的阳光男孩，慢慢地撕开了自我隐秘而又无法言说的生存之痛——它看似生猛、坦率，实则虚弱、无奈，布满了无爱的苍凉与伤痛。魏微的《姊妹》则以极为舒缓的语调，叙述了三叔婚姻中两位“三娘”之间的漫长纠葛。虽然这些纠葛事关名分、声誉和尊严，但两位“三娘”之间并没有多少你死我活的外在冲突，一切无奈与伤痛，都淹没在种种日常的琐事之中。尤其是当三叔去世之后，两位“三娘”还经常以各种特殊的方式，传达了彼此的宽慰与谅解，也呈现出生命的坚韧与宽广。

　　戴来、冯唐、李师江、路内和李红旗的创作，虽然在叙事话语上充满了某种调侃和诙谐的意味，但在具体的细节处理上，他们同样注重那些微妙的感性生存体验，反复捕捉并延展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内心情境。像戴来的小说，就非常善于捕捉男人内心的脆弱，然后将它置于尖锐的现实情境中，让人物辗转反侧，最后接受无奈的现实。

　　譬如《对面有人》中的安天，在发现自己的隐秘生活竟被女友刘末搬上了网站之后，虽然内心充满了耻辱感，但在刘末的花言巧语以及金钱的引诱之下，他又很快找到了自我平衡的支点。于是，他不仅原谅了刘末的背叛行为，还与刘末达成了交易，自愿将自己的私密生活继续搬上网站。《突然》中的缪水根，《亮了一下》中的洛扬，《开始是因为无聊》中的刘科，《恍惚》中的周密，《缓冲》中的卞通，等等，面对尴尬的婚姻，或妻子的背叛，也都是如此。在戴来看来，“那些看似强壮的雄性动物在我的理解、观察、琢磨和想象中，其实很疲倦很脆弱像孩子一样需要更多的关照和鼓励”。

　　因此，当他们遭遇无法抗拒的生活障碍时，戴来总是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内心平衡的台阶。冯唐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和《万物生长》，李师江的《比爱情更假》，李红旗的《妻子们为什么如此忧伤》等，都是着眼于青年男女之间的“性”，通过这种生命本能的特殊体验，打开人物缭乱而虚浮的精神世界，揭示物欲化的现实对现代人爱之能力的戕害。路内的《少年巴比伦》、《阿弟，你慢慢跑》等小说，常常以缭乱而无序的青春成长作为背景，倾心于叙述青春的躁动、叛逆、迷惘与转型期社会伦理之间的共振关系……这些叙事表面上看，有些随意、凌乱，甚至不乏碎片化的审美特征，缺乏理性的精心控制，但是它们却异常鲜活地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感性化的日常生命情状。

　　在这种叙事策略的驱动下，“70后”作家在处理人物关系时，常常着眼于模糊而暧昧的状态，追求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审美效果。他们不太喜欢过于复杂的人事纠葛，但他们却能够凭借自己良好的艺术感知力，轻而易举地深入到各种日常生存的缝隙之中，发现许多令人困惑而又纠缠不清的精神意绪，并对这些微妙的人生意绪进行饶有意味的扩张——我以为，这种扩张能力正是一个作家叙事潜能的重要体现，它可以直接映现作家对生命内在质感的有效把握，使小说在逼向生命存在的真实过程中，成功地建立起自身的叙事根基。像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就非常巧妙地将“跑步”穿插在沉重的现实与轻盈的理想之间，让人物以“跑步”消解生活的无奈，并通过“跑步”折射内心的理想。朱文颖的《花窗里的余娜》叙述了两家三代人的关系，但两家之间的正面交流并不多，更多的只是“我家”对余家的观察、猜想和议论。作者正是通过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的反复演绎，颇有意味地展示了一代代市民的复杂心绪，有嫉妒也有自足，有向往也有好奇，有平衡也有失落，但终究还是“晃了一晃，就过去了”。孔亚雷的《小而温暖的死》也是通过一种若即若离的叙述，缓缓地呈现出现代都市“零余者”的生存意绪——这类“零余者”拒绝进入竞争的社会，排斥欲望化的存在方式，坚守内心的自由，最后却只能蜗居于斗室之内。东君的《拳师之死》、《子虚先生在乌有乡》更是迷恋于一种古朴、典雅而又略带几分诡秘的氛围的营构，通过清幽而压抑的环境铺展，衬托人物之间难以言说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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