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论：苦修者的赞美（节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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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 灵魂具有第一要义 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昌耀走入大街人群之中，我们根本无法辨认，说这是一个诗人，甚而我们或许还会抱以蔑视的目光，因为他的庸琐，但我们都在构筑一个神话，说诗人如何如何地不同于常人，结果这一切却使诗人的现实生活更糟，结果也使诗人的精神出现了极端的不平衡与紧张，而更有无知者，以为这才是诗人的精神和生活。人类已存在有日，但关于人的最可靠的属性，好象要么仍旧是动物性，比如“伶仃的荒原狼”，比如“嗥叫的水手”等；要么是“圣者”、“圣徒”等，就是不是人本身，我们只有在与其他动物或与自己设想的种类比较时，方能说清自身。神话也由此产生。 我们再来看看昌耀对诗人的叙述吧：“我理解的诗人是修辞以诚的人。必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执著于人生永恒的问知及道德的完善；诗人……感受器，永在地渴求着纯美、纯善，又永在地不得抵达理想的彼岸；诗人只看重精神的自救，而无权于物质的自救，这真是天意，但这又是怎样冷酷的宿命呢；总之，我以为信仰——即灵魂具有第一要义。” 但这里也有不同的声音：“说实在的，昌耀在我眼里不过是一个邻居，一位同事，一个可以坐在一起聊聊天的朋友。至少我认为，他所从事的日常工作毫无诗意并且与诗歌毫不相干。” 活着的诗人们碰到了问题，但活着的诗人们策略的转化了这个问题。他们不再追求意义，他们让这个时代的诗歌在精神的地面上爬行，他们让自身在这个物质的高空飞行。他们从来就不认为苦难是诗歌的精神。他们消解了一切，他们崇奉着物质的恐龙。“诗的萎缩恰在于诗人们在终于卸掉了历史强加给他们的精神重负后落寞和无所适从。”在他们的眼中芸芸众生已似迷雾，他们看不清这迷雾，他们焦虑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存在，但他们遭遇了虚无。自由已不只是需求，也一样让人不知所措。 对于一个未完成的时代，一样有人会逃避，也有人享乐，但遗忘还没有开始，也不会开始，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自身的时代，我们还没有记忆，因为只有自身的记忆是无法存储的记忆，只有空白。 当人们说他是一个时代的苦难时，我们的诗人们接受了这一被动的给予，同时又通过自身的孕育，转化为了主动选择。而这种转化过程是艰难的、痛苦的，于是才有苦修，而当这种苦修处于芸芸众生的海洋中时，更显其无边。于是才有：百姓，行脚僧，诗人这三种身份的出现，其实这只是苦修的不同境遇和境界。一个“百姓”是浸淫于苦难中的，一个“行脚僧”是在行走中寻找真谛，而“诗人”是赋予了这种苦难以意义并把自己的灵魂想安放于其中的人。他还想把百姓的灵魂也安置其中。但诗人太软弱了，苦难最终毒死了他。当他环顾苍茫人生，没有找到这人群的液体，只碰见的要么是固体，要么是气体时，这毒素、这铜墙铁壁最终使他纵身一跃，他不再嚎啕，他不再流泪…… 他是怀着深深的坚硬的绝望与沉默、冰冷与轻蔑、自傲的幸福离开人世的。“被人称之为生的理由同时也就是死的充分理由。”生之辛酸与死之酸辛，不是神话。如果谁想在其中安放自己的灵魂，请先停下来，想想你为世界献出了什么。 关于昌耀的生平、童年记忆是其不懈追求意义以及心理创伤，是其不懈追求秘而不宣、视写作为生命的神话。心理创伤是他心灵上长出的肿瘤，而童年记忆犹如一把尖刀，一次又一次地切割着这肿瘤。但精神的肿瘤虽可以切除，肉体的肿瘤却让人无可奈何，虽然如此，但最后，是生命选择了结束，而不是结束选择了生命。昌耀给最后一个神话划上了自身独特的句号。但这句号之后还有省略号。他把苦难作为对自身赎救的一种惩罚。他渴望来生，他太看重来世了，所以他需要此生的苦修。他视此生的苦修为必要。诗，只是他苦修的一间密室，一个道具。所以他很少在意诗的形式。所以他说“大诗歌观”。他从来就不在诗江湖，生活使他牢牢地成为一个“百姓”，他认可这一角色并拒绝改变这一现实的角色（一如他的言行）。而他的精神是一个“行脚僧”，他始终在流浪，无所现实的依托。“诗人”只是世人眼中他的模糊不清的形象，是他向世人宣告其存在的方式，他压低“铲形便帽”走在人群之中，他的幸福来自他心中的“百姓”，他的隐忍来自“行脚僧”的苦修，他世俗的角色是“诗人”。百姓、行脚僧、诗人，是昌耀肉体、精神、俗世的三种角色。活着的昌耀是痛苦的，死去的昌耀是人类千年来不变的宿命，他的幸福是他不必再面对这种痛苦。而对于我们，一切才刚刚开始。昌耀不在天堂，因为天堂里没有“穷人”。所以，你们“有福”的人们呀，千万要留心。
昌耀之后，不会再有关于诗人的神话，因为一切都已被消解。消费、娱乐、网络在消解着一切。之后的神话将是大众的神话，也是数字的神话。数字化之后，点击率在创造新的神话，而这个神话的创造者是大众的手指的相加，而这大众，是网民。诗人的头顶已不再有任何光环。诗人在放弃责任的同时，也放弃了一切。当今之诗人，一如鼹鼠，在黑暗中匆匆穿行。 但西部在昌耀的眼中，绝不仅仅是一个神话——虽然他构筑了这个神话——而是写出了一个充满了苦难、忧患、艰辛，恍如隔世的人间底层。他说，“我所希望的西部文学，自然首先是指根植于大西北山川风物及其独特历史、为一代胜利的开拓者乃至失败的开拓者图形塑像的开拓型当代文学。我这样理解：西部不只是一种文学主体，更是一种文学气质，文学风格。”[1]这也是与他的心理创伤和为了修复这创伤而进行的不懈的写作相关联的。他想象中的西部对他而言是一种救治，是一种必要的忘却和纪念。所以当他发现这些并不能真正地安抚他时，他势必要与吐伯特女人离婚，势必要追寻“一十一枝玫瑰”。在一定意义上他并非西部真正的歌者，或者至少说他不是西部本相的歌者，而是西部的一个痛苦矛盾的“赘婿”（昌耀语）。正如他之写耶酥、写约伯，都并非西方教义之重现，而是有自身的神学归属，他将耶酥、约伯都置予原始的“生存”，让他们重新按昌耀自己的神学归属来选择人生。他拒绝了西方教义的拯救，他以自身的认知拯救。他之西部，是他想象的西部，是他的一种精神的投射构造。他一面感恩西部收留了他，一面又将西部视为自己的炼狱，认为在这里生活，是一种必要和必须，这都是要进入天堂的必经之路。苦痛的一部分来自生活本身，无法避开，而一部分则成了诗人的选择，他迎了上去，而事实是可以避开的，但他做了相反的选择。他更倾心于来世的光芒。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昌耀也决非“诗人中的诗人”，他的精神世界是狭窄的丰富，他只以一种西部的、历史的、虚构的神话抵御着现代物质主义下的精神的虚无，但他并未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形而上的存在，或者一个感性的可供我们期望的未来，在他的笔下，我们甚至都看不到西部的未来，看不到历史的发展。当然，我们无由要求一个诗人成为一个哲学家或是思想家，我们也没有任何权利要求他人、他地的牺牲，即使这种牺牲是自愿的选择，来满足我们自身精神的、物质的欲求。更不能自身享受物质的温暖，而让他人固守所谓的精神高地。我们还可以说说诗歌自身，对于语言的艺术而言，他也并未为我们提供太多的可资我们借鉴的技巧，但对于一个大诗人，未开一代新诗风，怎么能让我们信服地称其为“诗人中的诗人”呢？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几千年前的西部是“荒甸”的磷光的闪烁，而几千年后的西部仍旧如此，我们却以此作为西部的精神，还要坚守，而拒绝物质的改变，那么，这是更为严重的狭窄，也与诗人对西部及其“人民”的热爱极为不相称，我们无权让西部为了固守这种所谓的精神而一再地承受物质的贫困。况且，物质的丰富并不必然导致精神的贫困；相反，倒是物质的贫乏必然导致精神的狭窄。所以西部在他的心中其实是炼狱。事实也正是如此，西部不是非西部者想象中的西部，也不是进入西部者想象中的西部，更非西部自己遵循非西部想象后的认知。正是在这里，现代诗歌的无意义追求还原了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意义追求反倒使世界面目全非，或许，正是那些积极的对现存意义的消解，反倒呈现了意义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 此外，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既包涵精神的，也包物质的。这一点马克思也早已指出。但在昌耀的诗中，一如在大多数写西部的诗人的作品一样，其中缺少对现代西部人生存状况和精神演变的观照。这就无疑使西部人对生存环境要求改善的欲求被置于一种精神的对立面而忽略。如果昌耀所写之西部是西部，那也是历史的西部。关于西部的神话更是昌耀自己构筑的一个自己想象中的西部。当他面对当代现实中的西部时，他以一个“意义空白”、荒诞、物质主义等对之简单地处理了。从而与现代西部人极为隔膜，通过将自身置于精神的高地，而拷问了对物质追求的合理性。如此，西部怎么能改变自身的荒凉、苦难呢？难道昌耀的写作不正是为西部的荒凉、苦难而痛心疾首吗？如果西部是一个物质富足的西部，他会为生活而愁苦吗？会因为其有限的收入每日需支付前妻的生活费，还要抚养三个孩子（长子王木萧：工作不稳定；次女王路曼：开小卖店；三子王俏也：读高中）而愁苦吗？可是，他却以无奈而又绝望地无力于物质生活的改变，以苦行，既转化了自身物质生活的改善，也让亲人倍受其折磨，也将这种苦行导向了狭窄的精神苦修。 或许，世界需要苦行僧，以让世界明白还有生活在苦难中的人，需要我们的爱，但这种苦行是为了引起“救治”，而非为了使人成为苦行僧。如果受苦受难是一种合理，那也其实说是承认享乐享福是一种合理。而这与“大同”根本无关，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两类对立的人群。 这更似一种共谋，享有物质者，蔑视精神，而追求精神者，又蔑视物质，物质的人与精神的人又相互蔑视，都自觉优于对方，但双方都不能认识到：自己并非全面的人，或者说，自由的人；成为物质的奴隶是不幸的，但成为精神的奴隶也并不就是幸福。 “大同”世界不但应是物质的大同，也应是精神的大同，这不但意味着一个人的痛苦是所有人的痛苦，也意味着一个人的幸福是所有人的幸福。我们不但需要精神，我们也需要物质。 所谓的神话，只有在人类的普遍困境的意义上，才有价值。否则，这种神话要么就是伪善，要么就是谋害。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受苦受难，那么我们这些享福的人就是有罪的。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把西部美化为精神的高地而无视物质的贫困所带来的苦难，是极为不道德的。虽然对于处于苦难中的西部而言，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一种意义的追寻在拒绝着物质的丰富，这种意义是西部需要的吗？如果他代表的是底层，也正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忽视了一个至为重要的事实：几千年来，生活在底层的人无法选择一种远离苦难的生活，也由此，他们把苦难转化为了奉献和自律。但这种奉献和自律，根本就不应当是这群人的生活。 而且，我们还把昌耀也置于了精神的高地，一如把西部置于精神的高地一样，在他们的物质的严寒中，来满足我们自身在物质温暖中的意义追求。但他的现实生活却让我们心痛，一如西部生存的艰难一样。
关于西部，已然成为一个精神的神话，尤其是在物质丰富、意义空白的时代、区域。但西部的关于精神的丰富，是被动承受与主动选择之后的悲壮和沉默的生存，是活生生的现实，并非神话。对于个体而言的微观的苦难的历史，对于群体而言，好象更似一种必要和义务，由此，也才垒起了人类历史的高度。 最先击中我们神经的，当是“霎时间/我记起自己不曾沐浴雪山的紫外光有年，/而心灵震动，心想是绿度母以青铜之思/传唤他的旧臣……”这是阅读的起点。这几句诗让我们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尤其是对于一个精神极度彷徨的人而言，它让我们有一种被确认的归属感。进而，我们又有了要从头开始再次阅读的欲望。但当我们再次阅读时，我们已有了一种更为强烈的恍兮惚兮的感觉，已被置于一种朦胧的境界之中，感觉到自己变轻了，飘了起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过藏族的民族绘画，比如唐卡、牛皮画等，当我们凝神注目于这些画时，总有一种处于精神的梦境之中的感觉。我想是这样的，因为这或许正是昌耀写作时的状态，在这里，我们与昌耀相遇了。他给我们的，正是如一幅画一样的诗，让我们的精神游弋于其中，不复辨梦境与现实。但这种感觉是不会持久的，当这种直接的感动结束后，我们会问自己，为什么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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