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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愿意将诗歌精神理解为支持诗人选择诗歌而非其他文学样式、文化样式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它包含一种表现欲、表达欲，而这种表现欲和表达欲又只和诗歌这种感受世界、感受生命、感受思想的方式有关。
何同彬：在如何认识诗歌精神上，我非常同意育邦的一个基本界定：诗歌精神是“人”的，而且一定是“个人”的。当然，这一强调个人性的观点与言宏、黄梵关于精神突破和政治正确性这样的现实实践性并不矛盾，试想，有哪一个诗人不被严峻的时代精神召唤或胁迫呢？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这对诗人而言同样是一种宿命，他永远无法真正回避自己的政治需求和现实传达的急促的政治焦虑。一九八○年代的中国诗人和文学状况在这一方面体现的极为明显，因此杨炼所定义的诗歌精神，即“持续激活诗人的精神”，显然是有其道理的，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激活诗人呢？对于一九八○年代而言无疑就是当时全社会的政治热情和政治焦虑，当然，这只是主流，潜流当中有着不同的“力量”，因此言宏把诗歌精神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实践，显然是着眼于诗歌在实践层面上的复杂性。但是如何认识这种“特殊”呢？如果仅仅强调精神实践的现实功能和集体意志，那无疑陷入育邦所描述的“偏离诗歌精神核心”这样的尴尬境遇，就像曼德尔斯塔姆所描述的，社会是以人的规模来度量的，它经常与人本身相敌对，用人的屈辱和渺小来滋养它的“伟大”。千万不要高估诗歌的实践力量。诗歌、个人在道德、政治、现实等精神实践的宏大场域内的命运常常是悲剧性的，或者是喜剧性的。希尼谈“诗歌的纠正”，认为时代在释放诗歌纠正“非正义”这样的社会能量的同时，也面临轻视另一规则的危险，这一规则“将诗歌纠正为诗歌”，他借用哈维尔的话把诗歌定义为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精神定位”、一种灵魂的尺度和内心的指向，具有超越性，停泊于越过地平线的某处。我们不能轻视这种危险，因为我们一直身陷其中。如此一来，我们今天要谈的诗歌精神陷入了一个纠结缠绕的背谬语境之中，言宏寄希望于在重访一九八○年代诗歌精神的过程中，为现实寻求实现精神突破的力量，黄梵强调诗歌精神在坚守政治正确和完善自我、文明方面的潜在的能量，这两种意识无疑是一种高贵的冲动，是诗歌呈现力量和诗人塑造时代形象的根本性的灵魂悸动，它们的来源是现实的压力，或者说是当下的政治创痛和政治失败，而这与育邦坚持诗歌的超越性范畴的艺术冲动的来源是一致的。绕来绕去，又回到了政治，回到了梦魂萦绕的“现实”压力，这对中国诗人和中国诗歌而言始终是如磐的阴霾，基本的“政治正确”和社会正义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以上的两种冲动都不会实现其理想中的价值，只会不断复活，又不断衰亡。原因何在？这就追溯到了一九八○年代，它所实现的精神突破看似热闹，实则虚弱，因为突破的起点太低，而我们在重访的时候还太“宽容”，给予了它太多的“溢美之词”。因此，当下的诗歌精神仍旧是“一种持续激活诗人”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不断激活又不断挫败的持续性创痛，无论是把诗歌放置在时代精神的中心，还是自觉性地躲避到艺术的边缘地带和本质地带，都无法避免现实的挫败和未来的责难。
黄 梵：我不太赞同育邦、同彬把诗歌精神界定为“人的精神”或“个人的精神”，这等于取消了诗歌精神，或降低了诗歌精神。因为“人的精神”“个人的精神”包揽了人的所有精神倾向，好的坏的恶的善的等等。这意味着承认纳粹诗、反犹诗、颂扬专制的诗、反人类的诗等等，都是体现了诗歌精神的诗。如果有这样的诗歌精神，我们还不如没有。这个定义等于承认每首诗都包含着诗歌精神，哪怕它是人类的精神垃圾。必须意识到，黄翔的《野兽》之所以在六十年代的诗歌中引人注目，决不是因为它写得多么好，拿它和郭小川的技巧和审美比，它比不过，但《野兽》的贡献在于，帮我们找回了丢失多年的诗歌精神，续接上了断裂多年的新诗传统。我认为新诗从郭沫若的《女神》开始，就对求真、求自由的精神追随不舍，到了李金发、九叶派那里，新诗又瞄上现代意识，开始了对现代性的追求。新诗的这个传统弥足珍贵，它体现着人类自我完善的若干诉求。比如，追求现代性对习惯于一元的中国弥足珍贵。因为现代性是一元的天敌，现代性的实现，就是要把分歧或对峙，成功转变成多元并存。可惜，不少学者在谈论中国的现代性时，是用现在性替换了现代性。其实现实中国还不具备真正的现代性，现代性只在中国当代诗歌里有。诗歌一旦有了对现代性的追求，就能避免同彬担心的重蹈覆辙，因为现代性是要同一元作战到底的。某些诗歌在纠正“非正义”的同时，现代性也会纠正对“非正义”的压制。就是说，现代性保留了诗人写任何诗的权利，哪怕他的诗反人类。但诗歌能否流传的选择在社会，一般来说，能促使人类自我完善的诗歌，具有明显优势。这也是为什么人类经典里，鲜见有惩善扬恶的故事。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灾难深重的政治历史，就拒绝诗歌与集体意识的一切联系，极端地把个人放大为人类。看看国外同样经历了政治苦难的诗人作为，比如策兰、布罗斯基等，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口中说出的决不仅仅是“个人”。反观七八十年代的诗歌，追求现代性也是它一个很大的驱动力。雷舒雁的《小草在歌唱》还停留在求真、求自由的层面，而朦胧诗和第三代则已经受到现代性的驱动。我认为这些追求都体现着诗歌精神，体现了诗歌对现实压力的纠正意识。希尼的担心可以视为是在现代性已经过剩语境中的担心，与我们还在承受着“非正义”的巨大压力迥然有别，这也让我们恰恰有机会选择一条原创之路。
何言宏：我们对诗歌精神的理解千万不能太过简单与狭窄，实际上，我以为它应该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你们诸位的不同意见其实并不矛盾。一方面，我们没有抽象的个人；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抽象的民族、时代与人类。所以我们应该非常明确诗歌精神中个体的、民族的与人类的丰富和辨证的内涵。但即使这样，我以为仍然不能包括诗歌精神的全部，或者说，这样的概括仍然显得太过笼统，因为我们好象都没有注意到诗歌精神所应包含的语言精神。除了是一种精神实践，诗歌还是语言实践， 是一个个体或一个民族的语言所能抵达的最高的可能性。
一九八○年代，诗歌精神的基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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