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贺文学大师杨绛先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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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中详详细细地记述了她在“文革”期间的经历。这篇文章不仅真实地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下的种种遭遇，如同一场可怜又可悲的滑稽戏，同时勾绘出“红卫兵”、“造反派”等等组织成员中丑恶的嘴脸。她又告诉读者，当时随着造反大旗摇旗呐喊的人当中，有一些无奈者、被迫者。杨先生把他们视为“披着狼皮的绵羊”，表面凶狠，内心尚善。正是由于他们暗地的关照，使杨绛等“牛鬼蛇神”免于受到更大的折磨和伤害。 我常常想，新的一代青年人，应当了解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了解一下他们绝对想象不到的场面，杨绛的《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应该是必读之一。 杨先生在许多散文中写了亲朋好友，如《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记杨必》等。但让人最不能忘却的是她笔下的女儿——钱瑗。钱瑗是他们的“生平杰作”。钱杨二人在英国留学时生了钱瑗。钱瑗自幼通晓英文。回国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了俄文。她的外语才能精湛，她的学识渊博，她的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勇于创新，开创了“文体学”课程，在教学与科研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不幸的是，她早于父亲一年辞世。 钱瑗的逝世，是父母最大的悲痛。杨先生没把这一噩耗告诉病中的钱老，自己在心中担负了一切悲哀。但她在后来写成的《我们仨》中记述了钱瑗在家中的地位，她的遭遇。 《我们仨》一书中包括三部分：《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和《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这是一部关于父爱、母爱、子孝的奇书，是人生教科书，必读的书。它教导人应当如何面对苦难、面对死亡、面对幸福、面对人生变化。杨老太太为我们留下了精神财富、爱的启迪和憧憬。 如今钱瑗这位不同寻常的才女先于父亲走了，深深敬爱她的师生们在北师大园内一棵雪松下留下她的一捧骨灰，成为后来学子悼念的场所。 译界典范 杨老精通英法两国的文字，晚年又自学了西班牙文。杨先生译过一些英法西班牙文学作品。她说：“我翻译的书很少，所涉及又很窄，几部小说之外，偶有些文艺理论，还有小说里附带的诗，仅此而已。”她又说：“但是我翻译的一字一句，往往左改右改、七改八改，总觉得难臻完善……”我们从她的声音中不难感受到她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她是我国译界的一位典范。 杨先生从事文学翻译几十年，对这一行业体会尤深。她说：“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我曾比之于‘一仆二主’。译者同时得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个主子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言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我对自己译本的读者，恰如俗语所称‘孝顺的厨子’，主人越吃的多，或者吃的主人越多，我就越发称心惬意，觉得苦差事没有白当，辛苦一场也是值得。” 杨先生说：她本来不是一个翻译者，也没有学过翻译。“翻译是我的练习——练习翻译也练习写作。” 在清华大学当研究生时，叶公超教授让她从英文翻译一篇论文《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并不热心政治，那篇文章既沉闷又晦涩。她说：“我七翻八翻，总算翻出来了。”交了卷，却得到叶公超的好评，没有多久就在《新月》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这是她的第一篇译作。 抗战胜利后，她翻译了英国伤感主义作家哥尔德斯密斯(1728—1774)的散文《世界公民》中的一段，起名《随铁大少回家》，发表在储安平的杂志《观察》上，博得傅雷的称赏。 杨老到清华大学工作后，她读了英译本西班牙经典之作《小癞子》，很喜欢，就认真地把它译了出来。后来得到法译本，又重译了一遍。到了50年代，她发现转译中的错误，于是又从西班牙原文第三次译了这本小说。她认为“从原文翻译，少绕一个弯，不仅容易，也免了不必要的错误。” 《小癞子》原作出版于1554年或1553年，至今未能考订确切年份，更弄不清它的真正作者是何许人。因为小说中很多讽刺与幽默的成分，这是杨老所醉心的部分。400年后，1977年，杨绛将她喜欢的这部小说译成汉文出版。 这里想提一下，杨老对书名的改变，表明她对翻译的追求。《世界公民》中的人物BeaouTi bbs 杨先生把它译作“铁大少”。《小癞子》原作书名是《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杨老想到：“《新约全书·路加福音》里有个癞皮花子名叫拉撒路，后来这个名字指一切癞皮花子，又泛指一切贫儿乞丐……”如按原文翻译书名很难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未免过于赘口。于是杨老把复杂的书名改译成《小癞子》，即不失原作书名的本意，又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无疑是成功之笔。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解放前夕，杨绛潜心翻译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吉尔·布拉斯》的作者阿阑·瑞内·勒萨日(1668—1747)是法国写实作家的先驱。这部小说反映的是两个朝代的法国社会，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但并未批判社会制度的不良；作者嘲笑了教士，但并不反对宗教。译文发表后，杨绛请钱锺书为她校对一遍，钱老在译稿上划得满纸杠子，说：“我不懂。”杨绛从这句短短的评语中领悟到许多有关翻译的问题：如何才能把原文译好。她开始重译。 1956年1月《吉尔·布拉斯》这部47万字的长篇小说正式印成单行本，1962年杨先生又重新校订修改了一次。情节曲折惊险的故事，获得读者的喜爱，甚至获得好评，但她本人并不太欣赏这部小说。这部译作为她招来另一项翻译任务。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邀她重译《堂吉诃德》。杨绛说：“这是我很想翻译的书。” 杨绛找了五种英法译文版本，仔细比较，惊奇地发现：“许多译者讲同一个故事，说法不同，口气不同，有时对原文还会有相反的解释。谁可信呢？”她要忠于原作，只能直接从原作翻译。 年近半百的杨先生开始自学西班牙文，这是一条艰苦而漫长的历程。她为自己规定每天的学习时间，背生字、做习题，一天不得间断，因为她认为“学习语文，不进则退”。 她说：西班牙文长句多，汉文如何处理这类长句，她进行了多方试译、探索与比较，最后确定：既忠实原文又兼顾汉文表达习惯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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