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子丹:关连成都先锋艺术的生态图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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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8日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遭到美军轰炸,罗子丹见证了热烈的示威游行以及人群火烧驻成都美国领事馆的场景,本着和平意愿和一个先锋艺术家的理性,99年9月我在“小酒馆”实施了《胁迫与营养》,罗子丹身着尊贵华丽的唐装盘腿而坐,头顶青花瓷盘,盘中一条小金鱼挣扎着,而头顶正上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垂着一炮弹形铜桶,内中盛满的清水透过锥尖小孔徐徐滴下,正好滋养着青花瓷盘里的小鱼……透过这件作品罗子丹想表达东方文化中“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的智慧,也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以后汶川地震中“多难兴邦”的提示,我希望人群能智慧、理智的面对灾难并转化为益。为了探索、发掘东西方之间的和谐感、以及不同文明情绪相互包容的心境,99年10月罗子丹和来自欧洲的一位女士共同实施了《遛狗的预言》,其时艳阳高照,在城乡结合处一条刚修好的宽阔马路上,罗子丹身着红色短裤、光着膀子颇有干劲地驾驭着洋种猎犬,而西方女士则低调地牵引着本地土狗,两人并肩行进在坦阔的大道上,步态、身姿逐渐和谐,现场感也逐渐欢快而明朗起来……2009年11月在四川大学美术馆的讲座中针对学生对该作品的提问,罗子丹表达了创作初衷——即希望东西方能驾驭彼此之所长,为了人类的福祉和谐、轻松的并驾齐驱。 “世纪之门”展定于1999年12月31日开幕。99年底成都一间报社的记者打来电话,说要对我进行电话采访,而她问出的问题是:“你在春熙路搞一个推电视机的行为艺术、你怎么搞到一半就把大家甩到一边只顾自己去吃冷淡杯了?”我经常接受不同媒体记者的采访,她问出的问题令我感到蹊跷,她提到的这件作品叫《推动电视广告的人》,上文已有描述,其中吃冷淡杯是作品的重要部分——身着平民服饰的罗子丹一面吃冷淡杯一面当着众人放映自己在高尔夫球场挥杆的情景,受邀到场者都知道这是作品一部分,而且资料中有着清晰确凿的记录,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把大家甩到一边,”我问这个记者她是听谁说的,她说刚和几个行为艺术家在一起,其中有查常平,跟着我打电话质问查,电话中查专横地说在作品实施前我没有向他公布这个情节……事实上,行为艺术的邀请通常仅有时间、地点,难道所有情节需要在一开始就公布出来吗?而且,你并非罗子丹的师爷,凭什么我要提前告诉你作品里的细节?另外,一个所谓的先锋艺术批评家居然不知道行为艺术中的“偶发”?最后,查竟以无赖的口气蛮横地说:“不管怎样,反正我就是要这么认为。”以后知道,查向不少不明真相的记者歪曲罗子丹的作品,戴光郁还专门跑去《蜀报》报社找到一位报道过我作品的女记者,让她不要再报道罗子丹的艺术活动,这位女记者这样形容她当时的感受:“真是荒唐、无聊透顶。” 尤其在中国,艺术家需要花费很多的心思、精力去搞人际关系、经营所谓文化地位、作品买卖,这些对罗子丹来说都太累、太复杂。我从不爱去打探各种机会,对于即将举办的“世纪之门”——罗子丹没有动用任何关系去联系参加,而为了排挤罗子丹,戴和他的师爷当时的表现——相信今天的他们回顾那一段历史也会觉得荒唐可笑!当时我很希望这个圈子里能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但我感到更多的是观望与冷漠,作为一个率性而为的艺术家,我决定去北京继续创作。99年底我去北京时和温普林有一段谈话,他对我说:“你的作品做得太多了,你一个人都做了、那成都其他艺术家还做什么呢?”他还这样表示:“戴光郁应当一方诸侯。”“一方诸侯”是否就是指江湖老大?没想到,“一方诸侯”的黑手竟然又追随我到了北京——99年底我住进了北京通州的滨河小区,刚安顿好,同小区一位东北艺术家便热情帮我联系展览,很快告诉我正巧有一个东北艺术家策划的展览,我表示愿意参加,而几天后在一个艺术活动现场该艺术家把我拉到了一边,低声对我说:“不好意思,我帮不上忙了,这个策展人和戴光郁很熟……” 听到这样的表述我沉默了、内心感到一阵很深的寒冷,先锋艺术领域弥漫着浓烈的江湖气,而我内心还象是在当初的圆明园画家村、习惯去交流艺术本身。此后我和所谓圈里人的接触越来越少,因内心的苦闷经常闭门不出,但从99年底至2001年初,在北京总共一年的时间内罗子丹仍坚持在公众场所创作实施了三件行为艺术,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流氓化系列”的两件作品——也正是文化群体急功近利、江湖气的一面对我触动所致。以后批评家评价该系列:“当我阅读罗子丹《知识分子流氓化系列》的三个作品时,我感到震动,不安、内疚和自责……《野兽定美女》是男性被囚与被虐,又是男性对女性的不断占有。这是一种政治化的性幻想,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龟避心理的有力揭示,在政治与性的关系问题上具有警世意义。《流氓化给知识分子带来自由?》以文化他虐和身体自虐的双重性,来表达知识分子对于文化沉沦无可奈何的精神呼号,较之商业化的“文化苦旅”,对既成为事实有更多的鞭挞。而《富有知识分子流氓化倾向》则用过去与当下、现在和虚拟的交错对比,呈现商业社会和金钱权利的堕落与快活,作者显然不相信流氓化会给知识分子带来真正的自由。” 2000年1月我在北京忙蜂酒巴实施《流氓化给知识分子带来自由?》时,国际策展人巫鸿来到现场并对作品给予好评,以此认识的巫鸿于2002年邀请我参加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这个称作“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的大型展览涉及1990-2000十年中中国重要的先锋艺术作品,作为成都唯一被邀请的行为艺术家、罗子丹作品《一半白领.一半农民》参加了该展。2000年底出于对艺术领域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感到烦闷,作为心理上的突围,2001年初我从北京回到四川农村策划了有关宗族文化的大型艺术活动——《老家.人们.坟山》,秉承“耕读传家”家训的罗家是长宁县的望族,当地尚完整保存了我规模宏大的祖坟山,上下坟山共立有四根九米以上的望柱和若干雕刻精美的墓碑,其中还刻有当年皇帝的御旨,而罗子丹作为祖坟山发下来长房长子长孙这样的角色带领族人、老乡在四天内一气呵成创作实施了14件装置行为作品,这种现象在中外艺术史也属鲜见,其中《自由.平等.博爱》引发了普遍感动:在祖坟山下,众乡亲排成队伍后挥锄掘土,高者掘土使沉,矮者垫土使升,目测众人等高后,挑出印有“自由.平等.博爱”字样的醒目横幅,法国艺术家Marc在前领队高呼:Freedom……Equality……Humanity……乡亲跟着响应,现场充满了激情;而《传承》则是远近赶来的族人按辈份从祖坟山中心一直排到坟山脚下绵延数十米,按坟牌样式做好的精致泥模由辈份最高的族人开始在人群手中传递,最后由一个四岁小女孩承接时,因泥模严重变形、加之年幼不堪重负,在手中开裂坠落……活动在成都电视台播放时得到了学者与市民的广泛好评,围绕活动我撰写了四万多字的文字资料,跟着活动由批评家吴鸿在当时的《美术同盟》上重点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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