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当代诗人、职业编辑。现为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文联名誉主席，《草堂》诗刊主编。
王学东(西华大学)：您的诗歌书写有四十多年的经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书写特色，取得了显著的诗歌成就。请谈谈您的诗歌创作历程，为什么走上诗歌书写之路，哪些事件或人物影响了您的诗歌发展?在诗歌之路上，有什么特别之处让您记忆深刻吗？
梁平：我的写作可能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从一开始就是误打误撞，或者说不是一个有写作志向、要当诗人的人。那个时候一个人在乡下，没有书读，没有可以交流的朋友，生活的单调和看不到明天的无助，只是太过无聊，随手记录一些自己的感受。如果这算是写作的话，已经有半个世纪了。1974年，我从子弟校高中毕业还是没有错过上山下乡的末班车，我去的那个地方，是川东江津琅山公社五里八队，当地人都叫它五里坡，它成为我青春时代很重要的生命印记。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下乡的背包里带了三本书，一本《新华字典》，一本郭沫若收集整理的《红旗歌谣》，还有一本涅克拉索夫的《严冬，通红的鼻子》。乡下没有读物，这三本书几乎成了我在五里坡的救命稻草。《新华字典》那个时候的版本很薄，一个字一个字读，读完一遍又重新读，记不住读了多少遍，活生生把新华字典读成厚厚的一本。《红旗歌谣》是“大跃进”以来的新民歌选本，郭沫若先生那个时候很热爱做这个事，很多民歌的作者都没有，读来很顺口，感觉人人都可以写。《严冬，通红的鼻子》单行本是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写的一部叙事长诗，表达了沙皇俄国农奴制统治下贫苦农民的绝望与挣扎，故事写的是一个农夫饥寒交迫的死，继而农夫之妇的死。这是我最先接触的不一样的诗歌，仅仅就是“严冬，通红的鼻子”这个意象，深深地影响了我。
[俄] 涅克拉索夫
《严冬，通红的鼻子》
作家出版社，1956年
我下乡以后正赶上农业学大寨，与天斗、与地斗，被派往改田改土修梯田的工地，后来修水库，都是强体力活。我比较幸运的是，这两个重要的战场上，因为公社领导发现我的字写得好，很快就安排我到了工地宣传组，我的任务是天天写表扬稿、刻钢板，主编是我、记者是我，还要油印《工地战报》。也就在那个时候，《工地战报》并不会每个版都刚刚装得下表扬稿，总有些空余的地方需要临时填充，我就长句短句、七言八句写点顺口溜鼓舞士气。后来有些被《重庆日报》《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报》拿去发表了，那几年我记下了几个编辑的名字，王朝清、王尔碑、曾伯炎、张亦文、等等。王朝清、王尔碑老师还从遥远的成都来乡下看我，他们给我说，我的诗写得好，希望我多写。之后去公社、县上开会，居然有人叫我“梁诗人”了，老实说，我自己羞愧难当。但是从那个时候，我用得来的稿费订了好几份杂志，有点如饥似渴。
真正写诗就毅然决然摒弃了七言八句，因为我并不喜欢这样写，写这些。我开始有意识地把下乡以后那些随手记下的感受，真实地写出来，而且有了一点点野心。20世纪70年代末，以大山深处民办小学女教师献身山区教育为原型，以填写履历表的构架，我写了几百行的长诗《一份洁白的履历》，在《星星》诗刊发表以后，获得了《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那个时候，《星星》诗刊社里的老师我一个都不认识。之后，在《诗刊》《星星》《青春》《青年诗人》《青年文学》《青年作家》等杂志上，我的诗歌一发而不可收。
我开始想，我要做一个真正的诗人了。
王学东：近些年，您在诗歌界提出“中年变法”。“何为中年”？诗歌中的“中年”的含义与特征是什么？如何才能做到诗歌的“稳中有变”，实现“中年变法”呢？
梁平：已经十几年前了，“中年变法”是不是我最先提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非常坚定地在改变自己。那时我写诗也写了三十多年，人也五十知天命了，本来知天命就该认命，但又心有不甘。
我以为五十岁是一个界限，生理和心理有一种紧迫感。一个写作者不仅要知天命，更要知自己写作的长短，不能一味沉湎于自恋，几十年写一个样子的诗歌。大家都明白，任何个人的写作，久而久之都会形成自己的语言范式和思维范式，“变法”就是对这种范式的革命，也是自我救赎，我说到这里突然有一种崇高感。
近代文学史上的诗界革命，起源于戊戌变法前夕，由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提出，旨在推动诗歌的创新与发展。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梁启超提出了“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借用这个“变法”，其实质是要破坏自己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惯性写作。我喜欢米沃什，他做过外交官、教师，也流亡过，他复杂的身份构成了他的生命经验的复杂性，他在90岁的时候还说：“到了这种年纪，我仍然在寻求一种方式、一种语言来形容这个世界。”史蒂文斯也说过一句话：“当你熟悉了自己的诗，你的诗就成了陈词滥调。”
我把五十岁确定为中年，是因为知天命而不认命。我的“变法”之道，更多的是在寻找一种平和、淡定，而且在对人、对事，对人与物、人与社会的关系里，寻求一种贯通。因为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社会之间，天生有一种对抗和隔阂。我希望我的诗歌能在对抗和隔阂中达成和解，这是人生态度和写作态度的调整。
陈辉(四川师范大学)：众所周知，您的诗歌通常涉及现实、历史、文化、自然等主题，我想单独将“现实”拎出来谈谈。您认为在书写现实时，诗歌写作如何平衡大我的时代精神与小我的感知情绪？
梁平：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长河，洋洋大观。而在其中，我们能够很清晰地发现，诗歌书写现实，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几乎没有间歇和断裂，从最初的源头《诗经》，到楚辞汉赋、魏晋南北朝诗歌，再到唐诗宋词及元明清文学，这样的一种关联水乳交融，并以凸显的主脉成为中国诗歌优秀的传统。可以这样说，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中国文学的宝典，也是中国诗人血脉里奔涌不息、强大的基因。
诗歌书写现实，并不是要给诗歌设定规矩和框框。诗歌创作和其他文学创作一样，不需要规矩和框框，但诗人必须有道义的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已趋向立体和深入，社会的细分和渐趋定型的社会形态所带来的新问题、新经验，是诗歌道义的力量，诗人的责任与担当，不能逃避和游离，不能置之度外，应该成为诗人的自觉。现实生活为我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宝藏，认识现实就是认识自己。不仅要在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中洞悉它的变化，更需要用心去勘探包括社会形态、人们的观念与精神世界的演进。现实不是空泛而虚假的概念，不是简单的油盐酱醋，不是土地和庄稼、城市与霓虹，而是我们生命与精神向外延展的重要基地。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现实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就是我们的生命路径和精神路径。从文学概念上讲，直接进入现实不太好把握，需要沉淀和发酵。但就诗歌而言，却是需要及时、敏感地介入现实。这种介入也应该是立体的、深入的，它唤醒的是诗人不同经历、不同视角的发现与切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很大程度上已经转换为了诗人个体的精神承担，问题不在于这个个体的承担，而在于诗人们作为个体怎样才能够与社会和时代进行沟通和融入，在现实中找到自己。这种沟通和融入就是对现实的介入，只有真正的介入，才有真正的现实书写。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诗人不能在现实面前束手无策，丧失了进入的能力。
现实与诗人对现实的感受力的交互活动极为重要。我们眼睛看见的现实与现实促发的感受力的互动，才可以成为诗歌里的现实。感受力不一样就有了不一样的诗歌。这种感受力来自两个方向，一是在互动中把现实涂抹成五颜六色，另一种在互动中寻找最本质的真实，这个真实就是大我的时代精神与小我的解读和感知达到一种平衡。面对现实，不少诗人由于过分迷恋自己的惯性写作，深陷于自己搭建的语言迷宫而不能自拔，已经缺失了辽阔的胸襟和视野，在现实面前束手无策。所以在现实书写中出现了太多生搬硬套、罗列现实的标签，虚假的感叹号，空洞无物的伪抒情，这是对伟大的新时代现实的极不负责。我们的现实书写，要真正以“小我”独一无二地对民族、对人民的真情实感，真真切切地触摸这块土地的呼吸和人民的心跳，让我们的写作与我们的时代发生关系，留下擦痕，为我们的时代打上经得起拷问和检验的诚信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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