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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言宏：对于一九八○年代的精神重访，刚才我强调的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突破，这种精神突破表现在诗歌领域，我以为最根本的方面，就是自由精神。我把“自由精神”作为一九八○年代诗歌精神的基本内核。抓住了这样一个精神内核，一九八○年代的很多诗歌现象，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解读。当然我还得说一句，在这样一个精神内核的基础上，一九八○年代的诗歌精神，实际上还有很多方面，有很多复杂的表现。我觉得对这样的内核和这些方面，应该展开深入的讨论——当然，大家一定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黄 梵：落实到80年代，我同意追求自由是诗歌的主要精神方向。不过80年代的特殊舆论环境，使得诗人把追求自由的诉求，敏锐地转化为追求真实的诉求。如同寻根小说的寻根里，暗含着施与现代派理念的巧妙策略。观察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会发现，在他们的诗中洋溢着一种共同的憧憬，那就是还原真实！朦胧诗还原的是一代人的精神真实，比如舒婷对爱情的还原；第三代还原的是日常生活的真实，比如于坚等对平民意识的还原。新世纪以来，许多诗人对真实依旧追随不舍，可以说是受了80年代的影响，也可以说自由精神即使在新世纪，依然很难排除真实这个出口。自由精神在80年代，还通过诗歌实验的形式彰显出来。那个年代可以说出现了一些形式上最怪的诗，这些怪诗企图冲入非诗的领域，来扩展诗的自由。比如车前子的《汉字》、周亚平的《故事马》等等，我不敢说它们是成功的，但我充分理解他们冒险的意图。他们企图达到自由的境界，试图把锁住诗歌的形式全部踢开。所以，到了新世纪，当我看到许德民的抽象诗，便想起了当年要和束缚作战到底的车前子们。很明显，新世纪改变了自由精神的这个实验出口，可能人们认为这些前卫的试验性作品，已经不顾及人类生活的痛痒或死活，人们不再急着靠它来了解自身。于是，人们努力去了解威胁到我们生存的那些压力，因为这些压力可能会改变已有的秩序。这样，诗就成了一种变异精神的见证，是诗替自由精神保留或选择了真实这个出口。我不知道它继续下去结果如何，但我知道它来自80年代，也许在别的年代还会继续获得生命。
育 邦：我个人以为，1980年代诗歌的基本面目便是反叛。白话诗可以说是婴儿期，随后的新诗（192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之前）可以称为童年期。进入1980年代现代汉诗也就在忙不择路中进入了青春期。在青春期，产生多疑、偏执、冷漠、不合群、对抗社会等性格特征，往往还会使原有的信念动摇、理想泯灭等。在1979年之后，中国社会正悄悄开始一场从里到的外的变革，其主要特征便是思想解放、价值重估。在这种情况，诗人成为这个社会中最为敏感的群体（犹如古诗言“春江水暖鸭先知”），反叛成为他们主要的内心诉求，并且他们还快就以反叛来标榜自身的存在位置。他们反叛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体制，释放被压抑已久的对自由和空间的极度需求。他们的表现几乎是狂热的，但也是表面化的，在具体的诗歌写作中，不断地强化自我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位置感，不断要求实现作品的经典化和历史化。诗人们的共同特征是自恋，他们把自己看做时代的承担者和历史的受难者，他们以自己的受难来救赎千百万无知而低下的人们。他们自作主张地为自己加冕，加封自己为时代骄子、无冕之王。这些救世情怀一方面展示了诗人可爱直接甚至有些幼稚的性格，另一方面也昭示了作为诗人他们的思想是多么的孱弱和肤浅啊！在1980年代，诗人是一个勇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群体，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当然也没有必要神话这种理想主义），他们发现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及时地启蒙愚昧的国人。他们激情澎湃，展示了生命的美与活力。因而，他们又主动承担了启蒙者的角色。在今天看来，他们大无畏，是可钦可佩的；大战风车，有如堂吉诃德般之荒诞。这些矛盾交织在他们身上，使我们依稀看到1980年代诗人们的面影。青春期在反叛之后，即进入“后反叛”时期。1980年代的诗歌写作随即出现“反诗”潮流。他们再把前面的做法一概否定，反对崇高，反对抒情，甚至也反对想象，只要原来认为的诗的要素，现在再“反”，即对于曾经的经验再次进行反对。这一思潮的出现并非偶然，同样也遵循了国外诗歌发展所走过的道路，事实上他们也受到到国外“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影响而产生的。有研究者充分地研究了1980年诗人们的秘密资源和诗歌谱系，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明他们的这种“后反叛”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生理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少年爱美的模仿行为。
何同彬：一九八○年代无疑有着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也无疑在时代的表层留下了诸多让人无法忘怀的自由“现象”，但这一切在我看来仅仅是现象，没有从根本上上升到自由精神的层面，因此对于一九八○年代而言，“真实”也仅仅是一种憧憬。在那之后，正如黄梵所认为的，真实成为诗歌追求的一个不变的“出口”，但却是一个永远“不真实”的出口、真实永远无法实现的出口；一切令人惊讶的诗歌实验和形式革新，固然反映了一种新的真实，但却不是我们最需要的真实，或者说是一切真实当中最不重要的，它属于诗歌，但它来的不是时候。因此这些追求自由、追求真实的“反叛”者们，虽然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一群荒诞的启蒙者，但他们却并非“可钦可佩”，他们为反叛而反叛，反叛没有转换为一种集体的反抗意识，而是扭曲为一种自我慰藉、自我神圣化和自我认同的矫揉造作的姿态。从“反叛”到“后反叛”，那些少年爱美的模仿行为变成了“中年”爱美的模仿行为，他们从反叛的形式路径中狂奔，穷尽了一切诗歌的可能性，却最终连“美”都搞不清楚了。诗歌之美成了一种混沌莫名的词语、概念与批量的文本生产之间的纠结，成了一群褪去了缪斯光环，举着破败的旗帜与时代共舞的狂欢者。所以，一九八○年代的诗歌精神的基本面目就是狂欢，是当下粗鄙的狂欢的前身——虚构的神圣笼罩下的狂欢，时代的“发展”暴露了它虚弱的本相。或许另外一种定义更极端也更真实，那就是审美幽灵催生的诗学“霍乱”。 一九八○年代，一个被妄想为属于文学的时代，以诗歌为代表所形成的审美认同催生着漫无边际的、浮泛的、无根的“善”，这些虚构的“善”和虚构的“真实”成为掩饰诗人们溃散局面的遮羞布。诗歌或一切审美不过仅仅是席勒所认为的通往真正的政治自由的中介，它所构建的不过是一个游戏和假象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它是自足的，一旦它逾越了游戏和假象的边界，进入追求“自由”和“真实”的政治范畴中，它就由中介变成了目的，结果却是和世道人心一切败坏，无非是赤裸裸地一再证明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的看法是多么多么正确。
马铃薯兄弟：1980年代是一个从不自由向自由过渡这样一个漫长过程的起步期。反叛是那个年代诗歌的精神特征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对未来不明朗的世界的探索。那个年代的诗歌中，出现频率很高的有一个词：思想，及相关的一个词：思想者。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导向了反叛，或者说是导向了否定，对过去的否定，对传统的否定，对权威的否定，但同时，也导向了对虚幻的未来的期冀和希望。“希望”这个词，在整个80年代的诗歌中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这个希望，是因为过去和现在带给人的失望甚至绝望太多。诗歌适时地表达了公众或者说民族心灵的现实。但是，80年代的诗歌，也许正是由于有一种强烈的介入现实的意愿，有太过强烈的凸显自己的动机，因此这使得“诗性”这个东西，掺杂了比较多的异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也正是这一点，使得80年代的诗歌存在着被局限在那个时代的隐忧。
何言宏：“自由”、“真实”与“反叛”，我们的上述概括虽有道理，但是还显得笼统，我们对一九八○年代诗歌精神的总结与思考，一定要走向具体，或者说，一定要从具体的诗歌潮流、诗歌现象和诗人诗作中非常切实地寻绎出来。我们寻绎得越是深入和具体，可能对“自由”、“真实”和“反叛”的理解会越是丰富，而且，我们对那些妨碍自由的力量也会更加具体地认识与警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反思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精神重访的意义与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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