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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卡：70后诗歌文本研究（一）(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赵卡
2012-09-28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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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70后诗人俱乐部需要一个廓清口语叙事和道德叙事以彰显个人性价值的诗人，我想朵渔应该是有代表性的一个。当其他70后诗人还深陷于影子文本中难以自拔的时候，朵渔的诗歌能够瞬间迸发出他的抒写光芒。这是一个罕见的关注内心却和狭隘为敌的诗人，最有思考能力，懂得低调、谦卑、节制和压抑，他忠实于具体的生活，往往善于在诗歌内部形成雄辩，让句子充满了强大的说服力，以讽刺压倒一切庸俗表象，不断保持诗歌的纯粹性和批判性。朵渔良好的理论素养和精准的判断力，有助于他以他的诗观察世界，微观，本真，清晰，细腻，绝不拖泥带水。人们一定还费解朵渔的自相矛盾，他越谦卑，你会越发现他其实越傲慢；他越宽容，反倒使人们嗅出了他隐藏的狭隘气味。《高原上》（“当狮子抖动全身的月光，漫步在/黄叶枯草间，我的泪流下来。并不是感动，/而是一种深深的惊恐/来自那个高度，那辉煌的色彩，忧郁的眼神/和孤傲的心”）的恐惧感不是来自庞然大物外形，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深的敬畏——在朵渔这里，恐惧不是怕，恐惧是对来自“高度”的“色彩”、“眼神”和“孤傲的心”的敬和畏；恰倒好处的把控情绪，精确的断句能力，从容不迫，先扬后抑，短制能够容纳的巨大能量堪成绝响。《暗街》（“天黑下来之前我看到/成片的落叶和灰鼠的天堂/以及不大的微光/落在啤酒桌上/天黑之后雨下得更加独立，啤酒/淹没晃动的人形/和，随车灯离去的姑娘/在这个时辰幸福不请自来/在这个时辰称兄道弟说明一切/我来这里/不是寻找一种叫悲伤的力量/而是令悲伤无法企及的绝望”）是一首关于灵魂的符合朵渔“手艺论”的文本，某种悲伤总是被有效节制着，却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当然，如“不是寻找一种叫悲伤的力量/而是令悲伤无法企及的绝望”朵渔式的格言又一次出现在了读者面前，读它的人喜欢，写它的人估计正焦虑着这个问题呢。《想起一部伊朗电影想不起片名》（“那桥头的一个/目光迷离/隐约就像我的兄弟//我回到乡下时/我的兄弟们都出门了/他们挤上我来时的火车/去了相反的方向//锯子、斧子和木头/城里流行感冒/他们流行思乡病/从乡村到城市/他们还是没改掉贪睡的习惯//他们用最乐观的情绪/等待有人把他们领走/那些从桥头消失的/是否找到了生活的信念/他们低眉折腰的身影/让我想起伊朗电影的某个片断”）有一种自生活深处的漂浮感，这首诗表现了朵渔式的精确微观能力，看见的场景和想不起来的片断，巧妙的化为一炉。《论肉体之轻》（“两个疯狂做爱的人，在彼此的体内/呆久了，就会陷入对方的厌倦里/眼看着自卑从空气中升起/像两只悲观的鹰/相互仇视，却无可给予”）充满了生趣，奇特而美妙的场景，深刻而机智的洞察，诗意盎然的修辞学，这首诗的雄辩发生在内部。从标题看，更像是一个哲学命题，但哲学能解决诗歌发现的荒谬问题吗？

　　阿翔以几个主题区隔了自己和口语叙事的关系：酒、旅途和性幻想，随后则是新古典风格的小谣曲。在这之前，阿翔是一个伊沙诗歌的拙劣模仿者，师余怒诗歌又不得要领，一段时间内，他几乎就是一个邯郸学步人，连以前的自由落体诗也不会写了。从《旅程》开始，阿翔突然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给我一只耳朵，让我死在声音里？”我想，这一切应该得益于他滥饮酒、不断变换的旅途和一相情愿的白日梦所带来的诗写顿悟。

　　阿翔在某些方面更像是本雅明论述波德莱尔时发现的一个诗人形象：游手好闲者。“有时中途下车：迟疑，惶惑，迷路/有时醉眼朦胧的：人群汹涌，漫天黄昏”，他在漫无目的恍惚中发现他要寻找的东西，然后迅速转化为精辟的句子。阿翔需要一种奇境，“死亡提前来月经了，因为来不及制止，/一个男人打着的呵欠湿了！他似乎特别迷恋一种腐烂的气味和暧昧的空间，对日常生活鲜有兴趣，沉湎于一些不着边际的幻觉，保存了他许多稀奇古怪的念头，假意对烈酒、暴力、性和旅途有着特殊的嗜好；阿翔屡屡制造的词不达意效果仿佛是一种败笔，恰恰是这种败笔让他斩获颇丰。惶惑、迷离、怪戾中夹杂着轻浮的忧伤，他总是想象出来一种莫名的遗世独立感，结果却发觉这是一种一相情愿的顾影自怜。可以这样说，阿翔总是在无意中写出令人惊叹不已的诗歌的，凡是他刻意为之的东西，我们总能发现他的松弛、做作和难堪。阿翔诗歌的形式感非常惹眼，这取决于他对语言效果的强烈要求，以至于《小谣曲》的横空出世仿佛天意吧，那是一种不假思索、信手而去的偶制，拒绝牵强附会解析的文本，一个人的自鸣得意的颓废美学。

　　从朵渔和阿翔身上，度过了成长期的70后诗人们，我们是不是看到了另一种压倒性的力量，不过，这正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我不说驳倒，而是说胜出。” 　　消费现实主义的抒写文本
　　
　　70后诗歌出现在一个商业气息甚为喧嚣的时代，广义的消费凸显了其特殊的价值，与朦胧诗，道德叙事，口语流等价值判断具有某种倾向性的作品不同。70后诗歌症候的广义的消费性，消解的正是过去那种一元论时代的价值对立原则，而走向价值诉求的扁平化。70后诗人通过对他们青春期时代（现正步如中年）的庸俗的日常化、消费性的生活场景的经验性描述，回避了各种主观的道德判断，从而使得政治的和反思政治的、批判的和反批判的两个时代的价值准则同时失效，这也是70后诗人诗歌文本异于其他如“朦胧诗”、“第三代”、“知识分子写作”、“口语流”的——消费作为一个更广泛的主题被凸显出来。既往的却处于同时代（但年龄存在差异）的诗人企图通过花样翻新的策略，如反思、反对、变形、夸张、拼贴、改头换面等具体的细节呈现，来证明对一种历史的修辞性想象，这在90年代确实被认为是有效的。然而，在这样一种被同时期却不同风格的诗人们的不断地变化、改装、颠覆的假象所遮蔽的情境下，70后诗人必须作出的却是妥协性的抉择，考虑了颠覆的意义，拒绝修辞性判断，秉持一种接近生活原态的原则，讲述他们个人的故事，以个人自身的历史细节来理解而不是消解历史。

　　显然，70后诗人对于两个时代的价值体系都保持了警惕性。这就是说，70后诗歌抒写文本对于本土消费现实的关注主要是从个人经验层面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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