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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言宏：我们对一九八○年代诗歌精神的重访，正如我在开始所说的，意义非常重大，某种意义上是在响应时代的吁求。通过我们的讨论，我想对这些重访的意义，应该会有更加具体和更加具有建设性的认识。这些具体的和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我以为应该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方面；一是在诗学方面。对于我们的社会，和对我们当下或未来的诗歌实践，我们的重访无疑应该体现出现更加切实的意义。
黄 梵：我比较看重诗歌在塑造民族现代意识上的重大作用。我甚至认为现代诗的成熟与否，是衡量一个民族现代意识是否成形的重要标志。对80年代的精神重访，不是去瞥见不能还原的精神氛围，而是去了解被中断了三十年的现代意识，如何突然被修复。比如，80年代对现代意识的修复，不是在穆旦们的基础上进行，而是由外来输入的诗歌来推动。输入的文本立刻使众多前辈作品变得陈旧，从而为青年诗人的诗歌革命荡平了道路。这与五四前后不同的第二次大规模输入，使得大陆新诗与西方的血脉关系，近于台湾新诗与西方的关系。这样一来，西方诗歌便自然地被视为新诗发展的源泉。这样就容易理解，第三代对朦胧诗发起攻击，离朦胧诗登上舞台不过才七八年。最有趣的是，当第三代的革命取代了朦胧诗的革命，第三代与它的西方祖师爷，就是后现代诗歌，至少在方式上截然不同。后现代一直倡导的宽容，并不见容于第三代。第三代更多把朦胧诗的弑父情结，当作自己的情结。就是说中国的所谓后现代诗歌，依旧全面采纳了西方现代派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抗拒。而宽容是90年代以来的产物，据我了解，宽容在诗歌批评上的鼻祖是歌德。这些都说明，出现在80年代作品中的诗歌意识，与诗人的社会意识并不一致。直到新世纪，诗人的社会意识才追赶上了诗歌意识。
育 邦：重访的过程就是积极反思，而重访的结果并不重要。这也是基于建设性的设想。黄梵谈到1980年代诗歌的重拾现代性的问题，我想这是值得探讨的。一方面要看到重拾现代性对汉语诗歌的真正走向现代化的意义（即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诗歌，简言之现代汉诗），这种修复是在何种基础进行的？这一基础有构建于怎样的文本之上？另一方面也应该在现代意义上重新审视我们伟大的诗歌传统，而1980年代的诗歌在这一方面几乎未及涉及。任何诗歌，包括断代史的诗歌，比如我们今天谈论1980年代的中国诗歌，并不能独自具有完整的意义。放眼长远看，这一时代的诗歌也必将放在中国古往今来的诗人和诗歌作品中去比较和对照。正如艾略特在他著名的文论《传统和个人才能》中论述的一样：“诗人或艺术家必须遵循，必须追从的理由并不是片面的；一件新的艺术作品被创造了以后，其影响同时溯及在这以前的一切艺术作品。”只有这样，我们的重访才是必要的，有意义的。1980年的诗歌精神将会与我们已有一切时代精神形成一个新的秩序，并且这种秩序将会在未来被新的诗歌和作品的介入而更改。因而，我们今天谈论1980年代的诗歌精神也须放眼长远，把它置于时间（中国诗歌及其传统）和空间（西方诗歌及其影响）中看到，使得它对于整体诗歌而言的比例、关系和价值获得相对公正的参数，同时被诗人和批评家不停地修正和调整。1980年的诗歌精神并不会被固定，相反会被置于质疑、反思、认可、倾覆等这具有迥然不同性质砝码的衡量之下。在不断衡量的过程中，我们获得继续前进的力量；在不断衡量的过程中，中国诗歌继续寻找自己的方向。
何同彬：我对一切重访、重返之中的“反思”充满疑虑，也对一切建立在时代、民族之上的新的宏大叙事保持警惕。一九八○年代无法被孤立地看待，它紧密关联着当下；诗歌也无法在时代精神中独立出来，它在时代的巨大共鸣中是颤抖得最严重的。重访一九八○年代的最大意义是从所谓的积极反思中意识到反思的“无意义”，或者说是反思的“无效”，而重访一九八○年代诗歌精神的意义则是重温诗学的悲剧性和诗人的荒诞性。我牢记着一句话，那就是尼采在论证历史有无价值的时候所引用的歌德的话，“凡是仅仅教诲给我、不增进或者直接振奋我的行动的东西，都让我感到厌恶”。对于一九八○年代这样的民族的近期记忆，我们的重访之路何时终结才能把我们从现实的创痛中解脱出来呢？我们这些年的重返还没有让我们绝望和厌恶吗？事实上，我们真正需要的力量就在我们的手掌里，我们真正需要采取的行动就在我们的梦想中。试问，我们的勇气还在吗？中国诗歌的过去和中国诗歌的未来之间是一片巨大的虚空，或者说是众生喧哗的狂欢，事实证明，此刻不属于诗歌，因此我们将会在重访一九八○年代诗歌精神的过程中一无所获，也不要设置“未来”这样一个空洞的方向，正如鲁迅所言，“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此时，沉默，是唯一有道德感的选择，而新的言说也许仅仅滋生更多的世俗权力和现实欲望；虚无，是唯一有希望的指归，因为它荡涤一切虚与委蛇的遁词。所以，沉默和虚无不但不是一种消极的力量，反而会让中国诗歌最真挚和最虚假的东西都呈现出来，让所有热爱诗歌的人重新发现“自由”和“真实”，而不是试图创造新的“自由”与新的“真实”。
马铃薯兄弟：同彬的观点似乎过于“透彻”了。反思或者说反观80年代，我想还是有意义的，起码可以帮助我们在一种恍如隔世中，感受到时间的残酷和无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公正。促使我们向诗歌本身进一步靠近。我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诗歌写作一片繁盛，每一个小有实力的诗人都难免怀抱真理在握、掌握未来的自负与冲动。可20多年刚过，很多东西已经水落石出。时间的无情是使得无数平庸之徒或者才学之士的劳作显得一无意义，将众声喧哗的咏唱价值归零。仅此一点，就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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