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卡：70后诗歌文本研究（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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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子的个人消费经验层面是享乐主义的色情，而沈浩波的个人消费经验层面是身体主义的色情。在“知识分子写作”的道德叙事层面上，色情被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个对抗主题，欧阳江河在他不朽的经典理论批评《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文中对“色情”的精神性作了如此界定：“在当代中国，色情与理想、颓废、逃亡等写作中常见的主题一样，属于精神的范围，它是对制度压力、舆论操作、衰老和忘却作出反应的某种话语方式。”70后诗人不能也不可能再回到欧阳江河当初置身的某种意识形态语境中，那是89后的一种理想受挫的敏感语境。广子遭遇的是消费性日常生活的现实和焦虑，他对揶揄性赠与（一个避孕套）作出的反应是，“我是说，如果友情也是薄的/我将深深迷恋其中的一件赠品 ”（广子《礼物》）。沈浩波则“用胃思考”，他也是焦虑的，但和“理想、颓废、逃亡等写作中常见的主题”无关，他置身于肉欲的现实却残酷的考虑到了一个小女孩的未来，乳房这个隐喻在他的笔下难道不是一件消费品？犀利无比的语言事实上隐藏了他更深的某种担忧，但我不太赞成他这种粗糙的表达方式，“她一上车/我就盯住她了/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我盯住她的胸/死死盯住/那鼓胀的胸啊/我要能把它看穿就好了/她终于被我看得/不自在了/将身边的小女儿/一把抱到胸前/正好挡住我的视线/嗨，我说女人/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收回目光/我仍然死死盯着/这回盯住的/是她女儿/那张俏俏的小脸/嗨，我说女人/别看你的女儿/现在一脸天真无邪/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一把好乳”。（ 沈浩波《一把好乳》）既然“死抱着60年代大腿不放”，“知识分子写作”和“口语流”可以传授给70后诗人各种性交姿势和做爱技巧，但坠入情网是不可能被别人教会的，这得靠70后诗人自己的情商和悟性。没有扭扭捏捏的饶舌和调情，只有一针见血的粗暴。朵渔的色情则充满了狡黠，他是居心叵测的观察家，善于把控节奏，现实的戏剧性（喜剧性）在他那里春意盎然，“阳台在左边/身后是一大堆零乱的书籍/扇动着黑色翅膀的封面/我的女人/光裸着身体 吃她的晚餐/黯淡的阴部时隐时现/几天来的争吵与奔波/我有些累了/当我躺下/眼前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那是刚下过小雨的天空/有白鸽子轻盈地飞翔/心底的厌倦随食物涌上来/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积聚的胃液/我突然有一种想杀人的冲动/想在绝望的高潮中突然消失/我的女人/在她的晚餐中呆得太久了/一阵小风吹过/我把她的屁股稍稍抬起/轻轻地 操她”。（朵渔《现实一种》）这时候的70后诗人绕过了“对制度压力、舆论操作、衰老和忘却作出反应的某种话语方式”，更像是一群厌倦了修辞性想象的优雅的暴徒，在貌似流氓的盛宴中饕餮。 本土消费现实的另一个个人经验层面是对细节性日常生活（包括具体的琐屑）的反应。王家新的修辞性想象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他总是在细节性日常生活中呈现历史，他的忧郁和谓叹，他的沉重的责任感，他在向一位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灵魂致敬呢，你会身同感受一种对某种权力谴责的冰冷的氛围，“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泞的/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 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广子的琐屑而庸俗的生活在一辆夜行的中巴车上，他在行往某地的途中，和面目各异的人们进入了疲倦不堪的恍惚梦境，“那么缓慢的秋天。一辆中巴车/行驶在笔直的夜色中，歪斜的旅行者/睡姿各异，梦境不同/我是说/我和他们一样，临时来到世上/迷失了方向和目的。在同一辆中巴车上//成为肉体请来的客人。我们前行/朝着黑暗、寂静和某种诱惑/一伙儿要闯入未知世界的不速之客/把夜色搅乱，将曙光推迟/我是说，这并非和我们预谋的一样//缓慢的中巴车，缓慢的秋天/以及更加缓慢的夜色和旅程/像是指示我体内的钟表停止摆动/加入它们的节奏，成为缓慢本身/我是说，这是一种多么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在一辆/夜行的中巴车上，我清醒地睡着/不需要秋天和这缓慢的旅程。这时/可是这时有人不小心按响了打火机/我是说，我是说：一束光亮”。（ 广子《在夜行中巴车上》）这是一首被影子文本包围的诗作，琐屑而不饶舌，节奏缓慢，具有催眠效果，生活的细节在一个逼仄的空间中却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灵魂。他和王家新虽然都在公共汽车上探讨了灵魂的问题，王家新关注的是内心的风暴，是怀念和致敬；广子自言自语的却是某个时刻的一种发现，是即将到来的预言性质的历史。 无论广子，朵渔，还是沈浩波，他们都需要给自己的诗歌配称一个起某种作用的词，这个词可以决定一首诗的明暗、重量、体积或气味，犹如帕斯对词语的那种抑制不住亢奋的呼唤，“尖叫吧，婊子们。”广子需要“一束光亮”的配称，朵渔需要“操她” 的配称，沈浩波需要“一把好乳” 的配称，否则消费现实的戏剧性无从谈起，这一点，我将在后面的行文中详细谈到。 70后诗歌大面积呈现的其实正是它的抒写主题的丰富性。“在时代的钟座上/没有什么比磨灭端坐得更久”，安石榴的几乎所有的文本好象只为一个主题服务：怀念过去。他的童年和乡村，他的光怪陆离的地理志，他的滑稽而不失朴素的日常性，他的沉闷的游历，他的辗转生活；黄礼孩的纯粹、简洁、质朴和平实，他更像是一个患有洁癖的歌者，精心打磨他嗓子里的每一个词，每一个音节，他的诗是对柔软物质的歌颂性篇章；孙磊的诗是思考和时间的产物，阅读和引文的结果，克制，幽雅，精致，激烈和安静的转换，“我是永远过时的异端”，《演奏》《谈话》《朗诵》《远景》《碑文》《航行》等诗篇均具有优良的朗诵品质；胡续冬是具有知识分子写作背景的诗人，但他讨论问题的方式却是插科打诨，他一直在试图消解那些存在着严肃性的东西，反讽、戏仿、拼贴，善于利用方言表达的效果，出其不意的用典；梦亦非的带有巫术表演性的前期诗歌可以被称作“伪史诗”，未被驯服的野性在他的诗中发出粗重的喘息声，但太过于杂乱、粗糙，技术上的不成熟掩盖了他庞大的写作抱负…… 写到这里,我想厘清一个问题，为什么说消费现实主义作为70后诗歌的意识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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