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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卡:70后诗歌文本研究(一)

  消费现实主义作为70后诗歌的意识形态
  ——70后诗歌文本研究(一)
  
  ◎赵卡
  
  关于70后诗人和70后诗歌文本,大多数人一致认为70后诗人先以运动方式出场,然后才后确立文本的。这种看法基本上符合事实,可以这样讲,今天的70后诗人多数曾先以办民刊起家,或至少参与过办民刊,若不是吕叶在2000年承办的规模大于“盘峰诗会”而争议性却稍逊的“衡山诗会”,办民刊几乎成了70后诗人运动的唯一方式。但2000年前后网络的兴起,却给了70后诗人又一种无限扩大影响力的机会。

  为什么说是70后诗人而不是其他?据我观察,第一批70后诗人俱乐部的成员(主要指1970-1972年间出生)真正开始写作的时间应在1989-1991年间,这个关键的时间段正是现代汉语诗歌“抒情”被批判而“叙事”将滥觞之际,也就是“口语流”和“知识分子写作”即将争夺话语权的大前夜,苦于尴尬位置而渴望夺得更多话语权的70后诗人以它特有的方式盛大出场了,这期间最显著的事件不是70后诗人提供了多少厚实的诗歌文本,而是由70后诗人创办的民刊大行其道,几乎以一己之力出刊的吕叶将《锋刃》做到了那个时期的顶峰,成为了70后诗人办民刊的典范。

  第二批70后诗人俱乐部的成员(主要指1973-1975年间出生)的代表应该是沈浩波和朵渔们,相比较第一批70后诗人,沈浩波和朵渔们所表现出来的生猛之气的确令人耳目一新,甚至一时领某种风气,特别是由他们领衔的、借助网络力量发展的“下半身”运动,几乎成了70后诗歌运动的代名词,由此也引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争议。

  70后诗人诗歌文本呈现出了对各种写作范式良好的包容性,以致于坊间传言70后代表诗人之一的阿翔曾半开玩笑说70后诗人“死抱着60年代大腿不放”,这实际上从某种角度说明了70后诗人的包容、学习、消化能力的确很强大。

  本文基于部分70后诗人诗歌文本研究,以共案的深入解读试图梳理部分70后诗人诗歌案例。
  
  成长时期疑似从“口语写作”开始
  
  “死抱着60年代大腿不放”,这话如果真是阿翔所说,那他至少说明了一个真相:成长时期的70后诗人的诗歌写作一开始就呈现出了不成熟,简单的模仿,缺乏难度的技艺,这种不成熟和简单首先疑似从“口语写作”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既有的资料,70后诗人的“口语写作”文本对韩东作了勉强的模仿,而真正的延续却是从伊沙的诗歌那里模仿学习开始的,在时间上,广子和阿翔等人的“口语写作”应早于沈浩波们。广子的“口语写作”却是一个例外,他可能是自发的,因为他的有限的几个口语短制令人捉摸不透,而阿翔和沈浩波们的“口语写作”在一段时间之内基本上沿袭了伊沙。

  即使是“口语写作”文本,韩东和伊沙也是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风格,韩东的“口语写作”文本要精致和优雅些,精审、节制、光滑,伊沙的“口语写作”文本则显得粗砺和充满了戏剧性,但模仿却是先师于伊沙开始,特别是阿翔和沈浩波。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先师于伊沙而不是韩东?

  这还得从90年代的诗歌叙事开始谈起。上世纪80年代以海子为代表的抒情诗人将某种“抒情”玩滥后,作为一种写作策略的“叙事”突然显得重要起来,在90年代,这种以“叙事”为主的策略几乎成了整个时代的写作风尚和道德标杆,即“叙事”考验一首诗是否具有道德水准和标准技艺。那么,在道德感充斥的90年代,以王家新为代表的诗人自然产生了具有那个时代鲜明道德标杆的《帕斯捷尔纳克》和《瓦雷金诺叙事曲》,除此以外,西川、欧阳江河、肖开愚、孙文波、张曙光、臧棣等一大批具有汉诗水准的篇章照亮了汉语诗坛。但是,有一个事实不容置疑,真正在90年代大受欢迎的却是韩东和伊沙。

  韩东和伊沙的“口语叙事”与“知识分子写作”的道德叙事截然不同,韩东和伊沙的“口语叙事”在很多人眼里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近乎流行的写作,至少,“口语流”包含了某种流行的元素在里面,譬如它的简约风格、断句策略、通俗性和搞笑段子效果,这是造成它在90年代一时风行的原因之一。70后诗人本来一开始是局部模仿海子的农业抒情腔调的(海子的抒情诗比较执着的使用了一种杂糅了农业作物、四季轮回、亲人话题、神话原型、爱情、咏叹等种种适合抒情流行的元素在里面的诗体),忽然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发现了韩东和伊沙(当然还应该包括于坚),“口语流”的规模迅速扩大。90年代一个最成笑柄的话题便是“口语诗”的大面积流行和恐慌性蔓延,和“知识分子写作”的道德叙事此消彼涨,互夺话语权,表面上“口语流”风光无限,占了上风,实则被一种严肃的写作进行了严厉的清洗。所以,70后诗人俱乐部里既包括了沈浩波等“口语流”诗人,也包括了孙磊、蒋浩等道德叙事诗人。“死抱着60年代大腿不放”,每一个70后诗人的具体文本里总有一个影子诗人,标杆法写作造就了70后诗人梦魇般的影子诗歌文本。

  影子文本对70后诗人的伤害最大的地方不是技艺的磨损(70后诗人几乎是不谈技艺的),而是,70后诗人的的写作容易被指认为一种无效的写作。这里面有个辨证的问题,口语不是无效的,否则难道要我们拿古汉语说话?但口语成诗后的“口语诗”几乎是无效的,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西川指出了一部分问题所在,“日常语言所透露出来的思维方式是颇为简陋的,它只涉及思维中的经验部分,而对于梦幻部分和逻辑部分则无从认识,更无法涉及。”“口语诗”的好处是鲜活,不足之处则是词汇量极其有限。任何试图以有限词汇量来完成一种满足自身的写作抱负,他会发现口语的现实能量远不能达成。其实,这都还是表面的东西,究其实质,“口语流”是把粗鄙不堪当作豪情万丈,把天性无知当作简约朴素,把语言暴力当作诗体革命,把低俗和流氓习性当作幽默,甚至,把寡廉鲜耻当成了独立个性,可以说,“口语诗”对汉语诗歌的理解恰恰是最大的曲解。另一面,深陷于道德叙事的70后诗人们,被一种故作优雅和伪道学的氛围裹胁着不能自拔,很多诗篇臃肿、高蹈、说教,句子拖沓,一品貌似高深,再读则有嚼蜡之感。70后诗人俱乐部的成员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难堪:某某的诗像西川的,某某的诗像柏桦的,某某的诗像伊沙的,某某的诗像王家新的,那么,“死抱着60年代大腿不放”的戏言就真的一语成谶了。对70后诗人来说,那就是挥之不去的残酷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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