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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江雪诗歌论(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霍俊明
2012-09-28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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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时代遗留的影像中，江雪以其沙哑而尖锐的咳嗽，以各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时代病历书镌写着一代人在紧张的工业时代的孤独与不安，但他还是难以形成决定胜利的对抗。江雪在一个个夜晚制造着绝望的“白色药片”，这也曾让我长久地沉浸于诗人的忧郁、舒缓、焦虑、尴尬的、病态和“冰”，但我最终看到了一代人的生存就像是黑夜中的一场暗火，在维持着内心的尊严，驱赶着世俗的黑暗，却布满了一道道醒目的伤口。那些诗作洞穿了生命的困厄，却打开了梦想的小径上一个又一个荒草丛生、受病而恐怖的深渊与陷阱。诗歌写作作为一个人的内心“宗教”和乌托邦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清洁”和对社会进行矫正的功能。但是我们看到的仍旧是无边无际的龌龊、喧嚣、混乱和荒诞。

　　在理想主义的乡村晚景和不断欲望勃起而精神萎顿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夹缝之中，在精神的自我挖掘、奔突和深度沉潜中，江雪发现了时代的疾病，同时也目睹了自己的疾病，但是沉潜和发现都只能让他们更加符合一个近于“孤独的演奏者”的形象。江雪在不断的培养着面对时间、社会、生存和死亡的勇气，在交叉的小径花园中高高的举着内心的灯盏，努力寻找着与时代与理想对话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不是稍纵即逝，就是永远不来。这一代人带着持续发着高烧的额头给时代开出了令人颤悸的病历书。
　　
　　“广场”所投下的无边阴影
　　
　　关于“广场”意识的书写是江雪诗歌地理学上一个重要的坐标，当然我所指涉的“广场”更多是一种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反思立场的一种精神式的内在呈现，而非简单的关于场景甚至装置性“广场”的直接比附，“一个怀揣诗艺的无产者，依旧夹着一条理想主义尾巴/有人趁着暮色，在灰暗的广场，继续演说/有人继续偷窥，时代的后娘，伪君子和虐待狂的搔首弄姿”（《秋夜闻书》）。政治的、工业的、力比多过剩的广场上诗人不得不夹着“理想主义的尾巴”在肃杀的秋天的夤夜为自己设置一个简陋但又暂时温暖的了慰心怀的房舍，与内心和书卷进行沉重的对话或诘问。

　　就江雪的诗歌不能不提到一代人的“广场”意识和书写。当年北岛作为“今天”诗歌的主将，其强烈的对决意识和精英立场使得其不断扔下决战的挑战书，不断地在黑暗的历史和现实视阈中清洗和反思。北岛诗歌中的广场成为一代人在红色年代的狂乱和荒谬“履历”的表征。而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则成为90年代诗歌和社会转型的时代寓言，正如黄昏下的广场，昏暗、暧昧、模糊，曾经的鲜血和牺牲已被喷射的商业时代的清水冲刷干净。而这一切正如被强行颠倒过来的望远镜，曾经的一切模糊而遥远，曾经站立或倒下的广场成了一个个时代的绝好见证。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提速的工业列车訇然响起。正如傍晚来临的时候，一种渐渐阴暗的黑色沉重笼罩了这首关于历史、关于时代和现实的反讽和对抗之作，这是一个时代结束之后的挽歌和悼辞。关于广场的宏大叙事的全面结束还是从70后诗人这里开始的，“钟鼓楼，在这个城市的阴部，你看不到的/你想看到它很简单，绕过身后的步行街，冲出人流//那一刻，钟声响起/火车不愤怒，自行车不恋爱，飞机不梦想/当我们抬头看天时，上帝在小便/我们不得不撑起伞，穿起灰色雨衣，匆匆穿过陈家湾广场”（江雪：《钟鼓楼》）。江雪在“广场”上更为关注的是后工业和城市语境下，一代人的尴尬宿命和生存的沉重与艰辛以及巨大的荒诞感，“一半干涸，一半汪洋的浪漫国家/我情愿闭上双眼，做一回/湖边的死者，越过青年时期的/那场虚惊//当我们经历虚惊之后，一群人变成了机器猫/匆匆消失于广场，逃进动物园”（《休克》）。

　　无限膨胀的现代化进程则成为江雪这些70年代人生存的一个新的广场。金钱和欲望成为这个广场上的旗帜或新的纪念碑，广场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但它们依然以新的寓言形式存留。革命的、政治的、运动的集体性的广场尽管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那广场和纪念碑高大的阴影却难以抹掉，而更为令人尴尬的还在于在无限膨胀、无限加速度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新的后工业时代的广场正在建成。当70年代人出生的时候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此后在1980年代末期开始的翻天覆地的颠覆性转折和“轰响”声中新的社会时代的开始，注定了70后一代人不能不生活在这样的尴尬境地——广场与异乡。而连接杂乱的广场和遥远的异乡的正是黑沉沉的铁轨和寂寞的乡村小站，在贾樟柯的《小武》、《站台》、《逍遥游》甚至《三峡好人》电影叙事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70后一代人在80年代以来的成长故事和生存寓言。广场成为70后一代人尴尬的出生地，也见证了70后一代人尴尬的外省意识和漂泊宿命。这一代人在广场上面对集体主义和理想情怀在默默地发呆和失语，在异乡面对生存和现实的旋转木马而眩晕、致幻。在大起大落、交错纵横的时代背景转换中，一代人的成长、生活和写作都与广场和异乡如此暧昧地纠结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广场和异乡成为70后一代人不无尴尬的精神背景和社会履历，甚至也成为一代人诗歌写作的动力或者说一种宿命性驱动。在我看来江雪诗歌中广场上的“这些抛弃历史的人”并非简单的要张扬历史的记忆，而更像是一种反讽意识中的强调，强调的是真实的一代人的心灵感受和苦涩的草根世界，而不是虚张声势的历史乌托邦想像和神话，而且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个物质化的“广场”比上一个政治化的“广场”具有的更大的腐蚀力。上一个“广场”里腐烂的是观念，而这一个“广场”里腐烂的却是心灵。当空旷的广场、黄昏、象征时间的割草机和褪色的生活一起呈现的时候，广场更多是沾染上一种空前寂寞的霉味，而这种霉味则是实实在在的个体生活略显冰冷的体味。在雕像与废墟、高大与碎片、重压与尊严、城市与外乡、阳光与阴影的张力冲突中，诗的雕刻刀雕凿的是沉重个体的生存状态。 “广场”从来都不是一个中性的不偏不倚的词汇，而是充满了伦理道德甚至教义的气息。江雪游走于理想与物欲之间，好像任何姿态和方式都已经那么不合时宜，日常生活和理想境遇几乎是同时被遮上一层阴影。广场意识在诗歌中的展开很容易拓殖出关于历史、时代和记忆的最为有力、顽健也最为持久的焦虑、反思甚至反拨，在此意义上我喜欢江雪《手枪》这首诗。它不仅符合我的趣味，而且更具有一代人童年的记忆和历史成长年代的真切情怀。我也有同样的“手枪”，乡下制造的“手枪”，然而在失重的年代一切都哑了火，生了锈，连同记忆。在焦虑之下，当祖国、落日、高山、草原、河流、麦地和市场、超市、夜总会、酒吧、洗浴中心和脚手架一起出现的时候，70后一代人的生活是多么得不伦不类。老式的风车还在精疲力竭地慢慢旋转，而疾速驶过的时代列车留下的是无尽的苍凉与迷茫。广场上狂欢的巨浪、亢奋而盲目的激情，翻卷不息的手的海浪和绿色军装、红色旗帜的波涛，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铺天盖地的豪言壮志注定没有随着1976年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记忆与胎记。尽管可能这种红色的记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已经遭到了他们的质疑甚至一定程度的颠覆，“那些穷苦人/带病劳作，解决疾病，回到健康中去/那些模糊的狂欢者，让我羡慕，可我/无法进入他们的轨迹，我不得不离开纷乱的广场/学习节省汉语，记忆的香泽//必死者就在我们中间。/他们的人，他们的声音，铺天盖地/在亡灵的带领下，举行一次次幼小的起义/一个病中人，在清贫的幕后/微笑，歌和哭/趁着月光，敞开心灵，把暗淡的星火眺望”（《中国病人》）。虽然宏大的政治的广场在江雪等70后一代人的现实生活中并没能维持多久，但是这短暂的政治和革命理想主义的晚照却已永远地留存在了这代人身上。而当1980年代的商业和都市的广场取代了政治广场，一块块五彩斑斓的工业瓷砖代替和铺满了曾经的墓地、纪念碑和英雄的故居，麦当劳的垃圾食品和肯德基的垃圾饮料取代十字架和鲜血成为这个时代新一轮的广场象征。开放的广场会让人本能地想到封闭的监狱，在强烈的个人化的历史想像力对历史和现实的观照和重新清洗中，诗人愤怒而又盲人无助的面影却愈益清晰，“夜色中的火车/去遥远的京城，去郊区，去集中营，去/提篮桥，去古拉格群岛//陌生的父亲/被大片大片的葵花/包围，燃烧//父亲啊，我多么热爱/这怒火中的/监狱，这怒火中的祖国”（《2019年的监狱》）。 　　“乡愁”的游动悬崖和搁置的“北方浪漫”
　　
　　在江雪的诗歌中，“乡下”和“城市”一起呈现了一个彷徨尴尬的“异乡”人的面影，江雪一直夹杂在高歌和低吟之间的撕扯之中，在蛮横的城市、公园、过街天桥、地下通道所构造的时代表象中，诗人通过高速旋转的乡下的公鸡、桉树、葵花、白桦、牛羊、粪金龟、失学儿童、乡愁的流浪者和失去土地的“地主”等核心意象凸显了一个正在加速度前进时代和现场的巨大的离心力量，“一群嗷嗷待哺的乡村婴儿——未来，他们将长成 / 一群伟大的旁观主义者”（《乡愁》）。游动悬崖的一侧是“返乡”，另一侧是“离乡”，然而江雪等70后诗人既不愿迅速离去，又无法彻底地返回过去。那么站在中间的一道细细的不满荆棘的刀锋上，他们到底该如何面对这两股强大的左右而来的力量？如何对待立在刀锋上的那颗火热而尴尬不已的惊颤的心？历史的场景有时是如此的相近，黑色的一幕总在不断上演。近20年前一位著名诗人的痛苦而惊心的叩问对于70后一代诗人的尴尬的时代处境同样适用——是到了，在风中坚持或彻底放弃的时候了，“浮动的祖国，一直在给我们/制造巨大的假象，肥胖的春天，甜蜜硕鼠//在机器里筑巢，生日育女，安居乐业/流星却飞过屋顶，蚂蚁爬上草尖，穷人捞起湿淋淋的月亮//摇摇欲坠的花朵，一阵风/才会把它们吹入天空，或者，飞入更幽远的天国”（《春日诗章》）。当一个个近似于老式的灯盏在返乡的途中被时代工业的飚风一次又一次吹灭的时候，那一只只颤抖的手不能不一次次小心翼翼的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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