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流亡溃败人生的挣扎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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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小说中溃败人生的生命故事，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类，自己的故事、家族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和乡土的故事。其中，革命的故事是自己故事的外延，乡土的故事是家族故事的外延，自己的故事又是家族故事的分蘖，因此，就使她的故事序列在不同的表层连缀方式中，具有了深层结构语义的同一性，所有的叙事都生成为聚合的关系，所有的故事都是自己的故事。而流亡则是这个基本的聚合关系中，最基本的叙事动机，也就形成了A.J。格雷马斯所谓的行动元叙事模式。而且，所有的故事都关联着相同的历史情境、意识形态的知识谱系、移民文化传统与古典诗文传统，家族、革命与乡土故事与自己的故事形成多种矩阵的结构，自己的故事便涵盖了普遍的历史文化和泛人类学的属性。 一 萧红写作伊始，流亡的叙事模式就无意识地凸显出来。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与第一篇散文《弃儿》，因为签署日期与原发刊物的问题，而不能确定写作时间孰先孰后，但两篇作品的本事却有明显的交集，都与生殖与失去家的流浪有关。 《王阿嫂的死》讲述的是两个人的故事，雇工王阿嫂与孤女小环的悲惨命运。前者的丈夫被克扣工钱而陷入疯狂，并被地主放火烧死，王阿嫂怀胎七月又被地主踢得早产，与婴儿一起死去。小环是遗腹子，5岁时，母亲被地主儿子强奸气愤而死，就“开始做小流浪者了”，从姑姑家到姨妈家，都因为贫困而被迫离去，在地主家过了一年挨打受骂的日子，后被王阿嫂领养，王阿嫂死后，重新成为没有家的流浪者。《弃儿》自叙生产前后的经历，中心事件生殖遗腹子与王阿嫂的生产情节重合，而无家可归则与小环相似，“这是两个雏鸽，两个被折了巢窝的雏鸽”。语义的交集有左翼意识形态的阶级标志，也有现实处境的认同，农妇所谓“有钱人家的儿女是儿女，穷人的儿女分明是孽障”，萧红也被家族视为孽障，而且我“现在变成了没有钱的孩子”。失去父母的小环频繁迁移，与她1931年冬到1932年秋之间的频繁寄寓有着同构的相似。 由此出发，流亡的行动元置换在萧红所有的生命故事中，《生死场》的最后五节，基本就是所有人逃离乡土死地的故事，结束在最保守的二里半也颠着“不健全”的跛腿，跟着李青山投奔了革命军。《看风筝》开始的革命者生命故事，也都是以逃亡结束，而且是失踪般的结局。而家族——乡土的故事更是普遍呈现着逃亡的叙事模式，只是方式与结局各异，但都是求生的挣扎。有的付诸于行动，比如《黄河》中的破产农民阎胡子，父母葬身洪水，由山东而山西。也有的限于想象，如《出嫁》中的菱姑和妹妹，都想逃出精神窒息的家庭，一个幻想到工厂做工自立，一个要“我跟姐姐上南京”。她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红玻璃的故事》，由骆宾基复述，是生命垂危时刻最后的叙事，主人公王大妈洞悉了可怕的生命之谜，临终遗言是让儿子到黑河挖金子，乡土守望者像散落尸骨一样倾圮的茅屋，象征着乡土观念最后的消散。而《逃难》派生出来的《马伯乐》，更是在表层结构中就完全以流亡为推动叙事发展的情节主线。关于外国流亡者的故事，则是以再度流亡为结局，挣脱了危难险境的亚丽，奔回可怜的祖国朝鲜 。索菲亚试图逃出白俄的欺压回国的愁苦，表明“穷党回国是难的”。 开始就是结局，结局就是开始，挣扎的循环使萧红的流亡行动元叙事模式，区别于其他行动元叙事模式的特征。 二 萧红挣扎循环的流亡行动元叙事模式，呈现着萧红感怀自身命运最基本的心理情结，经年流亡的感受浓缩在这个基本的叙事模式中。在自己的故事中，她以各种文体强调着没有家的流浪处境。在《祖父死了的时候》，她就下定了决心：“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在《初冬》中，面对弟弟“女浪人”的指称与回家的呼唤，她的回答是“那样的家我是不愿意回的。”在自述小传《永远的憧憬与追求》中，她叙述了童年生活的创伤性记忆，“20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情感的重创，使她在《沙粒》中喟叹流亡的命运：“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迎接着我的是乡村的风霜。”全民抗战爆发，激起东北流亡作家打回老家去的热烈情绪，而她却陷入更深的惆怅。在《失眠之夜》中写道：“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可见，离家——流亡是萧红文学最核心的主题，挣扎循环流亡的基本行动元叙事模式就是这个主题原型置换在所有生命故事中的基本形式。 作为家族叙事开端的《王阿嫂的死》，在阶级论包裹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是她对家族的极端愤恨，张姓地主无疑是家族的指代。王阿嫂早产生下遗腹子，《弃儿》中的“她”也有两次入院的早产经历，而且未婚夫失踪，王阿嫂的故事是自己故事的替代；孤女小环显然是自我指涉，萧红最初的学名是张秀环 ，而且在自己的故事中，多次提及在家中挨打受骂的往事，祖母用针扎自己的手指 ，母亲不十分爱她 ，父亲把她打倒在地 ……甚至因此怀疑自己的身世。《王阿嫂的死》叙事终止在小环养母死后无家可归的绝境中，而《弃儿》中产后限于困境的“她”，则回忆母亲、祖父死去和离家三年的经历。因此，这篇小说实在就是萧红把自己历时性的故事，分别置换在两个乡土女性共时性的生命故事中，获得了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也释放了与家庭对抗的心理纠葛，女性生命本体的精神也得到彰显，女儿性与母性都充分地流泄出来。其实，这才是萧红所有故事最本质的情感源泉。这种替代的故事，具有借他人之酒，浇心中块垒的心理治疗功能，小环可以绝望得大哭，而真实的萧红则经常是“泪到眼边流回去”。左翼的意识形态使她对家族的仇恨具有了道义的合理性，而王阿嫂产后死去，作为她文化心理的寓言，承担着与旧的文化身份诀别的功能；此后，小环居于叙事的中心，则是她对流浪者身份的自我确立，小环拒绝回张姓地主家，转喻着她拒绝回家的决绝态度。她通过叙述王阿嫂的死，了断了和家族所有情感联系，完成了从张家女儿到弃儿(孤儿)的文化身份蜕变。连她关于身世的疑虑，都是这一心理转折的表征。1937年，她对从呼兰家中辗转逃到上海的弟弟张秀珂说，那样的家不提也罢。 三 萧红笔下自己——革命故事和家族——乡土故事，虽然呈现着同样挣扎循环的行动元叙事模式，两者之间在表层的连缀关系中有明显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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