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傅新查昌：王锋的饕餮主义(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傅新查昌
2012-09-28 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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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这里，王锋所追求的诗学意义已经显形，这是在面对当代生活的挑战的基础上继续发奋探索的结果，也是在克服了种种美学陷阱之后的收获。他努力信奉的是广泛的阅读、比较、思考和发现，把隐藏在心灵深处的艺术感觉挖掘出来，力图要确立人的生存是一种对话的生存，人的意识也是一种独立的和自有价值意识的思想，人与人是一种相互交往对话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不断地把诗歌还原到与道德、秩序、理性、经验、人性、生活和自尊等此在相关的地带，目的在于，有力地矫正当下诗歌潮流中变异的气质。他不愿意像有些平庸的诗人那样，把诗歌的萧条简单地归结于这个时代和诗人的平庸，这样的抱怨于事无补。他希望饕餮主义能够改造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走向极端的思维方式，那种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坏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这种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在评价历史文化现象时，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极端情绪化、不讲学理的、不切实际的消极成份。我认为，在人与人之间、个人的思想与思想之间，要确立一种新型的平等交往的对话关系。在此基础上踏踏实实地为现代汉诗的发展和进步做一些必要的探索，才是艺术良知的真诚体现。

　　回想起与王锋交往的这十年，深为他的写作状态与探索精神所感动：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他居然完成了包括《亡神》在内的十几首长篇叙长诗，构成了中国最重要的诗歌事件之一。应该感谢诗歌本身，它在自身的精神本质遭到破坏、歪曲、中断之后，再次显示出了巨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及时地把诗歌带回到人性、哲学和艺术的道路上。王锋生活在多元文化对流交叉的人文新疆，他对新疆的理解与认识，是世界性的也是全人类的，而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新疆，所以他的写作是哲学性的，甚至是宇宙性的，饕餮主义正是这样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平等对话精神为思维方式的理性精神，这是以饕餮主义为主导基础上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

    在20世纪的中国，鲁迅是一个巨大的文学阴影，我们无法摆脱这个来自万分狡黠的道家哲学的“精神偶像”，所以忍耐成了中国文化的最大品性，还有老庄之徒的教条化的训政，使我们只能养成一些道家典型的阴郁和轻世傲俗的气慨。对此，林语堂说：“真正轻世傲俗的人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因为他看透了人生的空虚，由于对空虚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混同宇宙的悲悯。”与此相应的是，一种圆滑、老练和世俗的俏皮哲学，在乐于容忍的文化心态中，构成一种高度理念化的宗旨，一种宽宏大度的理想主义的德性。于是，进取意义上的创造性，以及人类心灵语言上的精神尺度，在倡扬道家精神和孔子思想的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业已萎缩到了极限。更糟糕的是，多数诗人和读者的思维、心灵与美学趣味，都接受了固有的伪理想主义的诗学训练，这种世俗的圆熟境界，趋向定型，难以改变。新世纪的诗歌革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如果诗歌要从庄子的天人合一的状态落下来，回到后技术时代的现实人事中，回到经济背景中的人性中，回到中国狡猾的哲学观念之中，回到当下所有文人所使用的流风所被、极端粗野、极端荒淫和极端超俗的具体语言中，回到诗人们为酒狂、为追逐美色和为道家神学而写作的具体行为时，那么我们更需要建设饕餮，以新理性精神来进行一次彻底的解放，以打破所有道教式虚幻的、自欺的和自淫的诗歌理想，让汉诗朝具有现代性的人文精神方向迈进。

　　敏感的人或许已经看出来，王锋的写作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意义深远的诗学转型，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要在历史现实、文化遗产的评价中，提倡一种历史的整合性观念，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的、包含了非此即彼的和亦此亦彼的思维，这种思维对所蕴含的阳刚与柔软、理性与非理性，富有质感，且对存在有锐利发现的诗性品质，更适合于诗人来到最个人和生命科学的领域，重新恢复对真实、美、朴素、细节、此时此地的生活和有责任感的心灵等事物的挚爱，使诗歌与“生命与宇宙”相关，与词语的物质性相关。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文学理论，都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文化传统与反传统、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的思潮的不断撞击的基础上形成的。王锋的诗歌创作，应该得到这个时代的鉴别，科学地界定他的成功与失败，确定他的饕餮主义新理性精神的价值趋向。有鉴别就有真伪的判断，有分析就有偏颇与价值的识别，有取舍就有侧重与扬弃，有创新就有不同程度的改造。对王锋的诗歌创作，给予公正的诗学判断与界定，这会让他重获心灵的力量，描绘和捍卫人类精神中最理想和价值的东西，从而使其有效地在我们的存在现场展开。诗人不应该是生活在苍白的想象中的后技术崇拜者，他应该深入和谐与分裂的人性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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