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三十年河东》
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
左存文(西华大学)：当读到您的诗《两点零五分的莫斯科》，仅仅因为标题，让我想起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21世纪以来不断有“重返80年代”的呼声，也诞生了许多诗文。在您的记忆和视野中，如何评价80年代？或者说80年代对您的创作意味着什么？
梁平：《两点零五分的莫斯科》是我第一次去莫斯科刻意留下的一个时间刻度。那天晚上，一直睡眠很好、不管身在何处可以躺下来就睡的我，不明不白地失眠了。
因为第二天安排早起，十点过上床躺了，几个小时辗转反侧，脑子里全是我能够记住的沙俄及苏联的那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睡不着只好起来走到窗前，突然发现楼下霓虹闪烁的酒吧里一个人跌跌撞撞出来，先是往左，走几步又回过来往右，这个画面就像成都的兰桂坊、九眼桥复制出来的一样，一下子把我从刚才那些文学的“高大上”里拉回到现实，没有了身在异域的感觉。那个酒醉的俄罗斯男人就像我在文学朝圣的俄罗斯，在后半夜的莫斯科找不到回家的路。这样的落差让我突然有了某种亲近感，相信除了光鲜，也有迷惘和不堪并存，于是记录了这个时刻，重新回到床上一觉睡到天亮。
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尽管写于20世纪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期，但公开面世并产生广泛影响却在80年代，写的是北京知青“上山下乡”离开家园火车开动那一时刻，把远离父母家乡的惜别之情，对未来命运的忧虑和恐慌，都汇聚在“四点零八分”这一瞬间，“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我和食指还是朋友，虽然平时少有联系，却常有惦记。诗人敏感尤其对某个时刻的敏感，这可能就是共同之处。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新诗百年发展中无疑是黄金时代。
这个诗歌的黄金时代得益于国门开放和思想解放，百废待兴的中国社会充满青春激情和理想的光辉。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蛰伏在“地下”的优秀诗人、优秀诗歌浮出水面，波涛汹涌；很多更年轻的诗人没有桎梏的闪亮出场，自由放飞；诗歌运动、诗歌流派风起云涌。那个时代，人们对诗歌的热爱，对诗人的追捧，比现在年轻人对流行歌星的追捧更狂热。北岛、顾城、杨炼、江河、舒婷、芒克、海子、多多、西川、韩东、等等，还包括席慕蓉、汪国真，这个名单如果罗列下去可以有军团建制。那个时候，有点文化的人几乎都在读诗、抄诗、写诗，所谓文艺青年聚会必有诗歌伴随左右，不会即兴朗诵几首诗，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识字。
评价80年代诗歌是巨大的科研工程，所以要我作评价，记住黄金时代就够了。
80年代我在，但我一直是诗歌的散兵游勇。我没参加任何流派，任何诗歌运动，后来也有把我归类的，我曾明确申明不合适。尽管这样，他们其中的将帅人物、中流砥柱很多都是我朋友，情感一点不受影响。我是觉得，参加了无非有两个可能：一是在群体中可以抱团取暖，加快产生影响的速度；另一种可能，就是天长日久，不自觉形成近亲写作和门户写作。诗歌写作的风格与技法林林总总，抒情与反抒情、传统与现代、口语与非口语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剥离、互补、渗透，并不是非此即彼。就像武林高手，每个高手都有独门绝技，而真正的高手，还能熟悉和掌握十八般武艺。
“重返80年代”这个命题，我看到了但是没有在意，也没有共鸣，原因很简单，可以用我的一句诗作答：“每一寸光阴都不能生还。”
左存文：有时候一个诗人的代表作会遮蔽他的丰富性，但同时也能提高诗人的辨识度。您作为诗坛的常青树，如果要选择一首或几首您自己最满意或最喜欢的作品，您会选择哪几首？可否大概谈谈这些诗？
梁平：每个诗人都有他自己看重的作品，一首诗、几首诗被读者喜欢或者被广为提及，就看作代表作，这个现象是值得警惕的。一个诗人如果沉湎于这样的“娱乐”和“流行”,未免格局过于小了。真正有抱负的诗人应该在自己的写作中，以整个生命体验的不同视觉、不同层次地呈现自己清晰的面目，进而逐步构建自己的精神谱系。一个诗人只有靠他清晰的面目和他努力构建的精神谱系，才能在庞大的诗歌版图中确立起属于自己的坐标。
我看重我所有的作品。因为所有作品在我看来，集合起来是一个整体，分散了就是片章、局部，包括80年代大学校园传抄比较多的《树的绿》《说树》，也包括后来大体量的《重庆书》《成都词典》《水经新注·嘉陵江》《蜀道辞》。这些诗几百行、上千行，还真不需要在茶余饭后“娱乐”和“流行”，却是我生命深刻的印记。
王学东：在总结当代诗歌时，有人评价说四川诗歌占据了整个诗歌界的半壁江山。这一说法足见当代四川诗歌的成绩，同时也说明四川诗歌颇具地方特色。您认同此说法吗，您觉得四川诗歌是否有独具的特色，这种特色与地域有直接的关系吗？如何看待诗歌中的“地方经验”？
梁平：四川诗歌，尤其在朦胧诗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中“自由创造活力”的表现尤为突出。第三代诗歌作为一场诗歌运动，四川是其极其重要的战场，使中国诗坛彻底地从一元走向多元，说改变了中国诗坛的现代化进程一点不为过。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大学生诗派、莽汉主义、等等在四川应运而生，四川诗人吉狄马加、叶延滨、杨牧、张新泉、万夏、周伦佑、蓝马、欧阳江河、李亚伟、翟永明、尚仲敏、杨黎、何小竹、等等(太多可以列举的，只能从略)，以四川诗人身份提高了四川诗歌的海拔。
左存文：“自古诗人例到蜀”，但对您来说不需要“到”，因为您就是重庆人，在成都生活也有二十多年了。反向思考，在蜀地之外，有没有其他地域(无论是人文环境还是自然地理)对您创作产生过大的影响，甚至让您重新思考蜀地对于您创作的意义？
梁平：我的写作近乎执拗，一直把成渝两个城市作为故乡，以“根”的指认、深挖和梳理，继而确立和构建自己故乡的文学谱系。重庆与成都，不仅仅是我半生或者大半生生命的栖息地，更是我对人类和世界的认知、我的所思所想成形的原乡，也是我肉身的七情六欲和嬉笑怒骂的集散地。我努力给自己的写作画出一道清晰的线条——我，我的家；我与身边的人和事物，我的家与我们的家指认的基因与血脉。让这个线条渐渐丰满，渐渐长成有血肉、有呼吸的根，根须无边界延伸至我蹚过的时间之河，以及还未抵达的未来之境。
我到其他地方也写了很多作品，但我的作品不会是走马观花，见啥写啥，即使游历诗都有“我”在，我在，根就在，蜀地就在。
陈辉：您于2024年3月出版了新诗集《一蓑烟雨》,该部诗集书写了嘉陵江与蜀道等四川地理文化景象，具有鲜明的地理文化诗学特色，与您之前的诗歌书写题材与风格有一些不同。请问您是有意识向地理文化书写转变，在诗学风格上予以调整吗？近些年诗歌界出现了地理文化书写热潮现象，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梁平：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一定有他所依附的地理背景，这个地理不仅仅是地名，更是它的历史人文积淀和山水草木的呼吸与之深刻融汇。《一蓑烟雨》总的来讲，是在延续我的“根”的写作，这个“根”就是蜀地。事实上从2000年以来，我的写作和我的诗学主张一直在为之努力，这不是转变，更是一种坚持。这样的坚持让我的写作有了非常明确的方向，有根向下勘探一方水土的奥秘，有枝叶向上成树、成林，抵达天籁。我认为，地理文化写作趋之若鹜并不是坏事，但是这两个向度是衡量地理写作有效和无效的标尺，而人在地理写作中的重要性，才是地理写作的内核。没有人的七情六欲的地理只是一幅画，一张照片，那是另一个美学范畴。
梁平：《一蓑烟雨》
四川文艺出版社，2023年
左存文：在您的诗集《一蓑烟雨》中，《柳如是》《董小宛》这两首诗让我印象深刻，尤其是“艺妓也是匹夫”“鲜血改写了身世”等诗句，很好奇这类诗书写的契机是什么？另外，有人说中国文人骨子里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情结，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梁平：这是一个题为《婉容词》的系列，我写了《苏小小》《柳如是》《董小宛》《鱼玄机》《马湘兰》《李师师》《陈圆圆》《杜秋娘》,这些不同年代的名媛，因为生活场域的声色犬马，被以后的道德画圈，她们的文学形象似乎盖棺论定。其实作为文学的人，不管是谁，一定不是只有一个平面。我先是读闲书读了柳如是之事，突然脑子里冒出一句：艺妓也是匹夫。于是分别又读了其他几个，就有了这个组诗。坦率地说，这组诗是旧时代这个阶层众多名媛的另一面，触动了我。我一直坚信，人的好坏绝不是非黑即白，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过渡色，这里就有美好。美好，就是诗歌最应该发现的本色。
王学东：您有丰富的诗歌创作经验，又取得丰硕的诗歌成就。请您给诗歌爱好者与初写者，特别是大中学生，提一些建议，以助其诗歌成长。
梁平：我在其他地方看到有人回答这样的问题，总有好为人师的不良印象。轮到了我来说，只有两句话：多读，拿丰富的文化积淀武装自己。多写，写自己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我”是你感知世界唯一的证据。
王学东、左存文、陈辉：谢谢梁老师的精彩访谈，期待读到您更多的诗作。
梁平：感谢各位。
本文原载于《大西南文学论坛》2025年春季号·总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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