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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汉语诗歌无论从表面上看多么纷纭复杂，其实大多时候都是在青春与力比多的指引下对事境进行的远距离的价值赋予（即虚构），是一种古老的形而上学冲动在作祟。从海子、李亚伟等人身上，我们看见了，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为了构筑“别处”的“生活”，纷纷使用了一种远距离的修辞方式。事境是以近乎虚拟的形态进入诗歌语境空间的：事境只是一个幌子。他们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飞在空中。青春时期的力比多有它自身的逻辑。青春时期的力比多和语言的自述性在80年代很自然地结盟了。
在20世纪80年代的汉语诗歌所营造出的诸多情景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没有方向感的诗歌语言流向。其中最主要的样态看似流向了两个极端：一个走向了绝对的神灵的神秘境界，几乎完全漠视具体的事境内容（比如海子）；一个走向了绝对自由，但又似乎只是行走在具体的事境内容之中（比如李亚伟）。但归根结底，它们都是形而上学的，是语言的自述性和青春的力比多在特定时期上下其手的产物。无论海子还是李亚伟，他们在诗歌营造出的意义语境中，都表达了事境的“应是”（在语言的隐喻功能的指引下），而不是事境的“所是”（在语言的描述性功能的帮助下）。按照康德（Kant）和黑格尔（G.W.F. Hegel）的看法，“应是”不可能绝对转换为真实的事境要素，但它也许可以指导事境的可能流向。这种“可能性”之所以有化作“现实性”的希望，仅仅是人对价值的消费本能使然。
康德把“应是”冲动看作人类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冲动。这个愿望的实现——更多的事实业已表明——只能存在于人创造的各种意义语境之中，而不是同一性语境之中（维特根斯坦：人的语言的界限就是人的世界的界限）。语言除了描述性地指称事物，更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事境（即人的生活事件）进行价值授权。落实到20世纪80年代的汉语诗歌，我们满可以将这种形而上学冲动（价值赋予）看作对事境的阐释。当然，我愿意善意地说，海子和李亚伟对自身事境的阐释有在事境面前防卫过当的嫌疑。他们夸大了事境对我们构成的伤害，也夸大了事境的了无意义因此必须赋予事境以某种更高的价值，从而在这种心理作用的暗示下，走上了语言自述性早已预设好了的“应是”之路。他们在虚妄之中，似乎已经挣脱了事境的强大引力而失重飞行，也似乎走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似乎永远只是语言的世界，距离真实事境的实存世界太过遥远。在全新世界和真实事境之间，有一种相互扑空的尴尬表情。
应该说，这种样态的诗歌对事境的“阐释”并非没有力量，因为它喊出了一代诗人的心声，也揭示出了80年代中国现实事境的某些真相。何况80年代的普遍事境也给了它们（诗歌）对之进行如此阐释的允诺。80年代允许他们（诗人）飞在空中，也允许他们使用远距离的修辞。如果我们现在打开80年代汉语诗歌的词典，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在今天已经显得十分陌生、十分抽象的形而上学化词汇：神，上帝，高处，狮子，老虎，玫瑰，宝剑，麦地……
远距离的修辞方式既是意义语境必须借助的中介，也是将事境提升为趋近于无限高度的情景的脚手架，既是诗歌满足人类价值消费的可能方式之一，也是阐释的诗学得以生成的最方便的工具。它在把事境提升为虚构的情景的过程中，也挥霍掉了事境中丰富的、凡庸的细节，或者丰富而凡庸的细节已经被形而上学化了（想想海子的“麦地”、“麦子”意象也许就不难明白）。远距离的修辞看重的是事境的“整体”，它是对整体事境采取的某种大而化之的、简单化的情绪，是对整体事境的情绪化反应。远距离的修辞表明了：80年代的情景化诗人，意义语境的爱好者，价值虚构的出产商兼收藏家，尚不具备详细观察事境细部、细节、侧面的能力——毕竟远距离的高蹈的天鹅比起俯首帖耳于土地的老黄牛，既优美又容易得多；超越、飞升、逃脱事境引力的心理渴望，几乎是青春期的本能。阐释的诗学仰仗着远距离的修辞方式，走向了对事境的过度阐释，也把价值虚构推向了可能存在着的极端程度。
远距离的修辞方式无疑表明了：80年代的诗歌太看重语言的自述性，允许语言带领诗人沿着语言自身的路向前进。这种自述性恰好可以被看作是语言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可以看作是语言的青春部分。语言也有自己的力比多。语言的自述性一旦与80年代青春诗人的力比多合谋，对事境的过度阐释也就是最可能出现的情形了。它为80年代的阐释诗学提供了忽视、忽略事境细节的技术和心理支持，也使阐释诗学不大可能懂得法国元帅德·萨克森（Marshal de Saxe）对细节的礼赞：“虽然那些关注细节的人被视为凡夫俗子，但在我看来，这种成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基础。不懂得它的原理，就不可能建起一座大厦或建立一种方法。仅仅喜爱建筑学是不够的，人们还应该懂得石工技术。”⑧阐释的诗学由于在心理上显得过于年轻、过于青春，所以它几乎忘记了，“细节”本身早就是神学的重要范畴：在上帝眼中，再大的东西也大不过一个细节，再小的东西也要受到他老人家某种意愿的支配——整部《圣经》到处都在这样训诫他的子民。阐释的诗学过于仰仗语言的隐喻功能和自述性，忘记了事境中的砖、石、泥、瓦；阐释的诗学在极大满足了人的价值消费之外，也令人遗憾地放弃了、掏空了事境的细部。剩下的很有可能只是一具空壳似的事境的“整体”。
语言的隐喻功能和自述性天然葆有一种浪漫主义情怀，它向往高处的位置，也向往别处的生活，向往逃脱对事境的贴近式陈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说得好：“浪漫主义的核心是救世主义。”但在20世纪80年代汉语诗歌形成的语境中，更应该说成是“自救”；自救是80年代的阐释诗学最核心的部分。它充分表达了整整一代诗人在严酷事境面前的整体性焦虑。
但语言的青春部分随着80年代末那场理想主义运动的破产和诗人们的青春一道破产了。事境再一次发挥了自身引力的巨大作用；远距离的修辞学很快失效，诗人和诗歌一起把眼光、笔触投向了事境本身⑨。体察到事境通过意义语境（而不是同一性语境）的桥梁到达情景的秘诀的更成熟的中国诗人，诞生在20世纪90年代。西川直面事境中原生态的恶，并以此为诗歌的起点⑩；王家新开始清理事境中错综复杂的、被充分意识形态化了（Ideologized）的细节11；肖开愚开始摒除“上帝”、“神”等不及物的远距离语词……就是标志性“事件”12。臧棣则在诗中以如下句式，描述性地制造出了有着浓厚同一性语境色彩的诗歌语义空间，仿佛刻意要向80年代防卫过当的阐释诗学告别：
天气也许有助于判断
某些迹象，但不适合
推进内部的审判……
（臧棣《夏天的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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