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宏小说创作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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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随着谢宏的激情一道，去共同感受这群生存位置错位后的小人物们的焦虑与放达；去面对那些银行职员、经商奇才、自由职业写作者、漂泊异乡又回到深圳的“候鸟”、焦虑的打工妹、打工仔、含辛茹苦的母亲、失意的父亲、唠叨的祖母、委屈的孩童……，从而碰触他们的激情与梦想，去抚摩他们的恩怨与挣扎。我们才能具体感受他这种对日常人生的话剧式叙事的小说意义。 （一）“貌合神离”的人 长篇《貌合神离》以这座城市的新兴白领阶层为对象，主要描述了一个银行职员闲适安逸的日常生活以及内在的精神焦虑。主人公李白思想狂放，却又性格拘谨，故作世故，其实显得稚气十足。他想把生活搞得有声有色，但现实却总是回到琐屑平庸。他心仪同事李清照，却又拙于表达，结果错失良缘。他知道金钱的重要，但又时刻想超脱其外。他羡慕武侠英雄的我行我素，但也只能遁入武侠书中飘游五湖四海，最后沦为一个离婚后与儿子争看卡通、又被单位炒鱿鱼的人。 现代李白既开朗又拘谨，既单纯又成熟，既脱俗又世故，既浪漫又现实，长期处于情感与理智相互背离，现实生活与想像完全错位的境况之中。因此他的生活时时有错位，时时有荒诞，他通常自言自语“我被锁上了”、“我究竟是哪条鱼？”这些与现代生活充满错位的话语，很容易置换成另一套的话语“我到底是谁？”李白到底是谁？他始终无法确认自身的身份。如此“貌合神离”的人，在我们生活中处处存在，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貌合神离”的人。造成这样的生活，我们想应该归咎于人与生俱来的欲望。社会竞争的压力日渐加大，物质生活在人们心目中所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欲望也开始作祟。特别是在群体生活中，在某种划一的“标准”里，或说在生存的压力下，我们还没有真正“自由”的基础，所以为了生存，我们所做的，可能不是我们喜欢做的；我们说的，可能不是我们想说的，这就是当今生活的真相，对此我们已经熟视无睹了。⑤谢宏曾说道：“李白那个形象代表了我心目中一个小人物，他那样一个小人物在这个社会的种种欲望、焦虑、困惑等等。我还想强调一点，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我们的生活方式要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说你能够生存下来是艰难的。” 主人公李白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外界的压力，使他的内心都充满了焦虑，但表面上还是得克制自己。这种焦虑和紧张，时刻有爆发的可能，但他企图努力将这种爆发的可能压制住。这两种张力在临界点达到平衡和消解。日常面对的是雷同琐碎的工作，和琐碎雷同的家庭生活。于是，李白开始变得有点郁闷了。他先是倦怠，和妻子的话越来越少了，接着就烦躁了，和客户吵起架来，紧接着，连他的鼻子也出了问题，空气中似乎有种怪味，让他不停地打起了喷嚏。当这喷嚏不断地积累着，李白终于忍不住出手了——他去抢银行了！但是，他所有的爆发的行为也不过是用钞票抽几下售票员的那张长脸，只不过在午夜在空旷的大街上狂飙一会自行车，只不过偶尔沉浸于和李清照的暧昧关系，只不过意识到自己是条被困在缸中的金鱼罢了。 在小说的下半部分，李白换了一个地方工作，不过依然在银行，除了多了一个儿子，生活还是原样地继续。于是，我们也无法期待他人生更多的精彩和节外生枝。但是，我们的李白开始有点变化了。他连偶尔的爆发都懒得实施了，离婚之后的他，开始爱上了一样东西——卡通书。这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从《鹿鼎记》到卡通书，李白越来越爱躲入另一个世界，当生活一如既往而焦虑无处不在的时候，或许，这已经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⑥这种飘浮不定的状态如同阳光下的阴影在毒化着精神，李白们在都市里失去了激情，只能在烦琐平庸的现实生活中焦虑。其实，故事内外的人们都无法解脱这样的焦虑感，而往往在恍惚不定的状态中到处逃遁，从侠客梦中逃到卡通之中，最后不知所终。故事只能就此结束，而故事外的人们还在焦虑中不断地游荡。故事的结尾中，李白一点也不焦灼，但带给读者的却还是沉重的焦虑感。⑦ 这部小说特别之处还是李白半夜骑自行车的怪癖，这个细节让人思考很多东西。用巴桥的话讲，在他温文的底下，总有种“令人不安的东西”。这也许就是写作者的某种在场感和思考状态。当人们对自己的精神境况日渐麻木甚至有意规避时，作为写作者的谢宏选择了小说的方式作出警醒。 “貌合神离”本是指表面亲近而实怀二心的人际关系状态。而在谢宏的小说中，却是用来描述现代人错位生存的内在感受。谢宏坚信，无论古今中外的人，都希望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情趣来生存。但在快速崛起的现代科层社会里，强大的科层社会伦理却在合法的现代文明旗帜下处处制约着人的自由意志，在“异化”着人的生存，使人的生存演变为一种物质生活的空壳，了无情趣。李白，或者说是李白背后的谢宏，较早自觉到这种生存异化的人，于是才有这种令人不安的焦虑和荒诞的逃逸行为。 书写、同情在现代物质生活下的个体自由意志的逃逸行为，并以此来批判现代文明理性光环下的黑暗，一直是谢宏前期小说的主题。环看当代小说创作，谢宏的这一发现，又确有着文学先声的意味。可能谢宏认为，李白的生存感受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与普泛性，但由于文学的个性化和具体化，妨碍了这种真实性与普泛性的传递。因而，又有了《赵小月的假期》、《赌运》、《我爱卡通》等作品。这些作品的人物，也同样充满了对他们既定的单位生存体制生存的荒谬感与无奈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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