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论：苦修者的赞美（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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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耀其人及死亡的神话 昌耀创造了一个神话，他也要通过神话来表达他的所思所想，追求一种普遍性和超越性，因为他知道，对于人的灵魂具有震撼力的是神话而不是故事（即单纯的个人受难史），他要将之上升到一个与神话对应的结构。如《大山的囚徒》、《慈航》等，既是一种象征又是一个寓言：通过陈述真事来虚构神话，创造一个人抵抗恶的神话。他将神话根植于厚重的现实之中，通过现实世界的无数准确逼真的细节，让日常生活的凄风苦雨吹拂其间，从而展现出与恶相搏之惊心动魄。这是寻常“百姓”的英勇和尊严，虽无叱咤风云之态，却有顶天立地之气。他的意义正在这里：单个的昌耀是软弱无力的，但是这个“百姓” 的昌耀、“神话”的昌耀却是力量巨大的。他以“百姓”得以存留，以“神话”显其威力，而这威力正来自于其苦心经营的“百姓”这个神话，也说出了现实人生的悲壮和生命的不息。同时，他造了一个“唐·吉诃德军团”，这就是他的“百姓”、他的“人民”。而他的“行脚僧”的神话，对应的是宗教的苦修和佛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倒是这个“诗人”的头衔，或许在他内心深处他多少是并不在意的，只是他在俗世行走和发言的一个身份。但他需要这个“诗人”的身份，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把“百姓”与“行脚僧”统一，也只有“诗人”这个身份，才能包容二者于其中。“诗人”是一座桥，它架通了“百姓”和“行脚僧”，让肉体的苦难获得了精神的意义。 苦难让昌耀痛不欲生，苦难也让昌耀得以常生。关于昌耀，已然成为一个神话。但这个神话，也是中国诗人们的最后一个神话。他的纵身一跃，给这个神话划上了一个句号，但这句号之后还有省略号： 当他活着的时候,他的苦难好象只是他自己的苦难，当他死后,好象所有的人都出现了，“……一些诗歌刊物和报纸的副刊曾把他哄抬到相当高的高度。中国诗歌学会曾在医院向病重的昌耀颁发了首届年度诗歌奖的奖金和奖杯并称其为‘诗人中的诗人’；青海人民出版社也在他逝去后，破天荒地为这个苦难的西部歌者出版了一部豪华版的《昌耀诗文总集》，以此告慰诗人于九泉。” “然而，这一切，又都是出现在他陷入生命的灭顶之灾已经绝然无路可走之时。癌细胞蚕食中对于生命救赎任何外援的排除，尖锐地还归了他本在的孤独。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是独自承担着各种灾难；这一次，他也只能是自己拯救自己，以至终而用这种决断的方式，来维护生命的自尊和体面。” 人们都在写各种纪念文章，那些见过昌耀的人，被他感动，以亲切、友好的词语来回忆这个人，那些未见过昌耀的人，也一样感动，一样用亲切、友好的词语来说起这个人，就好象他们都是这个人的知心朋友一样。但不知他们都在纪念什么。是纪念苦难？还是纪念这个苦难的人？还是纪念诗歌？如果一个大诗人的成就最后好象只与苦难有关，这就需要我们反省。昌耀选择了苦难，并视之为宿命，接受之，而对于我们，我们能视之为理所当然吗？虽然这种坚守对昌耀来说或许是必要的，但对我们来说，他之“必要”，并非我们之“应该”。昌耀将苦难转为了奉献与自律，但这是他没有选择的选择，而我们应当反思他为什么这样选择。我们不但把自身的精神需要建于这个人的受苦受难，而且双方都已视为合理。悲剧的结束和矛盾、无望而又期盼的爱的开始，使他的另一种生活也才要刚刚开始，他却停止了创作，也停止了行动——他走了，永远地走了。他生前的寂寞与他死后的热闹是多么地不相称！我们总是将一种或然性导向必然性，从而也将受苦受难视为必要，但对于他，或许是，但对于我们，如果我们认为对之是必要的，那将是全无心肝的残忍。同样，备受冷遇的诗歌在世纪末也因为昌耀的死亡和其所受的苦难，而又热闹了一翻，同时，也让许多人风光了一番。但这些都与这个人、与诗歌有关吗？ 空城堡中寂寞的童年昌耀，就是在那时开始翻阅其父亲留在书架上的诸如《阿Q正传》、《浮士德》、《猫城记》等大量书籍和来自香港的进步文化刊物的。继而在1953年进入河北荣军学校后，更是广泛涉猎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莱蒙托夫、希克梅特、勃洛克、聂鲁达等大批中外诗人的诗作。尤其重要的是，在他的童年时代，他的母亲、二姑母，特别是那个年长他数岁的佃农之女曹娥儿等教给他的大量的儿歌和乡谚俚谣。几十年后，当我们在他的《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中，读到了西羌雪域，一个受难的五口之家在除夕之夜唱着：“咕得尔咕，拉风匣，/锅里煮了个羊肋巴，房上站着个尕没牙” 这样的青海谣谚时，便会确凿地感觉到，这种民间艺术对昌耀不只是作为一种诗歌资源，更通过它的民间况味指向，栽植了昌耀切入大地意蕴的根柢。直至1999年底，昌耀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中，还能成段成段地背下曹娥儿当年教给他的那些歌谣，以此可见这种民间艺术元素对他的影响之深。
关于童年，对昌耀的写作而言，更多地是一种潜在的气质。事隔多年后，当他回想起这个女眷留守的城堡，当他回想起曹娥儿，当他回想起教室里的“杀人事件”……这绝不仅仅是对自身生活细节的回忆。这一切都还有象征的意义，同时也或隐或显地影响了作家的写作，如曹娥儿之于民谣，已进入可视的诗歌写作之中，但“杀人事件”，更多的是与命运的不可知和对生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同样，在一个女眷留守的城堡里，那种童年的柔弱无助，那种处处存在的突然降临的莫名的黑暗、恐惧，是当他身处于西部之后，童年之经验在新的环境里与西部的一切相遇了。所以他之对于自身生活经历的回忆，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和神话结构上的，而绝不仅仅是细节或事实的描述。或许，昌耀童年的“留守城堡”与看见“杀人事件”，正是其一生都不屈于命运与相信宿命的潜在根源：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那就是昌耀长子王木萧纪念其父的文章，其中说道，“父亲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我怕他，怕他的那双眼睛和冷峻的眼神，在他的注视下我会心惊胆战。从我记事以来，我是用一个孩子的单纯去审视我的父亲，当看到别的孩子的父亲慈祥的笑容，我惊奇地发现我的父亲不会“笑”（偶尔会高兴地笑，也是因为创作出了他认为可行的作品，并且笑得很难看），一个多么幼稚的问题，伴随我度过了我的童年，一直到我做了父亲。”其实，昌耀与其长子的关系，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说说关于这个人的死，这其间有过一些不同的说法，普遍的看法是昌耀之坠楼是因不堪病痛折磨。但也有种观点认为，生性敏感的昌耀是“以死谢天下”。 或许，正是许多迟到的荣誉和好心，让诗人觉得无以为抱之后，只有更快地自行解脱。鲜花和掌声不属于他，他或许需要过，但没有，他不需要时，来了，这让他更痛苦。 关于昌耀的遭遇，如果我们仅仅视其为个人遭遇，那这遭遇是至为庸常的，也没有探讨的必要。但不幸的是，他的生活已绝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问题，因为这生活是与诗歌与人的命运密不可分的，也因此，他的生活就具有象征、普遍的意义，留下了无数的让我们需要一再思考的细节的真实与“存在”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对于昌耀的肯定，更多地是在精神意义上，而非是其他。他是一块铜镜，一面被打磨得光滑明亮，照见自己及其众生相，一面是生活的硫酸侵蚀后的千疮百孔。 因为生活并非神话，如果生活成为了神话，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碰到了无法解释或无法面对而又无法解脱的问题。“自杀只不过是承认生活着并不‘值得’。……认识到人活着的任何深刻理由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认识到日常行为是无意义的，遭受痛苦也是无用的。”[1]但问题是，在昌耀这里，死亡首先是不可抗拒的，这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当然，还有更为现实的问题，比如疾病、生活、经济、爱情、舆论等等，这些决不会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命题，而是切切实实的问题。虽然他所选择死亡的方式可能有着形而上的象征意义。 关于昌耀的生平，他本人的叙述和他人的叙述，都在有意无意地导向一种宿命式的解释。对于他而言，在心理上也产生了一种诱导，比如说到65岁，他或许先是预设了这一终结，而在它到来时，他又把许多迹象视为这一终结的必然的暗示，从而强化了他的这种心理，最终导向一种死亡。但“我还从未见过为本体论原因而去死的人。”这一点如果我们是人，我们还有良知，就是无法否认的。虽然“死亡对于一部分诗人而言，似乎散发出美学的光泽，成为他宿命的选择并且决不回头；但是我们也不必非要认为，死亡之于诗人，是一种必须的仪式；诗人非得把自己放置于祭坛之上，才可以实现他灵魂的飞翔；因为‘诗歌从来不能够解决任何实际的人生问题’……” 最后，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一十一支玫瑰”在昌耀心中的自我暗示（“用自己双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就是至死仍任凭其情感行事。”）。 我们的错误在于，理所当然地一面同情诗人的遭遇，一面又把诗人的受苦受难视为必须，视为合理。但，昌耀的主动选择并不是我们之“应该”，否则，他的这种选择对我们而言就是无意义的，我们也就一样是无心肝的制造苦难的同谋和凶手。他写作的意义不在于歌颂苦难，而在于要让世人看清这苦难，消弭这苦难。他想以自身的受苦受难来救赎底层的“百姓”。而且，他也让家人无意中成了救赎的赎金。他的家人们愤怒了，他只有孤身一人。 当死亡一次次“烘烤”他时，当那“一十一枝玫瑰”也垂首时，他只有纵身一跃，他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他无法选择死亡，但他可以选择死亡的方式。所以他说“现在终于明白徐迟为什么要自杀…… ”[1]他之最后一跃，是对被动命运的主动选择。 但无论如何，将死亡作为神话是极为有害的，一如对于海子的神话一样。加缪也曾说，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形而上的问题而自杀。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自杀的首先应是哲学家，但事实皆非如此。如大谈悲观哲学的叔本华，却是衣食十分考究的享乐者。其次，一如海子的自杀是多种原因导致其自觉生活已无意义到不需要生活一样（这与海子的年龄有极大的关系），而昌耀是自觉已没有再生活的必要，“经历一种经验，一种命运，其实就是全然接受它。然而，……在知道命运是荒谬的之后就不会经历这命运。” 他选择了命运中最未可知的部分——“宿命”，以此来救赎了自我和他者。而对于我们，当这样看上去时，当把一切都归于宿命时，这样看来这个人的命运好象已是他的主动选择，已与我们无关。但果真如此吗？我们都是他人命运的参与者，或赞成、或反对、或弃权，总之，我们并非无辜者：大到世界大战，小到“蝴蝶效应”，都在说明，一切都与我们有关。里尔克曾因看到了这种关联而说，“我相信/我会成功的/变得如此惧怕/以致我的血脉爆裂”昌耀虽然承担了自己的命运，但他一样也看到了，他迷惑，“他不可解析/这一丝划过心上的微波/是不是因了葡萄茎上/那朝向山月昂首吹歌的/小小金蛇？[4]” 他是懂得缩小自己的，但这种“缩小”，却是一种面对世界的无奈和自我救赎的策略。 但我们看到了什么？即使是这个人的死，也没有让我们意识到，他之选择“黯然神伤的宿命”，是对于“百姓”的绝望的爱，他相信“行脚僧”的苦修可以实现这种爱，他让“诗人”这个臭皮囊受尽苦难，由此救赎了这个世界，但他之“宿命”，并非我们之“应该”，否则，这种救赎将毫无意义，我们也将显得没心没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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