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川
1975年生。国家一级作家，辽宁省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诗潮》杂志主编。曾发表大量诗文，入选国内外数百种选本，译成十余种文字；已出版《拯救火车》《大街上》《刘川诗选》等多部诗集；曾获得徐志摩诗歌奖、人民文学奖、辽宁文学奖、中国散文诗奖、中国当代诗歌十大名作奖等。
刘川有志于写作，始于十四五岁。那时，他在小纸条上写一些句子，折叠或卷做小纸团，塞入家里的墙缝中，想着日后“挖宝”一样发掘出来。可惜，自己藏下，自己就忘了。不过，他从没有忘记“诗”，一边当诗人，一边当诗歌编辑，直到出任《诗潮》的主编。作为诗歌主编，他没有将杂志当成“自己的”，而是当成所有人的。他最怕诗人延续自己、复制自己，所以在他的眼里诗人没有名气大小之分，作者累积的名声都会在新的一首诗之前归零，以纯粹零起点的角度去开启语言的秘密，创造一个全新的境界。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刘川创作了大量思想深刻的诗歌，但是他谦虚地表示，他应该没有流传一二百年的作品，“诗歌某种程度是语言的接力棒，希望我的一首诗能够激发或者启迪后面的诗人，让他们写出杰作。”
本期焦点人物 刘川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人不过是生命的一只漂流瓶，
我是一个渴望走出来的孩子。
青年报：我看到你的介绍，祖籍辽宁阜新。祖籍是以爷爷的户籍为准，难道阜新不是你的出生地吗？
刘川：人，不过是生命的一只漂流瓶；而故乡，不过家族上一代或上几代人的异乡。从小我听说家族自爷爷起生于阜新。也就是说，在爷爷之前的族人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的、更加遥远的故乡。还有位外国作家说，他的书之所在，就是他的祖国；后来他又说，他的儿子之所在，就是他的祖国。这些与我类似，虽然我出生在阜新，却将之当成爷爷的胞衣、家族的暂歇地、回溯族谱的一页、我的出发地。这块物理维度的乡土固然是我终生之热爱，而精神企望、皈依之境，更是我的生命寄托。从小，我是一个渴望走出来的孩子。
青年报：故乡是指出生或者长期居住的地方，你把哪里当成了自己的故乡?你结合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故事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吧。
刘川：我喜欢把时间和空间都当成故乡要件：我在阜新居住18年，其他诸如丹东、辽阳、沈阳，居住近30年，这些地点无不构成了肉身的我、经验的我、情感和精神的我，我并不把这些地区对立成故乡和异乡，恰恰相反，我认为每一个暂居地，都是阶段性故乡。他们在不同的一段段时间里重塑我、生出我。
我的童年，与辽西、乃至东北乡村的孩子基本一样：物质匮乏、天地广阔。麻雀、庄稼苗、浩大的月光、粘糕、噼啪落下的雨点、干裂的河床、羊叫、春联……这些最直接触及生命的事物，让我接收细节的能力突出、观察生命纹理的欲望强烈。而我，不拘一格，喜欢调皮捣蛋，经常惹祸。回家后，父亲常罚我跪墙角。我经常久久跪在那里“大谢其罪”，其实心里在等待外人来访——客人一来，父亲就会特赦，他挥一下手，我立马就从那座仅仅由两面墙组成的“牢房”释放了。这启发我，人的命运，是被外人、无关的人、他者来干预、帮助和构成的。因此，我写作也希望可以有一种干预他人命运的价值，将人释放于某种困境的囚禁。
青年报：你离开老家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在老家还有哪些让你念念不忘的人与事？你的文学理想和审美是故乡培养起来的吗？
刘川：在老家，刘是大姓，同族排行，兄弟姊妹估计近百人；我自己家，有哥哥、妹妹、弟弟。我行二。每每萦怀、常常思念的是母亲与哥哥弟弟妹妹，更多的是父亲，他亡故多年，常于梦中梦到。我有执念，对生命看不破、参不透。让我疼痛的事物，让我真实。
我有志于写作，始于十四五岁。那时，我在自己家的破旧房子里，在小纸条上写一些句子或片断，折叠或卷做小纸团，塞入房子墙壁的裂缝中。想着日后“挖宝”一样发掘出来吧，看看有没有在一堆即兴的记录中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可惜，自己藏下，自己就忘了。今天才突然记起老房子墙缝里“发表”过最初的作品。很好笑吧。
不过，从那时起，我就认识到一面筛子：作品要经过时间，在时间之外重新被挖掘与筛选，要离开火热的第一现场、作为当事人要从当事人中出来，才具有重新把握自己作品的权利，否则，作品仅仅是一面简单的镜子。
大概十五岁，我突然对同桌说，我要成为鲁迅。当然，那时的同桌一愣，他摸了摸我额头，看发烧没有。而我从那时起，真的成了文学发烧友，三十几年过去了。我的审美是逐渐成长和修正出来的；尤其后来，2000年初，我来到沈阳。整个中国都处在城镇化演进之中，我称之为时间上的“城乡接合部”，我身上的故乡和外部的异乡，发生剧烈摩擦。而我的阅读也迅速敞开，从有形的书本，到无形的社会经验。故乡，我内心里一块越来越小的领土。回忆是倒退着走步的前进，回到简单、原初、出发点。也就是，处在异乡时，故乡成了一种软件或程序——不断通过故乡去处理越来越复杂的事物，使纷繁复杂的现象消解掉幻像的外壳，露出最真切的内核。几乎就是那句用得太多却依然有效的话：写作，就是还乡。
用简单呈现复杂，用本真解决虚幻。这样一种写作向度，就是在异乡回看故乡带来的心灵视角。
青年报：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一直生活在辽宁，你有没有向往过别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大移民时代，你有没有那种叫做“漂”的情绪？
刘川：“漂”之感当然有。洛夫有本诗集名为“漂木”，此刻我想借来一用。木，漂于水上，固然是漂流，而对于木上之人，它就是船、一块水上移动的陆地。在整个中国的民工潮流里，我当然也是其中一分子。但一旦找到一张书桌，以之为舟，我就可以顺流而下、逆流而上，或者横截而渡了。解决漂泊感的办法就是将自己投入到另一片稳定、长远的文字大陆。
2
时间是一种溶剂，
我们的肉身和我们的爱恨
都会溶解于其中。
青年报：你有没有用过笔名？你认为笔名对一个作家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川：大学之前，用过几个笔名，那时管理不严格，学生处盖一个章，就可以取用笔名汇来的稿费了。后来要持身份证、身份证上名字要与汇款单上名字一致，而编辑部填写汇款单经常把笔名写成收款人名，稿费取不出来——有时已经提前把这笔费用买书或者和朋友喝酒花掉了。还是用本名吧，笔名就舍弃了。古人有名，也有字和号，现在我的微信名是粥饭，发起居录和生活小感想；我的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名是沧海一粒水分子、刘邦后人；诸如此类，还有好多。这种使用不同名字带来的“分身”感，可以让我在低维度的平行宇宙穿梭。切换身份，保持一颗爱玩的心。
笔名，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初意义不大；后来会成为与其文本扭缠在一起的一个风格标签。比如提到博尔赫斯，就是“小径、迷宫、镜子和沙子一样无穷尽的书页”，就是玄妙、宿命和未知。博尔赫斯已经成为一种美学倾向。
我最初用笔名，是想自己跳出来，像看另一个人一样，实名制的自己去看另一个人所写之物。后来发现，这所谓的两个自我常常混淆，笔名的那个人常常给我赢得酒钱，而实名的我也乐于让他到广大读者中游走。呀，也就是说，所有的分身本质是幻像。我自己才是元宇宙。
青年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关于你的诗歌和专访信息挺多的，但是百度词条里，演员，运动员，官员，战士，有27个刘川，却唯独没有一个主编和诗人刘川，这是什么原因？你遇到过另一个刘川吗？
刘川：希望自己不进百度词条，好作品暗地流传就够了；没有好作品，留下千秋大名也是枉然。时间是一种溶剂，我们的肉身和我们的爱恨、业绩、功德、成就，都会溶解于其中。我不那么自恋。
曾经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女生喊他的男友：“刘川！”我一惊。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尤其男女恋人之间的名字，是惟一的，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也只有这两个人的名字。这种极简化、最直接的姓名体验，我难以忘掉，希望和每一个人交往，我都能以这样去除了功利、附加值，唯以最直接的人与人、爱与爱的关系呈现名字。而写诗，目的可能就在于建立诗人与读者的最短距离。就像我喊你名，你听到，而后应答。全部的确认，瞬间完成。确认的密码，只有这二人彼此知晓。
青年报：正好，我们先聊聊你的主编身份吧。你是什么时候进入《诗潮》的？你第一次和最近一次走进杂志社都干了些什么？这两次的变和不变是什么？
刘川：说真话，我不太在意主编这个身份，我更喜欢去除职业化的标签，作为一个普通作者去与其他作者沟通。主编，就是一个特殊行业的生产组织者、业务协调者、工作统筹者。我不会将杂志当成“自己的”。它是所有人的。我就是把所有人的代表和样态呈现出来。
我2000年进入《诗潮》。彼时天有雪，我几乎没有御寒之物，住过一段办公室。我第一次到杂志社，是拆阅大量的信件，初选，把最差的稿件先脱离出来，之后再次筛选；我最近一次走进杂志社是研究杂志社员工的薪酬如何科学分配。——作为一个普通编辑和作为主编，不会一样。作为主编，精力更多在文学之外；在资金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要去使一个刊社运转，其辛苦不能为外人道也。
青年报：《诗潮》是全国重要的诗刊之一，在诗坛上的影响力比较大。刊物好不好，时间长短不是决定因素，主编才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什么时候升任主编的？你和历任的哪些主编有过交往？他们身上有哪些为人为文的故事至今影响着你和编辑们？
刘川：谢谢给《诗潮》美誉。我2015年前后，任《诗潮》主编。《诗潮》创刊老主编罗继仁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性格温润如玉，提掖新锐尤为用心；《诗潮》在罗老之手，推举出了一大批探索性佳作，使初创的杂志就成为全国诗歌重要园地。继罗老之后，李秀珊做主编，社会能力强，组织开展了诸多精彩的诗歌活动，也发掘了很多辽沈及全国新秀，我被李老师培养和提携，常存感恩之心。
中国诗坛有诸多优秀的编辑家都曾影响和鼓励过我，《人民文学》的韩作荣，《诗刊》的梅绍静，《星星》的鄢家发、张新泉，《诗歌报月刊》的乔延凤，《鸭绿江》的柳沄……太多太多了。如果诗人之间有心灵感应的话，编辑之间也是有的，这种感应建立在共同的无私情操、对文学新的生长极的爱护、对人才的求贤若渴。
3
我最怕诗人延续他自己、复制他自己。
青年报：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阿红先生，他是陕西华阴人，当年我在沈阳的时候，经常去他家，他送我的几幅书法，如今还挂在家里。据了解，阿红先生曾创办了文学函授，以这种方式培养了许多诗人。你任主编以后，活动，栏目，理念，你从前辈那些继承了什么？你又做了些什么？
刘川：说到阿红先生，他去世前几日曾致我一函，无奈因其手抖，打开信封，只是一纸“蝌蚪文”，我大半不能读解，可谓天书。但我知道，这是一封“电报”，解电码是他对我的爱护和信任，是我们真诚的往来。他应该是告诉我，他的身体状况、他又“发明”了几首阿红体的新诗，他的对联研究到了第几层境地。——这种友谊，非当事人不能知。一个编辑就要敞开自己，去建立和无数个写作者之间的“发报”方式，去聆听、去解读、去贴近、去成为“自己人”。
青年报：《诗潮》是许多诗人走向诗坛的途径。请问一下，你们有哪些对年轻诗人的扶持措施？你们更看重年轻诗人的什么素质？
刘川：创刊之初，《诗潮》就旗帜鲜明提出当代性、青年性、探索性。罗继仁先生开设过“青年与诗”栏目、李秀珊女士开设过“中国诗歌高地”栏目，我们目前开设“新势力”等多个栏目，依然把诗之变（诗歌美学的陌生化体验、创造性表达）、诗之史（诗歌写作的现实担当、时代责任）、诗之流（多元、开阔的现场状态），当成提拔年轻作者的三把尺子。写作没有固定的、惟一的、永久的尺度，所以我们也相对宽泛地保持着与每一个时代写作潮流的呼应和审视，希望以有价值的写作，成为时代记忆、历史化石和未来经典。写作是一件极难的事业，有人称之为带着镣铐跳舞；而其实，真正铐住舞者的不是镣铐，而是舞曲，我们希望写作者听从内心的旋律，而不是集体的噪音，一个个体的独立写作最值得尊重。
青年报：你们是如何面对著名诗人和无名诗人的？诗人们非常关心，你们是怎么处理自然来稿的？
刘川：在我眼中诗人没有名气大小之分，作者累积的名声都会在新的一首诗之前归零，以纯粹零起点的角度去开启语言的秘密，创造一个全新的境界。所以，读每一篇来稿，与作者知名度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对过去的一切作者写就的篇章增加了什么、延伸了什么、变异了什么，以及这些新的内涵是否立得住。我最怕诗人延续他自己、复制他自己。
青年报：有一种说法，中国写诗的比读诗的人多，你认同这种观点吗？现在的高考作文试题，动不动就“诗歌除外”，你对此有什么要说的吗？
刘川：好像是作家黄梵说的，诗歌是一切文学的底座，也是一切文学的塔尖；是一切作品的入口，也是一切作品的出口（大意）。所以我的观点是，不去过多强调文体（这是一种外在形式），而去强调一种诗意。我不会在意写诗与读诗的人群多寡，而在意多少人有文字表达的诉求和审美的能力。当然，诗歌作为外在边界较清晰的文体还是应该力所能及地倡导和推广，但正是因为要推广的是诗，而不仅仅是诗文体，我会更多的功夫用在阐释如何阅读和书写一首现代诗，内在地呼吁更多人探究诗歌的秘密核心，并不介意诗歌的外延是一则微博、一个小段子、一篇散文、一篇小说或讲给孩子的一个故事。还是返回本初，即使在高考作文，也应该强调其创造性；尤其在物质时代、科技时代的科学至上主义背景之下，去鼓舞孩子们表达丰富的人性和诗性。
4
诗人作为万物接收器，
最敏锐地接收到疼痛，
才能最快传达疼痛。
青年报：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影响巨大，我们觉得对诗歌的影响最大，因为诗歌短小，和新媒体的碎片化传播比较接近。你觉得诗歌刊物有没有受到挑战？如果说诗刊还有未来的话，继续存在下去的优势是什么？
刘川：我不认为诗歌纸媒（诗刊、报纸副刊、诗集）是不可替代的，诗歌纸媒正在趋向于诗歌的社会功能分配更加具体化的定位中。科技进步带来的超时空传播给文化共享带来了极大优势；破除壁垒，实现诗歌传播最大化，就应该应时而为。对诗歌刊物的纸质部分必然带来挑战，而诗歌刊物在积极地参与到数字化、全媒体的传播格局中，也在利用时代优势，与时代同步。诗歌刊物不会消失，它作为一个学科性的遴选评价者、审美标准构建和引领者、诗歌价值阐述和传播者，应该笃定和认真，坚守好学科本位，为研究提供一份持久的文献、为时间提供一个诗歌库藏、为写作者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为社会提供一个文化载体文化符号。同时，在其学术性专业性身份之外，要积极参与到社会角色的扮演和担当中来，成为大众文化表达、写作培训、价值引导的一个服务平台。
青年报：纸刊普遍不景气，许多报刊纷纷倒闭，你们的情况怎么样？你们是靠什么生存下来的？
刘川：真心感谢沈阳。每年通过市财政和市委的文化基金给予一定额度的资金支持。文学期刊属于社会高端文化载体，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创意、文学教养和精神气质的水平与高度，属于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政府加大对文学期刊的扶持力度。
青年报：你还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你还记得发表的第一首诗吗？回过头来看看，你怎么评价那一时期的作品？
刘川：我第一首诗发表在1991年的《星星》诗刊，永远感恩老编辑曾参明。那时上初二，属于比较写实和抒情的写法，今天看来太稚嫩了。
事实上，年龄结构（背后是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在非常具体地影响着一首诗。这首小诗就是彼时彼地彼人的一个交叉点，不论它好和坏。我要说的是，如何在今后让自己内在的“结构”更加开放、高维，超越简单地写实、抒情或评价，去深入事物复杂的肌理，挖掘当代人更幽微、深远、丰富的存在。从过去的人，抵达当代的人。诗，是诗人成长的唯一见证，不迷恋自己过去写出和发表的。
青年报：我读了你很多诗，好像十几年前，读过一首《如果用医院的X光机看这个世界》：“并没有一群一群的人/只有一具一具骨架/白刷刷/摇摇摆摆/在世上乱走/奇怪的是/为什么同样的骨架/其中一些/要向另外一些/弯曲、跪拜/其中一些/要骑在/另一些的骷髅头上……”我至今都难以忘怀，主要因为你的诗有很强的思想性和人生哲理。你能谈一谈思想性对于诗歌的意义是什么？
刘川：思，越来越构成一个人作为现代人的基石。这是一个裂变、复杂、被观念充斥的世界。一个人如果不具有思的能力，其实是无所适从的，很容易陷入工业化时代的批量生产出来的无限虚境和幻像。人容易迷失在现象当中。没有强大的思作为“处理器”，诗人很容易一厢情愿地书写肉眼所见就信以为真的那部分“现实”。现实觉悟力、历史想象力，可能对碎片化的、即兴引发的扁平书写起到纠正作用。最为整体逻辑的思，对抗破碎的语言表达趋势，是极其重要的。诗人应该自觉地从一个长远的历史维度、一个广阔的思想体系出发，去认知、去书写，避免受到刺激就表达的“膝跳反射”。
青年报：但是你的诗表面上又很直白，那么，你的诗是口语诗吗？你结合自己的作品，能谈谈你是怎么看待口语诗与意像诗的？
刘川：是的，如前面我所说的，返回本初。外在简单而内涵丰富，是我追求的一种效果和策略。我希望我的诗本质上是“说话”——如何说、说什么，我争取把有形的部分说完，无形的部分留白，作者和读者的一种参与和探讨。同时也积极与现实世界构成互文。拿世界入诗，拿诗参与世界。诗是离开诗本身去向万物渗透的艺术。
口语诗与意像诗并不对立，只是外观的差别。诗歌本质是一种高级言说的方式，寓于象、寓于事、寓于叙述方法，或者寓于语言本身，都可以，都可以出奇制胜。每个大师都是自己偏执的践行者和成功者，我不太愿意树立一个尺度和认同。诗这东西，谁写出来了就写出来了。它是鲜异的创造力，它帮助我们自我破局、思想破维，它打破一个个既定的心智模式的天花板。
青年报：你的诗还有一个特点，日常生活化，像司空见惯的一块肉，中间含着骨头或者叫刺，也可以叫闪光点，能扎痛人的某根神经。你平时是怎么去捕捉这些闪光点的？你认为日常生活与诗的关系是什么？
刘川：我喜欢藏史于日常，更接近某种寓言。“闪光点”来自于敞开的器官，诗人作为万物接收器，自己要最敏锐接收到疼痛，才能最快最精确传达疼痛。
日常生活构成写作的基本经验和源源不断的诱因，但不要过分依靠个人的日常，人类太古老了，要深刻体验一个族群、一个地域、一个国家、全世界的那些整体性。那些差异、不同，那些复杂、超验，可能构成写作更大的魅力。
青年报：你目前已经出版诗集《拯救火车》《大街上》《打狗棒》《刘川诗选》《西天的云彩》等诗集，而且获得过那么多奖。如果让你挑一本（首）留下去，留给一两百年后，你觉得会是哪一本（首）？
刘川：我应该没有流传一二百年的作品吧。诗歌某种程度是语言的接力棒，希望我的一首诗能够激发或者启迪了后面的诗人，让他们写出杰作。
青年报：现在许多年轻人沉溺于新媒体里，你是怎么看待微信和抖音这些的？这对年轻人的性格和人生会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影响？
刘川：我从不担心媒体，竹简代替龟甲，纸张代替竹简、印刷术代替刀刻和抄录……我看到的是文化资源共享对生产力的提升，对个体提供的平等机会和表达空间。现代社会，个体充分展现、集体才有活力。媒体开阔多元，对民智提升、文化繁荣，都有好处。唯一需要警惕的就是小圈子壁垒，也就是“信息茧房”，这对一个诗人的创作是不利的，要能够阅读否定命题、批评文本、异质声音，才能不断打破次元、破壁而出。
青年报：你还有其他业余爱好吗？
刘川：行走、美食、音乐。诗人应该成为“千足虫”。我爱好太多了，呵呵。
中国著名文学期刊主编系列访谈之四十三。
原载《青年报》2022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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