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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应全：文学消失了？(2)

来源：新文网
作者：黄应全
2012-09-28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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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学概念及其他》中，托多罗夫认为，“文学”一词在欧洲并不是古已有之的，“它最早始于18世纪”，“这恐怕是一种历史的、绝非永恒的现象吧？”(3)（人们不难发现，这种对“文学”概念历史性的强调乃是文化研究的基本信条之一。）托多罗夫考察了定义文学的两种方式。一种认为文学是虚构，另一种认为文学是美（即“文学是一种把注意力引向其自身的、‘本身具有目的’（疑当译作“以自身为目的”——引者）的系统语言”）(4)。他认为这两种定义都存在明显问题。关于前者，人们大可反驳说，习惯上看成文学的东西并不都是虚构，比如祈祷文、告诫、谚语、谜语、儿歌等；而且并不是所有虚构都是文学，比如梦、神话是虚构，但它们并不一定是文学。关于后者，人们也可以反驳说，将语言自身系统地显露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并不是所有文学话语的特征，比如现实主义小说就隐藏了它的语言性；而且并非一切系统的语言都是文学，比如某些广告很讲究语言组织但不是文学。托多罗夫说，这两种定义有助于阐明许多我们通常称为文学的作品，“但不是所有这样的作品；而且两者的关系是相似而不是蕴涵”。(5)因此，他认为，并不存在可以将文学产品和非文学产品区分开来的共同特征。 如果说到此为止托多罗夫与后结构主义还是一致的话，接下来他就与后结构主义分道扬镳而靠近文化研究了。他认为，文学不能从语言的角度去理解而应该从话语的角度去理解。他显然同意后结构主义关于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任意性（不确定性）的看法，但他认为这只是就语言而言的。如果就话语而言，则能指与所指之间必然具有相对固定的联系。语言是抽象的，因而可以是飘浮不定的；但话语作为实际应用中的语言却必定要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的限定。在一个社会中，话语总会规范化、制度化为一系列不同的话语类型，而这些话语类型就使符号的意义受到了某种强制和约束。文学不过是一些“制度化”的话语类型而已。比如，将文学定义为虚构涉及的就主要是叙事散文，将文学定义为语言系统性的自我突显涉及的就主要是诗歌。托多罗夫之所以认为体裁（或文类）研究在文学研究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就是因为体裁正是我们称为“文学”的那些东西。可见，托多罗夫并没有完全否定“文学”概念，而是将文学非社会的、永恒的规定转变成了社会的、历史的规定。“话语种类既具有语言材料特性，又具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特征。”(6)托多罗夫因而认为，“诗学将让位于话语理论和话语类型分析。” (7) 　　伊格尔顿的观点体现了同样的思路，并且更为清楚。在《文学原理引论》中，伊格尔顿首先考察了几种定义文学的基本方式。一是将文学看成是想象性或虚构性的写作，二是将文学看成是系统地背离日常语言的语言，三是将文学看成是自我指涉的语言（即不指涉现实的非实用语言）。伊格尔顿像托多罗夫那样对它们一一进行了反驳，认为它们任何一个都不足以包含所有我们习惯性地称之为文学的东西。“要从所有形形色色称为‘文学’的文本中，将某些内在的特征分离出来，并非易事。事实上，这就像试图确定所有游戏都共同具有某一特征一样，是不可能的。根本就不存在文学‘本质’这回事。”(8)可见，他坚决抛弃了规定文学的传统方式。但是，伊格尔顿并没有抛弃“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他引用约翰·M·埃利斯关于“文学”像“杂草”的比喻来说明自己对文学的理解。(9)埃利斯认为，杂草不是一种具有固定特征的植物，而是园丁出于某种原因认为不应该保留的任何植物。与“杂草”一样，“文学”也不是具有固定特征的某种作品；与“杂草”不同的只是，文学是“某人因这种或那种理由而高度评价的任何一部作品”。(10)伊格尔顿并不完全接受这种说法。他认为，如果它的意思是说文学不过是某个人主观随意地认为有价值的任何文本，它就是错误的。在他看来，价值标准从来不是主观随意的，它深深地植根于深层的信仰结构中。文学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可以说，伊格尔顿主张的是这样一种“功能性”的文学定义：文学是特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往往等于意识形态）而划定的一类文本。因此，与托多罗夫一样，伊格尔顿将文学看成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和表现形式。

　　伊格尔顿还直截了当地谈到“文学”让位于“文化”的理由。他说：“我的看法是，最有益的是把‘文学’看作一个名称，人们由于不同的原因不时地把这个名称赋予米歇尔·富轲所说‘推论的实践’（该词当译作“话语的实践”——引者）范围内的某几类写作；而且，如果要把什么东西当作研究对象的话，那就应该是这个范围内的各种实践，而不是那些含糊地标有‘文学’字样的实践。”(11)也就是说，文学主要与话语实践有关，文学的含糊不清意味着它实际上涉及所有的话语实践而不是哪一种或哪几种话语实践，因此，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应该让位于话语实践是什么的问题。如果人们将话语实践（或目前文化研究中流行的“表意实践”）称为“文化”的话，(12)那么这就意味着文学概念应当让位于文化概念。伊格尔顿认为，这样的改变同时意味着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出现。“注重话语产生了哪几种效果以及这些效果如何产生，这是我头脑中这种研究方式的特点。”(13)由于强调的是话语的效果及产生效果的手段，他把该方法叫做修辞学。可见，与托多罗夫一样，伊格尔顿认为诗学（即文学理论）应该让位于话语理论；不同的是，托多罗夫的话语理论指的是体裁理论，伊格尔顿的话语理论则是修辞理论（即修辞学）。他们都通过诉诸话语实践而将文学归结为文化（或意识形态），将文学研究归结为文化研究。
　　
　　3
　　
　　文化研究对文学观念造成的冲击大致可包含两种可能性，一是彻底摧毁“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把“文学”还原为到迄今为止已经出现过的各种不同看法；一是摧毁传统的文学定义，代之以一种全新的定义。从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的上述观点来看，文化研究走的是后一种路子。他们的做法表明，即使在文化研究中，“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仍然是不可回避的。他们虽然都否定了定义文学的传统做法，但他们仍然为文学提供了一个定义，即文学是一种文化形式。以为文化研究彻底抛弃了定义文学的努力是错误的。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都没有否认文学理论存在的必要性，相反他们都力图建立一种新的文学理论。他们对文学理论的这种认可必然使他们不是去清除一切文学定义，而是寻找一种新的文学定义。他们的努力表明，他们只不过希望排除传统的那些非历史、超社会的文学概念，用历史性、社会性来规定文学。文化研究并未抛弃对文学的规定，而是给出了一种立足于文化层面的规定。文化研究对文学的反思意味着揭示文学的历史性，但并不意味着把文学理论还原为文学理论史。认为文学概念具有历史性并不等于文学概念已经成为历史上一系列不同的文学定义，而是认为一种更新的文学概念应该建立在历史性的基础上。强调历史性反对本质性，乃是重新规定文学的一种需要。简言之，文化研究并没有取消文学概念，它只是取消了基于“本质主义”的文学概念而提出了一种基于“历史主义”的新的文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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