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新查昌：王锋的饕餮主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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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阅读经验里，诗人是最崇高的，但不一定每个写诗的人都在我眼里是崇高的，我见过的诗歌败类多如牛毛，所以我惟对《亡神》产生敬意，倾听来自王锋生命深处的叹息和悲伤，并接受他传达的各种信息，获知进入存在深处的思想迷宫。这首诗的简明、深刻和巨大的概括性，在近年的汉诗中是罕见的。因为，王锋认为新理性精神的现代性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性。从他的这一诗学观点出发，我们足以洞见其全部的诗学观点、其探索目的和现实中的屈辱与写作的悲伤。在他的诗句的躯壳里面，盛装的是富有哲学意义的疼痛的心灵，加上他在应用汉语的杰出才华，《亡神》理所当然地成了一首具有恐惧意义与暴力话语的现代史诗。在王锋的饕餮主义宣言里，我们可以感悟到，人类必须不断更新、创建自己的新文化，但是新文化的创造，无法绕开原有的文化传统，而必须继承传统文化。然而在中国，一些自命不凡的诗人在诗中推崇晦涩难懂的诗艺、炫耀知识、大量偷窃大师的艺术经验和抽空人性的气息，这是一种恶俗的诗学趣味，它只能进一步扩大现代诗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甚至使读者与诗彻底的决裂。显然，文化传统是过去的创造，继承传统，吸收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并非面对过去，迷恋过去。王锋知道，在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实际上不仅有着过时的东西，而且还存在着属于未来和全人类的东西。漠视过去，抛弃过去，否定过去，也许会重新发生学术争议，给以新的科学的审定和定位。 《亡神》的特殊意义，在于王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对现代性的选择与定位，他在营建饕餮主义新理性精神时，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诗歌意义上的资源，从中国古代、现代以及外国文学中吸取有用成份，包括生命科学和宇宙学，也就是说，他所推崇的诗歌精神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双重性的，也是关涉人类灵魂和身体的双重性质的。它既有内在的精神探索，也有外在的接受美学，二者是和谐的、完整的和统一的。用王锋形容汉诗的话来说，诗就是哲学思想，他分享着哲学和诗歌的命运。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诗坛一度涌动着一股虚夸风，日常生活经验、性爱细节和精神腐败的不良潮流，毒害着读者的阅读心理，由此造成的精神荒原，便由那些与诗歌无甚关联的所谓“写诗的人”之类的怪物所填充。然而，王锋反复强调自己的成功并非偶然，是由于不断修养与努力，实在是呕心沥血的结果。 要使诗歌成为既是哲学的也是文学的，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让人及其存在意义在诗歌语言中表现出来，如何让个体灵魂去体验哲学意义上的物质存在。体验物质存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哲学的运思过程。因此，哲学思考和诗歌写作的接轨，决非像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一个诗艺策略，或者称其为形式主义的代名词，其实它的背后蕴含着一个如何转换的诗学难题。要把诗歌写成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一样的哲学著作，对王锋来说，似乎并不太难，而要把诗歌写成一个含示人性细节的艾略特式的《荒原》，就显得相当不容易。哲学意味着思想深度，它是人类思想的灵魂。有了哲学，诗歌将不再空洞。 从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王锋获得了灵魂与身体双重的存在，这成为他最高的自尊。这种自尊是用饕餮来建立起来的，饕餮是他的诗学意义上的灵魂，而身体是被异化的现实人事，一旦灵魂和身体的世界在诗歌中建立起来，更为可信的艺术现实才会真正出现。我感到一种文学判断的满足，这条由饕餮意识精神构成的诗歌道路，与北岛和顾城、与王家新、韩东和于坚等人开创的诗歌道路，是迥然有别的，已经越来越引人注目，而且日益臻于练达与成熟。 王锋仿佛是尼采的影子，这影子就是饕餮，而饕餮既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同时象征着宇宙黑洞。这里应该强调的是，饕餮主义新理性精神把“新的人文精神”视为自身的内涵与血肉。我们知道，在现代主义的文化与文学中，尤其在艾略特的《荒原》和黑塞的《荒原狼》里，人的精神家园已成为一片废墟。人失去难以弥补的精神需求而变为精神空缺，人受到排山倒海而来的物质挤压，物欲使人不断转向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使自身成为一种异化力量，使人变成物质的奴隶。王锋的诗，作为现代主义的文学姿态，暴露了人的触目惊心的精神残伤感和荒芜感，他为人的价值与精神的摧残而深感伤痛。他近年又转向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表明他早已经对“元叙述”有了非理性的怀疑，崇高而高度合理化的“同一性”被饕餮否定，叙事与科学的范式不可通约：“大范围的演变中，晕眩也是一种实验/是饕餮附身显灵的实验/就是我们身边和周围存在/或者就在我们身上存在/或者虚无，二楼与一楼或者一楼与二楼/一种载体，像空气那样，左右我们，影响我们”这无疑使人陷入了万劫不复的茫茫虚无与绝望的深渊之中。所以我认为，饕餮主义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非人性与反人性而说的，是针对物质的挤压、人的异化而说的，是针对当今现实生活中的暴力而说的，是针对文学艺术漠视人的废伤而说的。在社会转型、价值转换的后技术时代，一些人在嘲弄旧的价值观念的同时，嘲弄了人的应有的价值与精神，亵渎人类博大的崇高情操。 在批判伪崇高和伪理想的同时，但我们依旧无法阻止伪崇高与伪理想的疯长。我们首先要面临的是，伪理想主义的幽默，驾乎各物之上，正在毁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大量平庸、乏味、口号式的政治抒情诗折磨着我们。这又是人的异化现象，只消跟这个时代的阅读气氛一触，每朵热情而理想的花，无不立遭枯萎而消逝。所以，饕餮主义的诞生是必然的。必须将乏味的诗歌和闪光的诗歌品质区别开来，以维护诗歌语言的魅力。真正的诗歌永远是诗人自由心性的显现，并且，它将说出一个诗人的生命感受挺进到了什么样的哲学程度。王锋倡导的饕餮主义，就是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一种对人的生存和命运的叩问与关怀，就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关系和准则的探求，就是对民族、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精神的追求与确认，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人的精神家园的支撑，最终追求人的全面自由与人的解放。但是，王锋经历了一段光彩的诗歌创作历史之后，我感觉他的创作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过去，他更多的是颠覆、解构、拆除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固有存在、使诗歌返回到日常生活的经验平面上；现在，它也面临一个如何变得深刻、如何警惕自身内部的美学危险性的问题。当下诗坛已经有了太多政治化抒情写作的超级衍生物。《亡神》本着对艺术良知和诗歌理想的忠诚，守住了叙事诗的诗学底线。它竭力提高诗歌的艺术品质，同时也有力地反击了当下流行的或抒情、或晦涩、或干枯、或不知所云的诗歌话语潮流。 文学是人的感性生活的审美反映，同时也显示人们的理性认识。在人的感性生活中，非理性和反理性是普遍存在的，它们是人的生命与生存的组成部分。王锋的饕餮主义承认非理性乃至某种程度的反理性的存在的合理性，它们具有思想的和现实的特殊创造力，并且需要吸取它们的合理性方面，成为自身临其境组成部分。王锋反对以反理性的态度来解释生活现实与历史，因为他不是极端的非理性主义者、极端的非理性和反理性主义，而蔑视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的命运的叩问和人文需求，而无度张扬人的感性特别是人的生理享乐的本能，解体人的感性。在当今中国诗坛，一些人普遍把形式主义理解成一种高尚而复杂的诗艺，却从来不去测度它是否具有必要的人性细节和心灵深度。更有意思的是，一些所谓的文学艺术、影视文化和地摊文学，迎合市场的粗俗需求，贬抑并且鄙视人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这必然把人的生物性的需求当成人的惟一的感性需求，当成写作与表现的主要对象，使感性的描绘变为滥情的展示，或是尽情地宣泄各种性经验与性幻想，另外媒体的肆意炒作，使之流向恶俗，走到反文化、反人文精神的地步。饕餮主义的营建，不是道学之徒语言上的文化积尘，也不是形式主义的一个诱人的迷宫，更不是一种自我放纵和不顾一切代价的标新立异。当各种艺术形式都在当代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之后，诗歌所要做的是把所有的形式都引到心灵的深处，使之内在于心灵言辞中，并擦去语言上的杂质和积尘，为新理性精神的出场准备广阔的阐释空间。所以说，在生活与文学艺术中，从不同角度和需求整合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正是重振人文精神的必由之路。 新理性精神就是这种人文精神的显现。 饕餮主义的诗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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