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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读钱谷融先生

2017-10-10 08:1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钱理群 阅读

   我一直想写钱谷融先生,不仅是因为钱先生是我所敬仰,接触不多、却特别感到亲近的前辈学者;最主要的原因,是钱谷融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独特的,而又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巨大存在,不研究他,讲现代文学学科研究传统,就讲不清楚,至少是不全面的。因此,我的现代文学“学人研究”,钱谷融先生理所当然地要占有一个重要位置,是不可或缺的篇章。但真要研究起来,又遇到资料不足的困难,我已经没有精力上图书馆查找,只能靠自己的藏书。钱先生近年的著作记得都曾蒙寄赠,但又都散落在杂乱无章的书堆里,翻箱倒柜只找出一本《闲斋书简》,却让我读得如痴如醉,浮想联翩。于是欣然命笔:当然算不上严格的研究,只是读先生《书简》而读其人,其学。

   在讨论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时,我曾多次引用樊骏先生的一个论述:“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于二三十年代逐步出现一个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他们“把自己在文化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自觉地以学术研究“作为自己服务于国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学者和战士的双重身份”,因而他们的学术有着“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而“奠基于四五十年代之交,在五六十年代迅速成为一门显学的中国现代文学,从整体上说,分明具有这个群体的显著特征”,“参与这门学科奠基的学者,如李何林、唐弢、田仲济(当然还有王瑶、贾植芳先生——引者注)等人,无论从走上学术道路的经历,还是体现在研究成果中的学术风格来看,也都属于这个群体”。[1]而钱谷融先生显然不属于这个群体,他有着别一样的选择,他别开一个研究蹊径,因而展现别一道风景。

   钱谷融先生说:“我素不讳言我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派”。[2]在谈到自己的学术渊源时,他也这样直言:“四十年代我服膺唯美主义”,[3]“我学生时代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最敬慕高人逸士的光风霁月的襟怀”,并且具体指明:“以现、当代中国人而论,除鲁迅外,周作人和朱光潜的影响是相当大的”[4]。——这显然是现代文学与研究的另一个传统。

   有意思的是钱先生对“为艺术而艺术派”的理解:“搞文学的人(其实不管你搞那一行)都该有点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即应该对所干的那行有真正的爱好”,[5]“舍得为它贡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6]他因此而认同研究者将他归为“欢喜型”学者;他说:“‘欢喜型’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型’,是指专凭自己的性情、爱好而读书工作的那一类人”。[7]而在他看来,“只注重‘欢喜’二字,这是唯高人和真人才能到达的境界”,是自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8]——这里反复强调的,是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的内在自足性,它自身就足以产生生命的愉悦与意义,足以成为“情志所寄,心灵所托”,[9]而无须在外在方面(例如政治作用,社会效应,商业效益等等)去寻找意义与满足。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就是以艺术和学术为生命的自足存在,并将自我生命投掷其中,甚至不惜为之奉献一切,艺术和学术就是目的,只能为艺术和学术而写,“切不要为旁的目的而写”。[10]

   在我看来,这样的将学术与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存在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地里,都能保持从容自在,悠游沉浸于自己的所好之中”[11]的生命状态,和忠实于学术,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都是钱谷融先生其人、其学术最有魅力、最具启发性之处,我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

   因此,我在读《书简》,进而阅读钱谷融先生时,最为关注的,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两个侧面,即其“人”与其“学”。而且我欣喜地发现,钱先生在“为人”与“治学”两方面,都自有其“道”:这是一位真正的“有道之人”。

   (一)为人之道

   钱谷融先生这样说:“我一向很重视人品,平日总是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真诚的人。”[12] 在钱先生心目中,人比之文与学,是更基本的,人立才能宏文言学,而且立人应该渗透于学文、论学的全过程之中。

   他自己就是这样。《书简》里的每一页,每一行背后,都有人,处处闪现先生的人格魅力;他是以身说法,告诉收信人(大多数都是他的学生)该如何做人。我一边读《书简》一边回味:先生是怎样一个人?他究竟在哪些方面吸引了我和莘莘学子?

   爱美之人的赤子之心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先生的自我描述:“我爱美,遇到美丽灵秀的事物,就会马上清醒起来。所以我好游山玩水,倒不是特别钟情山水,而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人间,美丽的人和事未免太少了些”,[13]“我无能而又懒惰,却留恋风景,爱好一切美丽的事物。《世说新语》载谢安曾有‘眼往属万形,万形来入眼否’的疑问。而我则是个专等‘万形来入眼’的懒汉。但求哂而怜之”[14],“但有爱美之心,为了美(艺术的,人生的),可以付出自己宝贵的心力”。[15]

   很难想象,这些话是从一位耄耋老人的笔尖汩汩流出;历经磨难,还如此完整地保留了爱美之心:这都令人感动。我也因此明白:为什么在《书简》里,只要谈到女性,孩子,和大自然,钱先生的文字,就特别动情,格外有灵性:在他心目中,这都是宇宙、人间最美的生命;而他自己,也正是倘徉其间,同样美丽而纯净的赤子。因此,当美学家鲁枢元评论说:“钱谷融先生一生评人论文始终坚持的标准,概而言之,也就是这个天真诚挚的赤子之心”,“究其底里,是因为评论者本人就拥有一片赤子之心”,[16]先生情不自禁地连赞“深得我心”,[17]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鲁枢元的如下分析:“赤子之心”恰恰是奠定了钱谷融先生学术地位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核心概念,这是一种“颇具自然色彩的人性论”,强调“人道与天道、艺术与自然”的渗透;钱谷融先生不仅作理论的倡导,更是“身体力行,一以贯之”,这样的理论与生命实践,在人和自然关系遭到破坏的今天,更显示出其活力,并“将注定是常青的”[18]:鲁枢元确实不愧为钱谷融先生的“知音”。

   有情有礼真君子

   当读到钱先生书信中的情不自禁的倾诉,我真的被感动了,眼睛也湿润了——      

   “你知道,我也是一个感情十分脆弱的人,你的温厚,你的诚挚,你对我的深情厚谊,使我激动不已,简直有点难以负荷。甚至想立刻赶到潍坊来,与你相会,面倾积愫。或者请你来上海,在我这里小住,把酒畅谈。但稍一冷静,就觉得这些都太不现实。天寒路远,彼此都不是毫无牵挂的人,怎么能说来就来,要走就走呢?还是待来年春秋佳日,有方便的机会时再说吧。”[19]

   “你是在用你的全身心在拥抱我、理解我,你真是我的知己。我一面读着,一面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想立刻赶到平顶山来,立刻与你把晤,同你一同欢笑,一同哭泣”。[20]

   “我是个冲动型的,肤浅而易受感动”。[21]

   “我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感情脆弱,甚至显得很幼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22]

   “我今年八十三岁了,想不到心灵还是这样脆弱易感。”[23]

   但就是这老人的“冲动”,“肤浅”,“易受感动”,“脆弱”,“幼稚”,触动了我们心灵最柔软的部分,让我们羡慕不已,更让我们羞愧不已!

   这样的真情,人间稀有,我们早已失落了!

   钱先生说:“我一直忙,不是为名为利,而是为情”。[24]——“为情”而忙,“为情”活着:这是怎样的人生,这是怎样的生命境界!足以羞煞我们这些终日奔走于名利场,还洋洋自得者!

   让我感动不已,也感慨不已的,还有这个细节:《书简》反复出现一个词:“失礼”。一位女士受朋友之托带来礼物,钱先生忘记了她的“尊姓大名”,觉得“颇为失礼”,连忙写信请求原谅。[25]因为到外地开会,让来访的朋友扑了空,又没有及时回信,钱先生感到“失礼之至”,又写信致歉。[26]给一位在会议上刚认识的朋友寄赠书,因为是按照会议的通讯录写的,把姓写错,深感失礼,赶紧写信表示“万分抱歉”。[27]约请老朋友参加学生答辩,没有得到回应,因对方的失礼而大怒,去信严厉谴责,在老友诚恳“检讨”以后,不但“前气全消”,而且“转觉无限惶愧”,反过来为自己的失礼而请求“饶恕则个”了。[28]等等等等。钱先生如此行事,完全出于自然;而我读来却顿生惭愧:因为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却从不觉得失礼,更不用说道歉了。这就是差距:钱谷融先生那一代人,尊重他人,彬彬有礼,已经融入生命,成为习惯与本能,而我们呢,早已经不知“礼”为何物了。

   难怪钱先生要发出感叹:“举世滔滔”,“君子”难得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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