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出生的羌人六，是四川青年作家里的勤奋和高产者。前几年，他的两本新书，小说集《1997，南瓜消失在风里》和散文集《绿皮火车》先后出版上架。羌人六的写作，虽从精神上一直追随着世界各地的文学大师，那些已经聚集于天空的文学先贤是羌人六写作路途的恒星，但是脚踏实地的路，羌人六赫然沿袭的是四川前辈作家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周克芹等开辟和走过的那一条。羌人六出生于四川绵阳平武县，在近二十年的写作中，羌人六通过虚构与非虚构的重复与叠加，把自己的出生地深挖成自己的精神之渊，把一种杂糅着古典与现代、世界与民族、城市与乡土的小镇叙事风格进行到底。
◆李白：作为精神的父系
“……其实，我就是李白的儿子。”
“当然，我不是诗人李白的儿子。”
“我的爸爸李白，只是个在江油关遍地都是的普通农民。”
“其实，爸爸身份证上的名字不是李白，而是李皂白。”
“我的生命里有两个李白，一个是唐朝的大诗人，一个是江油关的农民——我爸爸。”（《江油关》）
在父亲之外指认另一个父亲，隐隐有背叛之感。即使在小说里，羌人六也敬畏着这种血缘的父系关系，因此他将这种指认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说出来且放在了小说《江油关》中。他给小说中的父亲取名叫“李皂白”，而中间那个“皂”字，交给“父亲”的熟人们故意吃掉，喊成“李白”。这样一来，小说中的“我”成为“李白”的儿子，就是一种被动。在这种被动中，“我”成为李白的儿子便支持了一种冠冕堂皇的混淆——谁也不能去质疑当“我”说自己是“李白”的儿子的时候，到底倾向的是江油关的农民李白还是唐朝的诗人李白。也许当羌人六故意把“我”的父亲取名为“李皂白”并且又让中间那个“皂”字消失的时候，他就有了把两个李白捏在一起的心思，或者，是把一个李白分成两个的心思。
在父亲之外寻找到另一种“父亲”，是幸运。羌人六高中三年在李白故里江油市江油中学度过。
在江油读书的日子，我才知道这座川西之城，是李白故里，皮肤上处处流淌着诗人的痕迹。在断裂带，李白是课本上的李白，是抽象的李白，是活在诗句中的李白；在江油，李白走出了课本，走出了诗歌，变得具体起来，以他的名字或字号命名的街道、公园、茶楼、酒店、饭馆随处可见。处处都在纪念李白，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在李白的树荫下，在对断裂带和过往的回忆中，我渐渐蜕变，多愁善感。我开始写诗，用一些天马行空的句子，在廉价的日记本上释放内心的喜怒哀乐。（《绿皮火车》）
李白对羌人六的影响到底在哪里？我无法确证。在《1997，南瓜消失在风里》和《绿皮火车》里，我只找到这两处明晃晃的与李白相关的段落。那么在暗处呢？在羌人六没有呈现出来的角落呢？甚至在羌人六也没有意识到的地方呢？
诗歌，是否是李白对羌人六最初的影响呢？羌人六最初是以诗歌入文坛。他在高中期间用一组诗歌获得了一台神舟牌笔记本电脑，此奖品成为羌人六父亲炫耀的实物。他父亲抱着电脑向全村人展示：这是我儿子写诗得来的奖品。诗歌替羌人六敲碎父亲严厉的面具，同时也算是他悄悄挖掘的精神之井冒出的第一股泉水。激励自是不言而喻的，但更重要的意义，这是他精神的后撤之地，休憩之地，容纳之地，在他无畏地向前冲的过程中，任何沮丧或者消极的时候，他可以转身放下的一个地方。诗歌，以及他后来写得更多的散文和小说，以三角形的结构给他搭建了一个稳固的精神空间。
江油属地级市绵阳管辖，李白是江油人，自然也是绵阳人，全绵阳的人都可以把李白作为精神的父亲，不独羌人六。李白站在唐朝，站在公元八世纪的中国里，后来的绵阳人千世万世都是他的儿女。就如羌人六所言，李白是树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白于羌人六，是另一种血脉父亲，且仍然是，绕不开的那一种。“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大诗人写那么多的诗歌，却并不是相信了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是羌人六在李白凭借文章不朽的事实里，未曾不受到这种不朽的蛊惑。他渴望“生命和逝去的光阴在某一天某一双眼睛里返青”，他明确地表示，他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一贯对不朽的渴望，他在他伟大的先辈李白身上，仰望到了那种令人目眩神迷的不朽的力量。
羌人六小说集《1997，南瓜消失在风中》
◆酒：父系的标识和特权酒是李白诗歌里的寻常物。如果记住李白所有带“酒”字的诗句，那么应该可以在一场以酒为令的飞花令中独占鳌头了。酒在诗人那里出现，是得意尽欢之物，是消愁之物，是寄情之物，是形而上的指向。放到小镇父亲的身上，却是让孩童惧怕、厌恶之物。《铁器是时代》里的“我”因为拒绝给父亲跑腿买酒而遭到了父亲的毒打。《万家灯火》里“每次回老家，母亲总是说：‘少喝点酒，别学你爸！’这是句狠话。喝酒跟他父亲一个样儿，断裂带的某些熟人背地议论我，好像我真是我父亲的最新版本似的。”
父亲在羌人六写作中占的分量，是足以让天平倾斜的——即使天平的另一头，搁上他的外婆、母亲、弟弟、妻子、儿子。羌人六的父母，是以自由恋爱的方式结合的婚姻。而且，这婚姻，还是以羌人六的母亲的大胆叛逆得来——羌人六的母亲为了与恋人结合，偷了家里400块钱出走，坐了旅途甚长的绿皮火车到东北去见正在服兵役的恋人，以“生米煮成熟饭”的方式对抗父母之命拿下了婚姻的城池。即使是这样充满自由和爱情味道的婚姻，在进入婚姻的实体之后，也不免顺从了周围社会约定俗成的环境：男主外，女主内，家庭里是父亲家长制。也就是说，父亲，是影响一个家庭的重要力量。他的思想、能力、行为影响一个家庭的富庶程度，影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程度。在小镇，女性的力量被局限在厨房。羌人六的母亲即使上一秒还沉沦在自杀未遂的哀伤与优柔寡断中，下一秒看见她的孩子放学归来饥肠辘辘就马上抹掉脸上的泪水起身去烧火做饭。维持三餐正常运营，是她最大的任务。
那一年冬天，我和弟弟从外面回来，母亲正满脸泪水地坐在堂屋里，房梁上，一根绳子已经打好了结，只是，母亲的脖子还没钻进去。我们都知道母亲想做什么，我和弟弟都哭了。这时候，母亲却笑着擦干眼泪，说这就去给我们兄弟俩做晚饭，于是，灶屋里又响起了我们熟悉的火苗的声音，于是，我们又听到了母亲用菜刀切老鼠肉的声音……我们真的饿了。（《食鼠之家》）
在羌人六的印象里，母亲不只轻生过这么一次，而是很多次。但是在日常生活里深陷无望的母亲却一次次顽强地越过轻生的念头活下来，至今安稳；而以自己的赌博行为让家庭长期陷入贫穷和饥饿的父亲却在洗心革面后上树打核桃中意外跌落身亡。死亡更改了一切。父亲的提前离席，成为父子情感的转折点。羌人六后来生命中的每一点顺遂都得不到父亲的肯定分享和炫耀，他从来没有料到这种失去会对他造成多么大的空洞，他写了几十万字都填不满那个不想丈量的空洞。
抽烟会让我想起父亲，这个“想”不是一个完整的动词，而是一种尝试，一个务虚者再次靠近父亲的尝试。他们说我越来越像我的父亲，尤其抽烟喝酒的时候。我知道，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很难真正拥有死亡，他总是会通过某些行为习惯把自己嫁接到儿女们身上，继续活下去，继续见证。“你想你父亲吗？想他的时候你的心会不会痛？”偶尔，在家和妻子说到父亲，她总是这么问我。我什么都没说，我不会告诉她，我们现在仍然经常见面，甚至比过去还要频繁，在梦里面。当然，和父亲联系在一起，多半是基于他的好，但我也没有决心忘记他给予我的那些小小灾难、疼痛和恐惧。只是不必再去较真。毕竟，这个人，再也不属于我们，他什么都看不见了。（《绿皮火车》）
早年丧父的现当代作家可以列出一个长的名单：鲁迅、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田汉、夏衍、沙汀等。是否代表理性与权威的父亲的丧失，而让失去父亲的孩子获得更多的感性和深刻，是否因此也会改变他们对父亲的贬抑和褒扬。羌人六在散文和小说中雕塑“父亲”形象的时候，是以感情控制着自己的理性的，“事实上，我们早已原谅了洗心革面的父亲，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他犯的错误，文学巨擘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同样犯过。”他以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惋惜情绪包容了那个以赌博把全家拖入贫穷和饥饿绝境的父亲。他没有用文字对他的父亲以及小镇的其他父亲进行杀伐，他没有沿袭现代文学中“弑父”的传统，他对父亲们留了一丝温情。
“弑父”者在继承“父亲”的角色后，可能成为下一个暴君，羌人六为自己免除了这样的危险可能。
羌人六对“父亲”的手下留情，并非仅仅因为他也成为了一个父亲。“写作就是一场充满反思的斗争，是一场肉体和灵魂的双重考验”。当羌人六能同时写下“父亲”的凶狠暴戾堕落温柔慈爱勤劳的时候，羌人六就赢了。他在小镇强硬的父权意识下昂起了头，平视小镇所有用粗粝男子制造出来的“父亲”，同时，他遏制了父权意识从自己这里的延续，小说《铁器时代》和《父权的色彩》都传达了作者积极的女性主义态度。
羌人六散文集《绿皮火车》
◆江油关：以世界的名义被解释和填充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小镇叙事，可以追溯到鲁迅先生的鲁镇。鲁镇的叙事和形象对后来的小镇叙事提供了范本，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版图上留下了芙蓉镇、白森镇、北斗镇、呼兰河这样南北各异的小城镇，它们都有相似的精神性质。无疑，羌人六承接了这种叙事传统。在羌人六这里，江油关、梅镇、断裂带，成为他叙事的出发点和归宿。
羌人六以《江油关》为题，写过一首诗歌和一篇小说。我以为江油关是江油市的俗称，但羌人六告诉我，江油关是他做体育老师时候的小镇。
在江油关和世界之间，羌人六划了个等号。这是他跑出他的江油关五百里后收获的底气。
我哪里都不想去。就算用火车把江油关之外的那些地方拉到河对岸，拖到我面前来，让它们近在咫尺，估计我也不会有什么兴趣。江油关对我来说已经足够辽阔和热闹，而且，什么都不缺。（《江油关》）
回断裂带途中，艾丽丝·门罗的话语忽然从世界的某个角落雪花一样飘进我的脑海：“在你的一生中，有几个地方，甚至只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只是这里。”（《万家灯火》）
他跑出他的江油关五百里，在省城遭遇到普希金，索尔尼仁琴，海明威，库切，米沃什，阿赫玛托娃，赫塔·米勒，艾丽斯·门罗，歌德，荷尔德林，艾略特，奥登，聂鲁达，阿米亥……他遇到他们却并没有跟着走，他在这些人这里开的眼界成为回头打量他的江油关的新目光。于是他的江油关，从一种地域的方言的民族的乡土的局限中超拔出来，恍惚有了世界性的特征。
他在他的江油关，和一个遥远国度的陌生女人德国作家赫塔·米勒共鸣。越过千山万水，越过两种语言，越过肤色及人种，越过他餐桌上的“金裹银”和酸菜，受食物和金钱逼仄过的小少年，在写作中浮沉久已的青年，悬置的精神空间有了搁置之处。同时他也在这种共鸣之中，获得打量江油关的新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足够大，把羌人六和他的江油关以超越国界的点位容纳进去。至于他向这个德国师父的“偷师”——“也是她，教会我如何通过陌生化的语言将沉重的现实隐藏在文字的背面，而不是单刀直入”，亦不过是这个坐标系中需要放大才看得见的一个点。
羌人六的语言是西方哲学式句子与中国川西方言的杂糅和共生：
“蚂蚁经常搬家，脑袋却不会。”
“糖没吃到不说，父亲倒是用黄荆条子请我吃了许多小孩犯错或者闯祸后才会吃上的‘坐墩肉’。”
这种中西结合的好处是它有效阻止了羌人六所选择的题材不会坠落到乡土的狭隘和泥腥里面去。读《1997，南瓜消失在风里》就有一种读《米格尔街》和《骑兵军》的奇异感受。西方的日常哲学和东方的民间智慧同时闪烁在羌人六头顶的天空和脚下的大地。
他在获得世界各地的精神乳汁之后，在跑出他的江油关五百里之后，又回过头去，重新审视江油关、梅镇、断裂带。他是他自己的阐释者，他也是江油关的阐释者。先贤未及的阐释之处，他的手指掠过去，一定要讲清楚，不留死角。他用现在这个叫“羌人六”的作家去理解江油关的刘勇。他的精神之渊已经凿得又深又广，而那个变得幼小的江油关被他轻易的搂进怀中。
◆羌人六：一种简洁的重复
“羌人六”，这是个简洁的命名方式：族群+姓氏。羌人六对自我的命名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简单到不需要羌人六做解释我们就能准确地解析“羌人六”的意思。一个孩子在父母赐予的名字之外重新给自己寻觅了一个名字，这意味着什么？中国人向来有给自己命名的传统，从父母处传袭的姓和名之外，给自己取个“字”，或者，再给自己取个“号”。但寄托理想志趣总是命名中最为通常的理由。
羌人六对自己的命名是一种重复。对自己族群和姓氏的重复。
重复，是一个写作者往往要避免的事情。但他不，他好像不害怕重复的倦意。
比如，卖菜墩，饥饿，赌博，债主，债，这些他生命中重要的经历和事件，他会用小说讲一次，散文讲一次，用虚构的方式讲一次，用非虚构的方式讲一次。他反复地讲，交错地讲，你作为读者就有些茫然。他难道那么笃定他的散文和小说不是同一批读者？或者他无所谓，即使他的故事遇上同一批读者，这不恰好造就一种真真假假迷雾般的阅读感么。到底他想说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关于父亲的赌博，散文里这样叙述：
那几年，父亲做梅子生意，虽说算不上富得流油，但确实赚了不少钱……遗憾的是，父亲却没稳住财，他迷上了赌博。家里的钱，被他一点一点跟人打牌输掉了，还欠了不少债。每天，来家里讨债的人，踏破了门槛，多得像跟到学校念书的学生似的。母亲不得不天天把大门关上，给我们留着后门进进出出。家里的电视机、收音机、自行车，也一样一样地不知所终。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我心里不是个滋味。准确点说，我无法理解我那时的生活。天天都要应付债主的母亲逐渐变得敏感多疑，她经常抹着眼泪提醒我和弟弟：“放学走路要多长点心啊，你们那个不成器的乌龟欠了那么多债，万一别人报复！
在小说里描写，呈现细节：
水生不敢埋怨父亲，整个人也实在可怜，香港回归那天晚上，在镇上赌了三天三夜的父亲终于回到家里，回到家后父亲立马就在堂屋里给母亲跪下了，父亲道歉似的跟母亲说，你的老刘今天回归了，在此，我向你保证，今后再也不赌啦，再赌就是乌龟王八！那天晚上，为了显示浪子回头的决心和态度，父亲甚至忽然冲向灶屋，拿起菜刀将自己一只手摁在菜板上就是咚咚咚的一阵猛砍！
于是关于父亲的赌博，散文和小说恰好形成互文，而读者就几乎可以目睹全过程。羌人六在写作中解构生活。关于捡到600块钱一事，他也用小说和散文各讲一次。散文中呈现事实及良心，而小说，替他呈现另外一种他在现实中不会做出的选择。即使作为虚构，他仍然在说服自己——他给另外一种选择给出了残酷的结局，让小说主人公承受了那种非道德的选择之后的痛苦与恐惧——反过来，这也是对现实中自己已经做出的选择的肯定和认可。他纠结在善和恶之间，一脚如果踩过界，另一脚立即往回踩。
当读者重复读到重复的故事之后，故事的重复就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真实力量。重复，其实也意味着思索。这种反刍式的写作方式，呈现出了经过深度咀嚼的事件身上包裹着的戏剧和荒诞。
但重复更深刻的意义，于羌人六，或许是他建立自我精神价值体系的训练场。所有过去生命包裹的意义在重复中被一点点抖开，所有的痛苦和哀伤在重复中被理解和消弭，所有的理解和包容在重复中被释放，所有的破碎和弱小在重复中拼接和成长，所有的爱意和温暖在重复中被重温，就如，地震之后，断裂带的重生一样。
有人问：“为什么当代作家的出身大都是小镇青年？”
在某位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研讨会上，莅会的作家评论家们呵呵一笑都没有正经去回答。这是个问题，可是答案，一定要说出来么？要满嘴泥沙血泪和着牙齿地讲么？
羌人六是愿意讲的。他的《绿皮火车》和《1997，南瓜消失在风里》讲的就是答案，而且，是答案中最可信赖的一种。
（本文作者袁瑛，北京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国作协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
羌人六，四川平武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人民文学》“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佳作奖、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奖、滇池文学奖。著有诗集《太阳神鸟》《响鼓不用重锤》，散文集《食鼠之家》《绿皮火车》，中短篇小说集《伊拉克的石头》《骨头车成纽扣》《1997，南瓜消失在风里》，长篇小说《人的脸树的皮》《两颗心没那么容易睡在一起》《见一面，少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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