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守祥：论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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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雪莱宣称“诗人是世界的未经正式承认的立法者”[1]时，那种睥睨一切的自信，同卡莱尔说着“诗人就是英雄”[2]时的那种超拔一切的优越感，对于批评家来说不啻是一种挑战和嘲弄；在以创作为中心的十九世纪，作家、诗人就是上帝，而批评家则变成了附庸风雅的“食客”。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整个西方人文背景的转换，从对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逐步扬弃，文气由以创作为中心转移到以批评为中心，开始了文学“批评的时代”；途经形形色色的将文学本文孤立起来的形式主义批评阶段，当代文学批评走向了综合创新的文化诗学阶段。这时的文学批评不再是文学创作的“陪娘”，它以敢于“拿来”的精神，从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吸取观念和方法，使自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传播学……都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界和方法，文学批评逐渐从传统的、学科界限明显的“诗学研究”转向更广泛、更少学科限制的“文化研究”，文学批评显出它本来就应具有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因此，文学更为丰富的内蕴和多重价值也得以被发现和承认。 “诗学”（poetics）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就写有专门的理论著作《诗学》，由此“诗学研究”奠定了其在文学研究中的统治地位。亚里士多德《诗学》所论范围包括了摹仿、“诗”的起源、悲剧、喜剧、情节、结构、人物、性格、语言与措辞、史诗、格律、隐喻、批评等等。所以，传统的“诗学研究”就以前贤为先例，对诗性作品（或文学）的研究基本限定在以叙事及语言技巧研究为重心上；后世理论家更是死抠文本（text），在语言学的领地上打转转，使文学研究成为一种语言游戏与术语规范的同谋。 文化研究是从传统的英国文学学科当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上推约半个世纪，英国的文学研究曾被“利维斯主义”所独霸，其领袖利维斯认为文化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学艺术的成品，应当掌握在少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手里；在他看来，惟有阅读这些艺术精品，人们的高雅文化情操才能得到培育。因此，他试图通过教育体制来更为广泛地传播文学知识，使之为更多的人欣赏；在他看来，所传播的文学知识必须是经过严格选取的文学经典，而这一经典的核心——“伟大的传统”则应当包括简·奥斯汀、亚历山大·蒲柏、乔治·艾略特等等一些能够培育一批有着敏感道德意识的读者的大作家，一些致力于带有个人色彩的艺术实验的现代主义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则应被排斥在这一“经典”或“传统”之外，因为这些带有强烈的先锋试验意识的现代主义作品未经受历史的考验、其价值未得到人们的公认，所以将这些作品纳入文学经典显然是不合适的。在“利维斯主义”者看来，阅读这些“伟大的经典”作品有助于以一种具体的平衡的生活观来造就一些成熟的个人。尽管利维斯的这些精英文化研究思想与后来发展起来并对之提出挑战的、以指向大众的文化研究格格不入，但当代文化批判与文化研究在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的崛起，与利维斯的研究方法和反面刺激是分不开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都曾是文学教师的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与雷蒙·威廉斯（R. Williams）不约而同地关注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从而使文化研究由精英文化直接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越来越具有大众文化研究的特征。威廉斯等人力求走出旧的学科体系，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他们提出“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中心的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他们选用“文化”作为关键词，恰恰是看中了这一概念的丰富性和包容性；“文化”作为一个与社会权力、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信仰有密切关联的范畴，是任何一门学科很难笼罩和限制的。这种反学科的立场和态度，使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易于在被传统学科所忽视和压抑的边缘地带，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文化研究以其坚定的反学科立场使自身获得了整体的社会视角和介入实际社会政治运动的能力。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二任领导人霍尔(Stuard Hall)坚定地宣称，文化研究拒绝被任何一门学科收编，也拒绝成为一门新的学科；他认为，我们毋宁把它视为一个场所、一个区域、一个主题。文化研究可以采取各个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但在采用的过程中又必须对之进行批判和改造；在这一前提下，渗入到文化研究当中的诸多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民族志和后殖民理论等等，就都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文化批判功能，从而使文化研究跨越了已有学科的局限并保持了自我批判的内在活力。 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下，文学批评终于走出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之囚笼，进入到明显带有文化研究意义的“人类学转向”；落实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上，实现了从文本（text）向语境(context)的转化。文学批评向何处去？这是一个为广大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二十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研究起码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一是崛起于世纪初的、以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其结果是造成了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科学化和形式化，此期虽然具有人文性质的阐释学理论仍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但直到后来解构主义的反拨，这种形式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才有所改观；二是始于五十年代并在八十年代后期迅速进入学术前沿的文化研究，它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界限，使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也日渐模糊、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文化也纷纷从边缘向中心运动。从此，传统的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出精英学者的象牙塔，其当代指向和非精英倾向逐渐显露出来，其研究成果也日益打上文化和社会分析的印记，始自“新批评”的那一套形式结构分析逐渐让位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学分析和理论阐释，文学研究最终实现了自身的“文化学转向”。面对这股大潮的冲击，经典文学研究的领地毫无疑问地变得狭窄了，其传统的方法论也受到挑战，因此相当一部分传统派学者对纯文学及其研究的前途持一种悲观的态度；但是另有一些思想观念开放的学者则试图迎接文化研究的挑战，他们借助这一来自文学圈以外的冲击，将文化研究的某些合理因素和有意义的课题引进文学研究，试图既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也为未来的跨东西方文化的文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课题和理论思考的视角。 文化研究有其不同的学科来源，但是如果立足于来自英语文学界“伯明翰学派”这一文化研究分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渊源关系及其密不可分性是很容易把握的。一些公认的文学研究大师，如英国的F.R.利维斯、雷蒙·威廉斯和特雷·伊格尔顿，俄罗斯—前苏联的米哈伊尔·巴赫金以及美国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艾德华·赛义德、伊亚特里·斯皮瓦克、希利斯·米勒等等，现已被公认为文化研究的先驱者或重要代表，他们的著述不仅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对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多有裨益，进而对当代文学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可以说，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完全当雪莱宣称“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1]时，那种睥睨一切的自信，同卡莱尔说着“诗人就是英雄”[2]时的那种超拔一切的优越感，对于批评家来说不啻是一种挑战和嘲弄；在以创作为中心的十九世纪，作家、诗人就是上帝，而批评家则变成了附庸风雅的“食客”。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整个西方人文背景的转换，从对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逐步扬弃，文气由以创作为中心转移到以批评为中心，开始了文学“批评的时代”；途经形形色色的将文学本文孤立起来的形式主义批评阶段，当代文学批评走向了综合创新的“文化诗学”阶段。这时的文学批评不再是文学创作的“陪娘”，它以敢于“拿来”的精神，从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吸取观念和方法，使自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传播学……都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界和方法，文学批评逐渐从传统的、学科界限明显的“诗学研究”转向更广泛、更少学科限制的“文化研究”，文学批评显出它本来就应具有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因此，文学更为丰富的内蕴和多重价值也得以被发现和承认。 “诗学”（poetics）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就写有专门的理论著作《诗学》，由此“诗学研究”奠定了其在文学研究中的统治地位。亚里士多德《诗学》所论范围包括了摹仿、“诗”的起源、悲剧、喜剧、情节、结构、人物、性格、语言与措辞、史诗、格律、隐喻、批评等等。所以，传统的“诗学研究”就以前贤为先例，对诗性作品（或文学）的研究基本限定在以叙事及语言技巧研究为重心上；不少形式主义批评家更是死抠文本（text），在语言学的领地上打转转，使文学研究成为一种语言游戏与术语规范的同谋。 二十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批评起码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一是崛起于世纪初的、以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其结果是造成了文学批评越来越走向科学化和形式化，此期虽然具有人文性质的阐释学理论仍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但直到后来解构主义的反拨，这种形式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才有所改观；二是始于五十年代并在八十年代后期迅速进入学术前沿的“文化研究”，它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界限，使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也日渐模糊。从此，传统的文学批评越来越走出精英学者的象牙塔，其当代指向和非精英倾向逐渐显露出来，其成果也日益打上文化和社会分析的印记，始自“新批评”的那一套形式结构分析逐渐让位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学分析和理论阐释，文学批评最终实现了自身的“文化学转向”。面对这股大潮的冲击，经典文学批评的领地毫无疑问地变得狭窄了，其传统的方法论也受到挑战。 文化研究是从传统的英国文学学科当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上推约半个世纪，英国的文学研究曾深受“利维斯主义”的影响，其领袖人物利维斯认为文化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学艺术的成品，应当掌握在少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手里；在他看来，惟有阅读这些艺术精品，人们的高雅文化情操才能得到培育。因此，他试图通过教育体制来更为广泛地传播文学知识，使之为更多的人欣赏；所传播的文学知识是经过严格选取的文学经典，而这一经典的核心——“伟大的传统”则应当包括简·奥斯汀、亚历山大·蒲柏、乔治·艾略特等等一些能够培育一批有着敏感道德意识的读者的大作家，一些致力于带有个人色彩的艺术实验的现代主义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则应被排斥在这一“经典”或“传统”之外，因为这些带有强烈的先锋试验意识的现代主义作品未经受历史的考验、其价值未得到人们的公认，所以将这些作品纳入文学经典显然是不合适的。在利维斯主义者看来，阅读这些“伟大的经典”作品有助于以一种具体的平衡的生活观来造就一些成熟的个人。尽管利维斯的这些精英文化研究思想与后来发展起来并对之提出挑战的、以指向大众的文化研究格格不入，但当代文化批判与文化研究在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的崛起，与利维斯的研究方法和反面刺激是分不开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都曾是文学课教师的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与雷蒙·威廉斯（R. Williams）不约而同地关注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从而使文化研究由精英文化直接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越来越具有大众文化的研究的特征。威廉斯等人力求走出旧的学科体系，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他们提出“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中心的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他们选用“文化”作为关键词，恰恰是看中了这一概念的丰富性和包容性；文化作为一个与社会权力、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信仰有密切关联的范畴，是任何一门学科很难笼罩和限制的。这种反学科的立场和态度，使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易于在被传统学科所忽视和压抑的边缘地带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文化研究以其坚定的反学科立场使自身获得了整体的社会视角和介入实际社会政治运动的能力。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二任领导人霍尔(Stuard Hall)坚定地宣称，文化研究拒绝被任何一门学科收编，也拒绝成为一门新的学科；他认为，我们毋宁把它视为一个场所、一个区域、一个主题。文化研究可以采取各个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但在采用的过程中又必须对之进行批判和改造。在这一前提下，渗入到文化研究当中的诸多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民族志和后殖民理论等等，就都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文化批判功能，从而使文化研究跨越了已有学科的局限并保持了自我批判的内在活力。 作为从西方学术体制内部产生的一种反叛实践，文化研究与一般的跨学科研究有着显著的差异：它既不株守于固定的研究领域，也没有统一的研究方法，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不断扩展的知识实践领域，它的“动力部分源自于对既有学科的挑战”1。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通常是为传统学科所忽视或压抑的原属于边缘性的问题，它所警惕的恰恰是不要让自己重新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就此而言，文化研究不仅改写了传统学术的中心与边缘观念，而且对传统的学科理念和学科建制构成了强烈的冲击。正如许多学者所概括的那样，文化研究要探求的是个体“主体性”是如何由社会构建而成的；它不是到个体的理性或主体性当中，而是到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和文化政治当中去寻找意义的根源[3]。这种跨学科的探求使文化研究必然超越传统学科的理念框架，更多触及到建构个体主体性的公共文化体系和政治体制问题。这种探求不仅铸就了文化研究的政治批判维度，而且空前扩展了文化研究的问题范围。实际上，文化研究对于主体建构、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关注，与现代的批判理论传统有着深刻的关系。正是由于批判理论的引入，才使文化研究不单单成为跨学科的学术实践，而且成为一块吸引各种理论的磁石，不断挪用和整合最新出现的激进理论，成为揭示社会秘密的批判性思想运动。 文化研究有其不同的学科来源，但是如果立足于来自英语文学界“伯明翰学派”这一文化研究分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渊源关系及其密不可分性是很容易把握的。一些公认的文学研究大师，如英国的F.R.利维斯、雷蒙·威廉斯和特雷·伊格尔顿，俄罗斯-前苏联的米哈伊尔·巴赫金以及美国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艾德华·赛义德、伊亚特里·斯皮瓦克、希利斯·米勒等等，现已被公认为文化研究的先驱者或重要代表，他们的著述不仅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对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多有裨益，进而对当代文学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可以说，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正是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下，文学研究与批评终于走出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之囚笼，进入到明显带有文化研究意义的“人类学转向”；落实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上，实现了从文本（text）向语境(context)的转化。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实现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将传统的文学批评的范围扩大，是有利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互补的一种选择；更有不少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以作为传统诗学研究向当代文化研究过渡的概念。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文化诗学”源于格林布拉特为首的“新历史主义”批评流派；但在译介接受过程中，却与文化研究思潮逐渐合流，成为当今一种较有影响力的批评思想和批评实践。它虽未形成严格的“教义”，但其认识论的基础在于一种文化的整体观，即：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整体，文化具有不同的形态表征，各部分之间既自成体系，如文学、美学、音乐、历史、宗教、伦理、服装、饮食、建筑等等，又以各种直接或隐在的方式进行着相互的联接与作用。因此，在文化整体的理论视野中或理论背景下，文学就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更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本，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与历史、宗教、社会、道德等文化范畴相互联系的文本，而这种文学研究上的文化整体观则明确反对割裂文学与社会文化的联系。 文学究竟是什么？见仁见智，导致了形形色色对文学本性的界说，以及形形色色的界说方法和流派。将文学置于文化系统的结构之中，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表征来看待，是对文学地位、本性的一种文化复归；而追求文学的“诗学”特性，也是藉助一个源自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概念试图对文学的根本属性作出界说。文化诗学之价值指向，或者说文化诗学研究的本源观，就是力图追究文学的文化价值属性和文学的诗学价值属性，即：努力追究文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相互作用及文学在文化结构中的位置与特性——有人称文化诗学指向人类学，也佐证了文化诗学对文化的本源性追究；努力追究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态的文学特性，就是回归到文学本体和本源性的诗学价值、意义等——这种追究已不再是个别性的技巧性、形式性的分析，而是综合性、本质性的分析。“文化诗学”的这种研究路径及对文学本源的追求，显然是与形形色色的将文学本文孤立起来的形式主义批评不相吻合。二战之后的西方批评界，“新批评”曾声浪甚嚣，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又粉墨登场，它们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非历史化倾向。文化诗学既反对旧历史主义的实证化方法，也反对“新批评”等形式主义的做法，而是强调对产生文学本文的历史语境的关注，强调对写作语境、接受语境、批评语境的阐释及结合，试图以此去确认文学在历史文化中的位置特点及相互关系。针对现代以来斑驳陆离的方法之争，巴赫金在《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中指出：“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4]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超越方法之争，去接近文学的本源性研究。 由于文化诗学在认识指向上追求文学特性的本源性解读，因而在实际的文学阐释中，任何独立的、隔绝的解读方法，都不能胜任这一任务；文化诗学在研究方法上力图超越一种研究方法的局限，甚至跨越不同学科、领域的界限，体现出方法论上的综合性。与文化诗学有某种类似追求的“文学人类学”理论，在方法论上也体现出与文化诗学相近似的特点。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时，德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沃尔夫冈·伊塞尔在《走向文学人类学》一文中指出：文学人类学“这样一种理论不能单独靠文学理论完成，但是文学研究能够以说明问题与鉴别论点这两种方式促成跨学科讨论。文学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的产物，它产生于一种文化背景，它的活力来自与这一背景的紧张关系以及对这一背景所施加的影响。它尤其强调与决定自身环境有关的不同物，以此介入自己真正的环境并确定自己的独特性。文学以这种方式显示出自己位于业已制订的文化地图上新的区域”[5]。文化诗学及文学人类学研究都显示了这样一种趋势：如果意欲对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特性“区域”作出新的准确描述的话，就必须尝试跨学科、跨方法的科际整合与方法论的综观。因此，在文化诗学的视野里，单一的形式主义批评，诸如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都是单薄的、封闭的，即使没有窒息文学也大有盲人摸象之嫌。文化诗学追求视野的开放，它力图吸纳历史、哲学、宗教、美学、伦理、政治、语言、神话甚至自然科学有关领域和学科的成果与方法，以开放和综合来达到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当然，这种方法论上的综合并非是说文化诗学在方法论上就是大杂烩，而是表明它在研究视野上的开放性与综合性特点；与其研究旨趣相一致，文化学研究与诗学研究方法的融合贯通，应该是文化诗学方法论的主轴。所以，文化诗学既是一种文化阐释，也是一种诗学阐释，准确地说它是文化阐释与诗学阐释的一种辩证统一和有机结合。 当现代性作为一种同质性、整一性的理念作用于现代世界的历史叙事时，一元论的价值体系的生成便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现代性的悖论在于“现代性是对‘它性’（otherness）与变化的承诺，它的整个策略由以差异观念为基础的‘反传统的传统’塑造，这使它无法忍受无限的重复和‘乌托邦的厌烦’。现代性与对重复的批判是同义词，这就是为什么只能用一种悖论的方式来谈论现代传统”[6]。进步、变革、求新是现代性理念所拟设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诚如本雅明指出的那样：“这些趋势越是经久不变，它们的过程所涉及的一切标着‘全新’的东西便越发显得陈腐过时。”[7]求新与变革因此是一把双刃剑，它总会反过来刺伤自己；其结果必然是导向现代性理论体系的开放性，而“美学现代性”尤其构成了现代性的知识体系自我解构的重要力量。葛林伯雷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中说：“避开稳定的艺术摹仿论，试图重建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物质与话语间不稳定的阐释范式，而这种交流，正是现代审美实践的中心。”[8] 由于引入了文化语境和社会物质层面，文本世界便不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世界，而是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了互为交流的阐释空间，从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张力。这意味着文本世界不再具有稳定性，它需要在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寻求定位；审美也由此成为历史性的范畴，没有普遍的永久的美感原则，审美机制是一种建构并且正在不断建构的过程。我们曾关注形式诗学，是基于对文学性的兴趣；我们现在关注文化诗学，是渴望揭示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复杂性，探究文本中沉淀了什么样的文化态度和现代性取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研究是作为一种世界观而存在的，它的意义早已突破了方法论层面，其价值更多地是作为一件打破僵化的学术体制的锐器。新世纪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只有不断吸收文化研究的新方法、新成果，才能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参考文献 [1]（英）雪莱．为诗辩护[A]．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81． 1 澳大利亚学者特纳（Graeme Turner）的概括。见Cultural Studies, ed. by Lanwrenc Grossberg , London & New York: Rouledge, 1992, p. 64。 （载《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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