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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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艺创作中，对人类深层精神世界的追求、对人类普遍情感的表达与少数民族文艺的个性化、差异性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在新的时代、新的语境下如何看待民族文艺所面临的挑战和新的机遇，诸如传统与发展，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民族文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等等，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为此，本报将辟“民族文艺的本质与核心价值”专栏，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期待广大读者积极参与这个话题，共同推进我国民族文艺的创作与研究。 ——编 者 讨论少数民族文学的本质与核心价值，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民族文学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与其存在的世界性意义。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整合与建构，少数民族文学已成为植根在辽阔中国大地上、集中了整个中华民族智慧的文学。从根本上说，它是依托广大土地、代表众多民族的文学。它的丰富多彩和汉族文学的广博深厚，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盛大与辉煌。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史无前例的快速崛起和无与伦比的艺术创造，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坦率地说，中国主流文坛对它至今仍然缺乏正确的时空认知和充分的价值评估，没有真正把它置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坐标上进行考量。本文要说的，主要是它多语种书写的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 “少数”一词，严重遮蔽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就、价值和贡献。实际上，中国少数民族“一少四多”，少数民族作家凭借“四多”优势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创造了大量艺术精品，其中不少作品具有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 在中国，一说“少数民族”，人们头脑中第一反应就是人数少；而说到“少数民族文学”，因为首冠词是“少数”，所以人们头脑中盘桓的，同样是人数少。近读汉族学者叶舒宪2010年的新著《文学人类学教程》，对他批评中国文学学科“文本中心主义、大汉族主义、中原中心主义”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中国有“三个主义”的人不多，很多人只是觉得少数民族人数少、文学规模不大而已。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的规模、成就、价值和意义被“少数”一词遮蔽，可不是小事，对“少数”一词加以辨析和阐释，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确实少。按国家统计局2006年公布的数据，少数民族人口为12333万，汉族人口为118295万，二者比例约为1:10.42。但是，如果不以人口数而以民族数作比，二者比例则是55:1，少数民族反成了“多数”。少数民族居住在多种区域、使用多种语言、信仰多种宗教、具有多种文化类型，是“一少四多”。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少数民族的“四多”优势在文学艺术领域大放光彩。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有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和多元一体的文学结构，所谓“多元”，是“1+55”构成的，没有“55”，“多元一体”就不复存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意义也会大打折扣。 其次，对中国来说，一亿多人口固然不是“多数”，可是换为世界视角时，一亿人口却非同小可。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只有11个。虽然我们并不认为人口多少决定文学成就，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这超过一亿人口的少数民族，是知识和智慧的海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特别发达，同他人口众多并富有才情很有关系；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又给作家文学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是作家文学发展和再创作的重要基础。像三大史诗、刘三姐、阿诗玛、阿凡提的故事，都是例证。第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经过60多年的建构，已经形成了同上亿人口相称的作家队伍。目前，55个少数民族已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000多人，各地区作家人数已超过万人，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学集团军。这支文学集团军的文学实绩日益彰显，越来越为世界所瞩目。 20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中出现了不少文学大家，还出现了沈从文、老舍、萧乾三位名满中外的文学大师。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给千年百代默默无闻的苗族人民“唱尽了赞歌”，从边城走进了世界。老舍如同文坛的全能冠军，在各种文学样式上都有绝活，留下了系列性经典。他的三幕话剧《茶馆》问世50余年来，上演盛况历久不衰，成为我国当代话剧的最高经典和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代表作。萧乾集作家、记者、编辑、翻译家和国际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每一方面都有杰出建树。《萧乾文集》《梦之谷》《人生采访》《未带地图的旅人》和翻译作品《好兵帅克》《培尔·金特》《尤利西斯》等，都在国内外文坛享有盛誉。作为蒙古族作家，他的《万里赶羊》《草原即景》《时代正在草原上飞跃》等，不仅名重一时，而且是传世精品。 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优秀作家数量很多，笔者撰写《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通论》时，担心遗漏，自编一篇包括102人、共34句的“三字经”。开头几句是：“老沈萧，更唐包。王李端，玛金敖。尼纳巴，乌胡超……”说的是老舍、沈从文、萧乾、更敦群佩、唐加勒克、包尔汉、王度庐、李乔、端木蕻良、玛拉沁夫、金学铁、敖德斯尔、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乌·白辛、胡可、超克图纳仁等等。这些前辈作家大多驰名中外，但也有几位外国人知道中国人却知之不多的。 如更敦群佩(1903—1951)，在2003年藏学界召开更敦群佩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以后，人们才知道这位国宝级藏族作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敦群佩曾出国12年，在南亚诸国先求学后游历，深入考察印度社会，研究进化论、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他不仅是精研佛学的宗教学家，还是诗人、画家、语言学家、史地学家、民俗学家、考古学家、精通英梵藏文的译著家。他见识广博，学养深厚，笔下的诗文甚至连学术著述都富有情才。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怀着爱国激情回国，竟被西藏反动当局视为颠覆者，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3年，1949年出狱不久便悲惨地离世。 再如唐加勒克(1903—1947)，是中亚地区赫赫有名的中国哈萨克族诗人。他的两万多诗行，高扬哈萨克族民族精神，表达深挚的爱国情怀。为了民族复兴、国家解放和人类进步，他走遍了哈萨克大草原，1922年还到苏联寻求真理。归国后，他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两次被新疆反动当局逮捕入狱。他的诗歌、剧作和散文是革命武器，也是质量上乘的艺术精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多次出版他的著作，把他写进《哈萨克文学史》，还推出了长篇小说《唐加勒克》。2003年纪念他百年诞辰时，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巴尔耶夫曾给予他高度评价：“诗人唐加勒克是中国哈萨克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在哈萨克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宝贵的财富。”(见吴孝成、吴若愚《唐加勒克评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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