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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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作家金学铁(1916—2001)也带有传奇色彩。他1935年由朝鲜逃亡至中国上海，1938年参加朝鲜义勇军，到太行山区与八路军并肩抗日，1946年辗转平壤，任朝鲜《人民军报》主编。新中国成立不久，受丁玲之邀到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狱中生活长达10年；1980年恢复名誉，享受老红军待遇。金学铁不是用笔墨而是用生命进行创作的，他创作了长篇小说5部、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十几种。神圣与悲壮、哲理与幽默，均融会于字里行间，作品的人性美和作家的人格美跃然纸上，深受中、朝、韩、日各国人民的喜爱，具有相当广泛的国际影响。世纪之交，在韩国首尔举办的金学铁文集出版纪念仪式隆重非凡，时任韩国国务总理的李寿圣未请自到(据金学泉文)，其人其文的国际影响力可见一斑。 上述名单中的满族作家王度庐(1909—1977)，是中国武侠小说大家，为“悲剧侠情派”创始人。他著作等身，不少作品一版再版，受到海内外读者的青睐，但文学史上鲜有记述。直到21世纪初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获多项奥斯卡奖，原作者王度庐才让人刮目相看。之后，李安续拍《卧虎藏龙》、打造中国版《指环王》的消息，美国魏恩斯坦和哥伦比亚两大影业公司争抢“鹤铁五部曲”优先拍摄权的诉讼，更让去世近30年的王度庐在国内外炙手可热。 王度庐现象和更敦群佩现象、唐加勒克现象、金学铁现象一样，证实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具有不少世界性因素，不乏世界性意义。有些世界性的东西可能是潜在的，到时机成熟，潜在的可能突然显现，成为世界文学的亮点。 200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笔者接受《中国民族报》采访，应约开列了新中国60年少数民族文学“百部名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精品以改革开放以后为多，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对少数民族自身资源的开掘比以前更广泛更深入。阿来谈《尘埃落定》获得成功的原因时，最强调的就是他在藏族民间资源的开掘和运用上做了扎实的工作。像阿来这样把包括民间资源在内的“本土性话语”艺术地转换提升为“世界性话语”，正是众多民族作家走向成功的通道。二是各族作家大量吸收世界文学经验。已故满族作家朱春雨说：“我作为读者，向来不忌口，法兰西蜗牛、俄罗斯土豆、汉堡热狗、英美自助餐，还有我们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东西，各有特点，互为补衬，才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书写分属20多个语种，这使中国跨进了世界多语种文学大国的行列，并为世界保护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少数民族文学中面对重重困难下的母语写作，堪称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篇章 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来说，语言是诸多构成因素中特别重要的因素。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中蕴涵着这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这个民族认识世界和描述世界的手段。 中国56个民族，约有129种语言，分属5大语系，可以说是一个语言的大海，其语言种类是欧洲的两倍。欧洲75个民族，也分属5大语系，但语言种类仅60多种，而中国单是少数民族语言就高达80多种。在文字方面，中国当代各民族共使用39种文字，其中有15种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制的。对于文学书写来说，这是一种极为难得的文化资源。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中运用语言的情况，大致分三种：母语创作、双语创作、汉语创作。 所谓母语创作，指的是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我国20多个有文字的少数民族，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家。特别是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因为有大面积聚居区，人口逾百万，本民族语言文字一直被广泛使用，又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体系、出版机构和文学刊物，所以推动大量作家用母语创作，并且取得了突出成绩。 从整体上看，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母语创作，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上，艺术地表现了不同民族的社会风貌、生存状态、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具有独特的审美品格和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及文化内涵。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云南、四川、贵州、吉林等省区少数民族母语书写欣欣向荣，已形成文学潮流。蒙古族母语书写就是典型例子。30多年间，单是蒙语长篇小说就出版了100多部，诗歌、散文和其他文体的创作数量不计其数。阿尔泰、齐·莫日根、敖里玛苏荣的蒙古文诗歌享誉海内外，阿云嘎、满都麦、希儒嘉措、布仁特古斯等作家的蒙古文小说轰动北中国和蒙古国。用母语写作，可以原汁原味地反映本民族的生活，得心应手地表达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优秀的母语文学，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母语的精华，有效地传播本民族文化。以世界眼光看，少数民族文学20多种母语书写，不仅使中国跨进了世界多语种文学大国的行列，而且为世界保护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和多元文化冲击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母语书写特别是小语种的书写，其实存在难以想象的困难。壮族、傣族、哈尼族、彝族、景颇族的母语书写正逐渐萎缩，已处于岌岌可危状态。不过，坚守母语创作者大有人在，比如彝族的阿库乌雾提出了“消失中坚守”的口号，还提出“用母语与当代世界诗坛对话”的目标。 双语创作，是指作家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创作。新中国成立后，双语创作的条件大为改善。尤其是最近30年，少数民族地区文学的多民族多语种色彩日趋斑斓，“渐趋佳境”(尹汉胤语)。如新疆既有汉语文学，也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蒙古语、锡伯语文学，双语作家为数甚多。 一位作家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多了一种观察世界的视角，也多了一种描述世界的工具。用双语创作的优秀作品常有“双重美”——双重文学美、双重语言美和双重的文化美。在蒙古族作家敖德斯尔、维吾尔作家克里木·霍加、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和朝鲜族作家金学泉等人的创作中，不难发现这样的“双重美”。茅盾对敖德斯尔的评论，王蒙对克里木·霍加和艾克拜尔·米吉提的评论，韩国文学评论家学会会长洪起三对金学泉的评论，都有对“双重美”的赞赏。王蒙说：“绝大多数情况下，题材、思想、想象、灵感、激情和对于世界的艺术发现来自比较——对比。了解维吾尔族以后，才有助于了解汉族。学会了维吾尔文以后才发现了维吾尔文的也发现了汉文的特点和妙处，了解了新疆的雪山、绿洲、戈壁以后才有助于了解东西长安街。物理学里有一个‘参照物’的概念，没有参照物就无法判断一个物体的运动。在文学里，创作的辩证法里，也有类似的现象。”(《王蒙文集》第七卷，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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