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新查昌：王锋的饕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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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锋的写作是反教条反理性的，所谓反教条反理性，就是创建新理性与新秩序，所以他自称是饕餮主义。饕餮，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贪食鬼。把这样一种既恐怖又暴力的怪物，作为自己的诗歌宣言和主义，其行为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极端表现。他以饕餮作为一种诗艺探索的美学象征，进行一次极其艰难的探索新理性精神，是以当代人类的生存状态和文化传统、诗歌艺术的实践、曲折发展为理论基础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实践理性。饕餮既是针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的，也是指向他所理解的人文科学的。 当今的中国汉诗，其意义和价值正在江河日下，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被贬抑，已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也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欧阳江河曾说，中国现代汉诗的命运，从1989年开始就在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这不是简单的诗学阐释，也不是强占诗学话语的制高点，而是作为一种新理性精神理论的艰难出现。这与20世纪整个人类的生存条件、生活质量和环境密切相关。我们在柏格森、拉康和尼采的著作里，可以读到他们对人类旧理性的反抗精神，一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状况不断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各种政治性灾难频发，致使人类最初的美好理想失落，或信仰被过度的神化，进而引发了种种精神危机。福柯说过，旧理性有过自己的辉煌时期，如今不断走向唯理性主义，科学理性逐渐变为极端化的工具理性和实用理性，而人文理性在唯理性主义和实用理性的影响下，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王锋喜欢尼采，或者像尼采一样超理性地活着，面对 20世纪后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和创造力，他渴望通过对诗艺的不断探索，阐释人类对物质世界和宇宙的认识，以及人类改造世界的无限伟力，同时他又看到了人类的消极一面，人性的脆弱和异化，以及物质世界的普遍挤压，以致使不少人成为失去人性的人，变为精神空虚的人、平庸的空心人和丑陋粗俗的人。 王锋开始写诗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政治抒情诗风行于整个中国大陆，而他有意识地回避了空洞而毫无生命意义的抒情诗，力图尝试多元结构的叙事诗的写作，注重人性细节、生活情景、戏剧性和反讽效力；同时他还经常怀疑自己的诗，在怀疑中否定，否定中创新。到了80年代后期，那些高涨于王锋之外的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诗歌，特别是各种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纷纷在生命、自我、唯意志、悲观、本能、感性、非理性、反理性和极端化的主体的基础上，筑起自己的诗学理论大厦，一方面极大地推进并扩大了人类的认识领域，就是这些文艺思潮的极端化，导致了对旧理性、旧秩序和旧道德的否定时，王锋发现自己的诗艺探索是对的，因而进一步坚定了写作的信心，疯狂地写起长篇叙事诗，试图用新理性主义的诗学观点，解释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生活现象，逐步构想人类的新关系。当他写完十几首长篇叙事诗时，接着又出现了后现代文化思潮，于是，他又怀疑起长篇叙事诗的写作与存在，他觉得后现代文化思潮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的自觉与非自觉性的改造，同时又消解了以往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意义。于是，他又开始尝试写后现代主义诗。他的这段时期的短诗，开始进入哲学性的写作状态，不断暴露了人类自身的粗俗、卑琐、无奈与虚无。在当今中国，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还有形形色色的恶棍横行肆虐于日渐腐朽的诗坛，嘲弄崇高与扼杀人文精神已成为最时髦的精神游戏，友情吹捧和过度神化，把人文精神与大众文化混为一谈，或是为了倡导大众文化，把人文精神嘲讽为“现代神话”，认为人文精神子虚乌有。在这种恶俗横流的景况下，不少人失去诗学人格与生存理想，盲目地崇拜起自然本能，热衷于感性享受，迫使人的精神趋向多元而又走向理性的混沌。在诗歌创作领域，一些人追腥逐臭，对粗俗、恶毒、腐朽的文化现象大加赞赏，这极大地削弱与消解了诗学审美标准的自然生成。王锋的《建设饕餮》和《亡神》告诉我们：人类必须生存下去，并且理应在精神上获得健康的发展。 谢冕认为，现在中国诗坛呈现的是一个博物馆现象，这是健康发展的一个标记。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急于用传统审美观念的尺度而不是哲学水平上的思索，去衡量现代诗歌的哲学意义上的传达和诗歌本身的深度，以致没人考虑诗人的反叛性、愤怒性、毁灭性和创造性，可能对一个民族心理及文化传统造成的积极影响。 饕餮主义：新理性精神 青年文学博士李建军曾对我说过，这是一个诗歌精神与道德意识大面积失血的时代，重建新道德、新理性和新秩序的责任迫在眉睫。因为，虚假的意识形态姿态、庸俗的形式主义、友情吹捧和神化充斥诗坛，以及由此导致的被强势话语奴役的状况和诗歌原创性的可怕丧失，共同构成了庸俗、无聊和精神撒娇之诗歌精神真正的粗俗气候。 在这种境遇下，王锋的写作开始向智性转换，寻求新诗的另一种希望，他涉猎查拉等人的达达主义诗歌，钩沉毕加索和庞德的中国古典文学情结，潜心研究马拉美、阿波利奈尔、艾吕雅、瓦雷里和雅各布等人的现代主义诗歌，体验他们作品中的哲学意味和文化奥源，以此理顺千百年来特别是一百年来理性走向衰落这一人文情况，针对各种非理性、反理性主义的思潮的蔓延，他力图找到自己在中国诗坛的立足点，一种新理性精神的立足点。经过长期的思索、阅读、比较之后，他怀疑叶芝和里尔克等诗人是否不朽，怀疑旧话语体制不是没有破坏性的力量，一种怀胎于中国道教文化的理性的话语霸权，在当今众多的庸俗诗人身上被聚拢；同时王锋极力否认有“精神权威”的存在，或者在现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性”问题上，把那些专注于投机钻营的诗人界定为“帮忙诗人”时，我不明白，在一个充满精神强制和话语强制的时代，真正的诗人如果不创建新理性、新道德、新秩序，还写什么诗。所幸的是，我发现了王锋的新理性，用大视野的历史主义和哲学人类学来审视人类的生存意义，以重新理解与阐释人类的存在、文化、历史、宗教、政治、战争、个人、民族和国家在文学领域上的意义与价值，他在毁灭中发现，在发现中营建精神家园，这就是饕餮主义的新理性精神。需要郑重说明的是，王锋不是写诗的傻子，也不是制造文学事件的疯子，他的锋芒毕露，不像一些趣味类似的知识分子那样，浅层次地对待人的生存状态、现实状态与文化、文学艺术现象的观点与诗学立场而已。对饕餮主义的营建与倡扬，并非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也非朝三暮四的应景时尚，而是对人类精神荒原的痛切审视，是对知识的积累与长期思考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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