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夤夜的拨火者与“乡愁”地理学
——江雪诗歌论
霍俊明
尽管“70后”一代人的诗歌写作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甚至像江雪这样的“早成”诗人其诗歌写作时间更长，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江雪还一直处于“黑暗期”，换言之他的诗歌写作一直没有被所谓的主流和“学院”所认可。我早在多年前就写过关于江雪的文章，当然那是一篇零碎的随感式的短文。在我的阅读体验中作为同时代的诗人江雪的诗中有一种少有的凛冽和尖锐。江雪诗歌写作的视域、想像的空间、词语命名的力度和个人化的历史想像力都相当突出。我想面对着一个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极其强烈个性言说方式的诗人，我们的时代批评家们再次验证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无力和无以置喙的宿疾。从农耕情怀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沦落到此后急速推进的工业时代再到后社会主义时代，尽管江雪的诗歌写作一直试图在多元化的路径中进行拓殖，但是他一直存留着一个黑色“乡愁”的见证者和命名者的身份和胎记，揭开夹杂玩世不恭又深入当代的个人化想像力所呈现的带有疼痛“骨刺”般的时代寓言。江雪在我看来更像是暗夜的举火者，这其间的风暴和难以想像的“冰凉”令人振颤，冰雪无限期地阻挡了朝圣者的小路。他自觉或被动地与现场和历史产生了多层次的精神交叉和不停的摩擦，而冰冷、黑色、虚无、苍凉、疼痛、迷失，无不象征了江雪这一代人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的生活史、思想史和诗歌写作史的低沉底色。蕲北的乡村、孤儿峔、清水河镇、茅山码头、落日下的广场、深南东路、地下隧道、异乡城市的牧羊湖等场景成为江雪诗歌写作地理学上的重要坐标，也成为伤痕累累但又挥之难去的时代“乡愁”，而类似于飚猎秋风中迎面而来的药罐的疾病气味却氤氲其间。
诗人在夤夜中拨亮了灰烬中残余的一点火种，而此刻，风正吹来……
迎风打开的“药罐”与时代卫生学
江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着高烧的时代“乡愁”诗人，而他又以骨刺一般坚硬、疼痛的方式刺向一个时代病困重重的子宫和躯干。如果说1989年冬天王家新不断和俄罗斯千里的冰雪，不断在暴风雪和狼群围困的夜晚和帕斯捷尔纳克进行精神对话的时候，北京十二月轰响的泥泞不能不充满黑色和绝望的质地。我们在谈论90年代诗歌的时候都是以所谓显豁的转型期的时代作为重要的诗学背景，换言之90年代诗歌的诗学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指认为归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而到了1999年之后尤其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人们谈论最多的恰恰是时代和文学的娱乐精神，而忽视了一个即使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时代其写作的难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是同样困难重重的事实。而江雪却极为清醒地认识到更多的诗人和评论者沉溺于个人甚至荒诞的后社会主义时代主流美学伦理温柔的天鹅绒般的牢笼之中，而他则继续在和“帕斯捷尔纳克”们交流，而呈现的场景则更为繁复。安置灵魂的书卷和嘈杂迷乱的日常生活都在交互辩驳中登场，而疾病的气息则占据主导，因为“中国式的病人”已经无处不在。乡村痛苦的游离者，城市边缘的外省者，核心高尚社区的守门人甚至“阳痿”、“痛经”的城市白领、金领以及地下矿工的风湿病和“卖肉者”们发痒难耐的身体都在发着持续高烧。城市和工业里的“镀金”的天空甚至包括农村的一些盲流无业者们都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病灶，每个人都心事重重的揣着“药罐”，“如果有人熄了灯，在黑暗中摸索彼此的脸/我无法隔离，外省的歌手与戏子，在楼下/磁湖梦里的悲欢，嚎叫，出卖，人群中夹杂着调酒师的表情/像往日一样，把祖国贴在性爱的墙壁上/中年记忆，继续沿着它旅行/城市的垃圾之歌，进入地下管道/以书掩面的人，书生意气的人，置之不理……”（《秋夜闻书》）。近期江雪的诗作不断出现这些“疾病”气息的压抑性场景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召唤着“中年写作”的开始，到了一定年龄和身体感知的愈益洞悉，诗歌不能不被愈来愈突出的身体问题和感知方式所牵引，“母亲在病中，病在骶脊骨，病在肝胆，病在心脏。祖国在病中，病在骶脊骨，病在肝胆，病在心脏”（《与杨杨书》）。在70后诗人中，江雪所特有的经历、情感经验和思考方式使得他更多地充当了理想主义史的忧愤者的角色，而很多人在青年时代都是愤青，而随着年龄的变化这种带有本能性的愤怒与批判就不断走向了衰竭，而江雪却一直不能扔下和解的白手套。据此，他的诗歌文本不断出现带来苏水味道的病态场景和浓重的疾病氛围，“如果守林人与夜莺，还有狮子王，构成一部森林卫生学/啄木鸟，猫头鹰和蝙蝠侠，就是护士//狩猎者永远不会和豪猪站在一边/狩猎者不懂得森林卫生学，豪猪也不懂得//虚构的森林卫生学，有时多么滑稽/动物们就像人类，‘它们的行为具体到做爱中，也不大讲卫生’/因此，我怀疑：自然主义者的清洁度”（《森林卫生学》）。病人、疾病、死亡、疼痛成为江雪很多文本的典型症候，而疾病就是人和时代的黑夜状态。他不能不在诗歌中愤怒，甚至已经开始慢慢生病。一定程度上江雪毫不留情地呈现了一个骤然寒冷的时代冰库，每一个读者读来都会为其中的一个个难以避免、纷至沓来的病症不停寒噤。所以从精神和文化的角度来考量，江雪以及其他70后一代人的诗歌写作在很多方面都像是在一个发着低烧的时代，以内心波澜不断的抒写在为时代提交着一份扭曲而尴尬的病历表。这些病历共同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病症和顽疾，也说出了他们视野中的衰老、占领、死亡和经验价值观的降价、贬值。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喷发郁积的病痛的抒情也成了民族的疾病式寓言。在江雪的很多诗歌中他不无有效而决绝地呈现出1970年代人面对的生存黑幕的压力，不断与现实摩擦甚至冲撞，不断在龃龉的现场中发出质疑，并在浮华和肮脏的背后窥到“龌龊”与“不洁”的发现，“戊子年冬，怀杜甫，滴墨成字。曰：苏幕遮，菩萨蛮，满江红，肉蒲团，八声甘州酹江月，水调歌头王孙怨。殊不知，冬日尚有盛开的杜鹃，啼血的杜鹃，在城中荒村，开得正欢，放得正艳，正裸露着自由中的美与死”（《与杨杨书》）。江雪在这里确认了“龌龊”与“不洁”就是世界存在的常态，是日常生活最为本真的一面，但也是一个时代的病症和标志。这也因此唤醒了诗人理想化冲动，让诗人渴望能有一个人在内心疾病的深处静静栽种梦想的幼苗，尽管它难以实现，每一点实现都会让一代人付出难以想像的努力与代价。诗人告诉我们在无边的寒冷和死寂中，我们缺少的就是那个唤醒我们内心的人，而只有这个人才能让我们的河床有鲜活的水流而不至于在生活的压榨中愈益干竭。这个能唤醒内心的声音正是来自干燥、岁月深处的那个被遗忘的“乡下”，那个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的“精神故乡”。它令人泪流满面正如乡下母亲送到城里的洋葱，它和母亲和记忆合而为一。正是一只黑夜深处抚摸洋葱的那只粗糙的老手在抚慰和拯救我们失魂落魄的麻木内心。剥洋葱的母亲，泪流满面、躬身乡下的母亲，成了患病时代最为沉重的一副良药。时代和成长经历所造成的生活的琐碎、偶然背后的宿命之手和难以挣脱的规训与惩罚，使得江雪的诗歌写作向来呈现出病历性的特征。在他的作品中层出不穷的那些饥饿、性病、呕吐、感冒、神经性过敏症、发烧、偏头痛、咳嗽、肺结核、心绞痛、胃病、盲肠炎、衰竭、囊肿、霍乱、积水、休克、阳痿等都是一个时代共有的疾病和“低烧”状态。这种“低烧”的状态也基本呈现了包括江雪在内的70一代人诗歌的时代特征。虽然这种“低烧”状态并没有使诗人在虚幻的理想乌托邦面前长久的沉坠，反倒使诗人获得一种对抗的勇气。实际上饥饿更是一种严重的时代疾病。作为在成长经历中经受了精神和物质双重饥饿的70后一代人而言，这一代人的诗歌几乎无处不印证了这种“尴尬”和“饥饿”状态。而正是这种“饥饿”和由此而产生的觅食飘荡——在生活、社会、精神中的漂泊和游移——的状态使得江雪不断在纷乱的生存现场中将视野不断投注到那个逝去的年代，实现自我的一种渴望机制。“饥饿”甚至成了70后一代人的墓志铭，“那年春天，妈妈脸上的汗水，泪水/还有蕲南的雨水，露水/纷纷落入河湾/落入像河湾一样饥饿的/土地//如今，雨中的妈妈消失了/她早已跟随/饥饿的牛羊，饥饿的时代/饥饿的祖国/一起进入她们的/垂暮之年”（《雨中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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