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贺文学大师杨绛先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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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根据《堂吉诃德》原版本，翻译到相当部分时，“文革”开始，译稿被红卫兵抄走。后来译稿虽然被退还，但她觉得好像是一口气断了，接续不下去。于是又从头译起。这是多么宏伟的一项工程啊！1976年底全书译毕。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老对自己的译文要求很严。1985年《堂吉诃德》译本已出版了三版，她还是不断校订，发现有些毛病，如：文字欠妥，辞意欠醒，印刷错误，还有翻译的疏漏等。 为了表彰杨先生在翻译西班牙经典文学的贡献，西班牙国王于1986年10月在驻华大使馆特向杨绛颁发“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杨老到了晚年，还念念不忘这个译本，她不无深情地说：“我常想参照一个更新的原著版本。把旧译通体校订一遍。”九年后杨绛又校对了一次。她最后写了一篇有关翻译此书的文章，题名是《失败的经验》，后略作修改，又以《翻译的技巧》为题名重新发表。 她说到翻译的困难，“至少，这是一项苦差”。“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须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文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不可走样。原文的弦外之音，只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彻底了解不易，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地表达更难。” 我虽然不懂英法西语言，但也学习从事文学翻译。杨老的经验让我受益匪浅。我认为她关于文学翻译的论述是长年实践的宝贵结晶。 作为翻译家的杨绛感到遗憾的是没有翻译过英文小说，而英文是她第一外国语。 钱老和钱瑗逝世后，为了寄托无法倾泻的哀思，杨先生从英文转译了一篇被视为“天书”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的一段《斐多》。 她知道这是一本非常难懂更是难译的书，她是为了“忘了我自己”而去干这一苦差事的。 我想起，几年前，她译了兰德的《暮年余热·献词》：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翻译工作使杨老的精神得到升华。有人称，杨老译的《斐多》是她的天鹅之歌。 杨老评画 杨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我在该所《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为了处理一些稿件，有时需要请教杨先生。那时钱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所任职，经常来看望杨先生。两位学者总是一起，形影不离，令人羡慕与赞叹。 二老在一起的形象很上画。我一直想把他们画出来，不是画单独一个人，而是二人合在一起。 “文革”期间，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纷纷被赶到河南信阳去走“五七”道路，听任军宣队摆布，今天盖房子、修猪圈，明天开批斗会、抓“516”。这些知识分子什么都可以去干，就是不让他们真正研究学问。 政治运动第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圈在干校院内的知识分子除有限几种政治书报之外，什么也不许看。他们被强制地与书隔缘。不看书，不了解外部世界，还称得起什么知识分子？！天长日久，军宣队抓“516”没劲了，批斗会也开得有气无力了。那一阵，晚饭后，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们三三两两地到干校附近的野地去散步。活动天地不大，迎面总会遇到熟人。我常常看到钱杨二老的身影。在众人当中只有他们显得无比亲密，因为大多数人的感情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已被扼杀。他们二人的形象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有一天，兴致所至，我默画了他们的背影。夸大了钱先生的笨拙可笑的体态和杨先生亲昵娇小的身姿。二人并肩漫步，满身人情味。朋友们传看，认为画中抓住了他们的特点。不知何人把那幅漫画拿给了钱杨二位。我得知后真有些害怕，怕惹得二老不高兴，怕说我丑化了他们，更怕上纲上线说我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观，给自己惹来新的麻烦。我心中犯嘀咕，因为早在1950年，《文艺报》就载文批判过我的漫画，说我丑化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我心有余悸。后来栾贵民告诉我：二老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称赞了几句。 干校生活结束了，我们回到了北京。改革开放伊始，意识形态气氛有所宽松，我又给钱杨先生画了几幅速写像和漫画像。我知道钱杨二老喜欢幽默。我便将自己画的几位文学前辈的漫画像送给二老玩赏。杨先生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你历次寄给我的画册和信和照片都收到，说不尽的感谢。我老想给你写信，而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情。经常抱着满怀歉意。我该写的信有一大堆，干脆虫多不痒了。可是你这头大虫(我指信不指人！)这回又带了小虫子一同咬我，我只好抽空挠一下痒痒吧。”“画像何其芳的最好，其次俞平伯。我的比锺书的好，我和他两幅都偏向美化，绊住了你的神来之笔。可是你这位孝子顺从妈妈的话，我只能尊重你的孝顺，也尊重你妈妈的聪明——我在这里为她老人家祝福。” 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自从1950年我因漫画挨批以后，再不敢画漫画。随着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的开展，我学乖了，只美化不丑化。有一次，我妈妈对我说：“你画男人时，画得年轻一点；画女人时，画得漂亮一点。”她的话甚灵，每次按她的信条作画时往往博得被画人的肯定和赞美。这话传到钱杨二老耳中。有一天，栾贵民告诉我：“有人说：按你妈妈的话画下去，画不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来。”他没有指明“有人”是谁，但我可以想象这话出自何人之口。这也正是为什么二老肯定我的漫画而否定我美化的原因。我很感激二老一针见血的批评。他们的话，我铭记在心。可惜长期的禁锢使我已放不开手脚了。 我还在钱先生书写的《仓颉》二字的纸头上补画成小品，并利用他试笔时留下的未写完的字作为草丛上飞舞的昆虫。我觉得小画还有些情趣，便把原画拍成照片，寄给杨先生，如杨先生愿意，可拿给钱先生看一看。我想这类趣事或许能给病中的老人带来些愉快。当时钱先生正在医院治疗。1995年5月18日，杨先生寄给我一封信：“收到来信并附照片，已带往医院给锺书看。他十分欣赏你的两幅小画以及‘草丛上飞舞的昆虫’。” 捧读杨先生的来信，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默默祝钱先生早日康复。 关怀青年 2001年，90多岁的杨绛先生代表已故的钱先生和女儿钱瑗将稿费捐献给母校清华大学，作为“好读会”的奖学金。这是他们对青年人的爱护，还特别强调奖学金不要用钱老和她个人的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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