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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代的诗歌精神五人谈(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2012-09-28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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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言宏：针对我们的精神现实，我们所重访的年代主要锁定在一九八○年代。具体地说，一九八○年代的中国精神实际上也有很多方面。即使从更加具体的精神突破的角度来看，一九八○年代的精神突破，表现得也很丰富，这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思想文化领域、艺术领域以至于整个社会，都能看出很多。就是在文学领域，精神突破在文学方针政策、文学制度、文学理论观念，以及在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具体文学类型的创作中，也有很多层面的表现。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诗歌精神，当然更关心一九八○年代的诗歌领域所取得的精神突破。对于诗歌精神，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记得去年阿多尼斯的诗集在中国出版的时候，杨炼为它所做的序，题目就径直叫《什么是诗歌精神？》。杨炼所认为的诗歌精神，就是他所说的“以‘诗歌’一词命名的、持续激活诗人的精神”。但我认为，所谓的诗歌精神，实际上就是诗歌实践中所体现出的精神。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实际上就是将诗歌实践视为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实践。我们对一九八○年代诗歌精神的重访，当然也应该如此来理解。
　　
　　黄  梵：言宏和杨炼关于诗歌精神的定义，有些相似。杨炼用“诗歌”划出诗歌精神的地盘，言宏用“诗歌实践”划出诗歌精神的地盘，都企图包罗万象，都不经意体现出了当代的精神特质，那就是宽容。我完全赞同言宏诗歌实践是一种精神实践的看法，但不认为诗歌精神就是诗歌实践中体现出的精神。因为很明显，古往今来，存在着一些背离诗歌精神的诗歌。比如，反犹的纳粹诗歌，或出自狭隘意识形态的政治诗等等。我认为诗歌精神肯定与人类坚守的“政治正确”有关。就如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一书中强调：由于诗歌以其对野蛮主义的永恒搏斗，而促进了文明的进程。当然，作为一个诗人，我不太情愿给诗歌精神下一个定义，如果非要坚持，我会说诗歌精神就是人类追求自我完善的精神。由于诗歌在扩展人类的意识方面，居于最前沿，例如它几乎要突破语言的界限，所以，它也就成了人类探寻自我意识和完善自我的最高艺术。它既可以涉及人的忧伤、痛苦、欢乐、甚至淫秽，也可以涉及人的信仰、怀疑或空虚，总之，人类的意识只有被它探索，才有可能变得日益精细，文明才有可能完善。
　　
　　育  邦：诗歌精神不是别的，是人的精神。以社会学意义上讲，诗歌精神包含人的一切属性，如欲望、诉求、情爱、日常生活……言宏和黄梵说起诗歌的实践精神。如果仅仅从精神实践的角度看待诗歌，我认为是低估了诗歌，甚至是偏离了诗歌精神的核心。理想状态下的诗歌精神恰恰是反实践，是超越性的情感和体验。诗歌实践是精神实践的说法，事实上说明了诗歌写作者的先验性写作方向，而先验性写作对于诗歌写作而言无疑是趋向程式化的。文学难道仅仅或者必须为社会道德服务吗，为时代精神服务？为长久以来的规定性的美学而高歌？诗歌的道德有别于人类生活的道德。诗歌精神只有远远抛弃精神实践藩篱才是自由的，是回归本性的本质要求。希尼曾经极其坚定地说，“诗是自我对自我的暴露，是文化的自我回归；诗作是具有连续性的因子，带有出土文物的气味和真确感，在那里被埋葬的陶瓷碎片具有不为被埋葬的城市所湮没的重要性；诗是挖掘，为寻找不再是草木的化石的挖掘。”我想通过诗歌挖掘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也许是可行的，但挖掘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和情感更是我们值得去做的事情。一个人就是民族，一个人就是人类。
　　
　　马铃薯兄弟：我也有和育邦类似的担忧。虽然诗歌实践是精神实践这个表达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却包含着对诗歌精神独特性的忽略。对诗歌的评判可以有很多的冠冕堂皇的尺度，但我们务必不能让这些尺度遮蔽了诗歌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那种脱离了种种精神包围脱颖而出的灵性的闪光，那种具有激感力的对灵魂、生命律动的独特的诗意的表达，那种对对人类真、善、美（这个人类的永恒之痒）的独特的发现与张扬。诗歌精神一定存在，但“诗歌精神”并不能造就一个优秀的诗人。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追认的，当它作为先定的前提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虚衔，而没有实职。因此，从创作的意义上，对诗歌精神的过度强调，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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