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贺文学大师杨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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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7日是钱锺书夫人、翻译家杨绛的99岁生日,按照杨绛祖籍江苏无锡的传统“做九不做十”,当算杨绛100岁大寿。据杨绛退休前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透露,当天没有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另据从杨绛亲友处了解到的情况,杨绛的百岁大寿将悄然度过,没有任何隆重的仪式。 本报特请杨绛的同事、著名翻译家高莽先生做画撰文来祝贺她。 杨绛先生一百岁了,虽然身体略显纤弱,听力有所退化,齐耳的头发灰白,但她仍然像一棵青松,耸立在山峰上,在阳光下闪动着一身碧绿,散发着大自然的醇香。 杨绛先生是位大文学家、大翻译家,是位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从不趋炎附势。她的寓所,仍然是水泥地板,从不装修,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也没有多少书籍。只有一些淡雅的花草,散摆在案头和阳台,给她带来一些青春的气息。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生于北京一位开明知识分子家中,兄弟姐妹多人。少年时代在上海读书。21岁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政治学系,获学士学位。旋即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外国文学研究生。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随后游学于英、法。1937年女儿钱瑗出生。1938年回国。 杨绛本名杨季康。有一次我们好奇地问她笔名的来历,她逗趣地说: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由此“杨绛”便成了笔名。1941年,在上海一家小学任代理教员时,写成剧本《称心如意》,公演了,从此便出现了一个“杨绛”。 日本投降后,她一度在复旦女子文理学院任外文系教授。解放战争胜利后,应聘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 1953年院系调整后,杨绛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直到退休。 1962年,我调到社科院外文所,认识了杨先生。她总是坐在不显眼的地方,很少发言。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在新中国已经经受了几次政治运动的冲击。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她和钱锺书先生都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百般侮辱。钱先生屡遭无端攻击与诬陷时,杨先生全力卫护他。造反派把忿怒洒在杨绛头上,批斗她给钱锺书通风报信。杨绛没有感到屈辱,反而认为值得自豪。这位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性用坚定的语气说,她是通风报信了,因为她能担保“钱锺书的事我都知道”,而且“敢于为他的行动负责”!她的声音不高,每句话掷地有声,震撼人心。这种高风亮节的表现,远非每一对夫妇能够做到。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这位女性的伟大与刚强。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时代开始。钱杨二老受到各方面的拥戴,国内外各色人物纷纷来访,请求拨冗时间赐见。他们总是婉拒谢绝。他们知道已经耽误了十年大好时光,不愿再为浮名浪费光阴。他们无比珍惜余生从事学术研究与创作的时间。 1994年,钱老患病割去一个肾脏,住院期间,杨绛先生守护在身边,帮助他解脱痛苦,给予安慰。1995年5月18日杨先生给我的信中写道:“锺书仍重病。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前,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多么崇高的声音!话中的深情,令任何人都不能不为之感动。如今,钱先生确实在她之前走了,他的先走也许使她在精神上有些慰藉。错了次序,二老如何是好? 钱杨二位先生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但他们保持并发扬了中华民族夫妻关系的传统美德。他们是我们永远应该学习的榜样。 不一般的作家 杨绛最早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戏剧。 1943年1月她写的喜剧《称心如意》,由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生搬上舞台,5月份上海联谊剧团又在金都大戏院进行演出,导演是黄佐临。1944年她又写成《弄真成假》,公开上演。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与李健吾老先生同游某处时,他兴致大发,对我说,他曾经演过戏,剧本是杨绛写的。他在剧中扮演的是主角。我还记得他颇自豪地说,他为这个戏出过力。这事让我很意外。当时他谈得津津有味,后来我追记过这段事。不记得是谁让我写成文章,自以为很快就能发表。文章没有面世,手稿也没有保留下来。 除了剧本以外,杨绛先生写了不少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甚至长篇小说。 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大部分是真人真事,有根有据,如车夫、送煤工、保姆等普通老百姓,反映出来的是时代的大背景,及各种重大的事件。 杨先生写的建国以后几次政治运动的小说和随笔,对我感触最深。 1951年杨绛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全国举行“三反”运动。年底转为针对知识分子,那时又称作“脱裤子、割尾巴”,雅称“洗澡”。杨绛很少参加这样的会,有人提出意见,她称:“怕不够资格”。此后有会她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运动。杨先生说,她“洗了一个小盆澡”,一次通过,接着是“忠诚老实运动”,她把自己的历史交待得一清二楚。有一天党代表和她握了握手,说:“党信任你”。 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的政治运动,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为后来写作积累了一定的材料。 过了30多年,凭借自己的记忆和分析,她写成长篇小说《洗澡》。她写了建国前后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小说像是没有结构没有主角,但给人留下一幅斑斓多彩的画面和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让人深思。 “三反”结束后,全国院系调整,杨先生被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她的工作是外国文学研究,写了《论菲尔丁》一文。 1958年全国“拔白旗”,杨绛的《论菲尔丁》是被拔的对象。杨先生说:“我这面不成样的小白旗,给拔下来又撕得粉碎。”从此,杨先生决心再不写文章,遁入翻译。 1966年“文革”爆发。从北京到外地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那年8月初,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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