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2025年第六期“江南访谈”在诗人李南和青年学人刘一帆展开。访谈中，李南谈到个人写作的几次蜕变，对语言经营的执着，对“晚期风格”的思考，灵感枯竭时的应对，从过客视角到对死亡与故乡的沉思，摇滚精神带给她的反叛与自由；这位自称“女汉子”性格的诗人，始终在写作中保持真实与探索的勇气，始终以冷静而温暖的目光，在语言中寻找精神的归途。（飞廉）
在语言中寻找归途
——诗人李南访谈
◎刘一帆 / 李 南
刘一帆：李南老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进行这次的访谈！一般写作比较持久的诗人都会经历个人写作的转型，对您来说有什么重要的写作节点或者转型期吗？
李 南：我相信每个写作几十年以上的诗人至少都会有几次转型，有的转型成功，拓展了自己的写作边界，而有的却不那么成功，再返回过去已是不可能，这很遗憾。但不论怎样，这种探索都值得赞许，如果一个诗人一辈子他的写作水准只停留在青春期，没有类型上的变化，没有深度和广度上的掘进，也没有带入时代气息，那么他的写作就比较可疑。
至于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同样也进行了几次艰难的蜕变。其一：1983年开始写诗，其实现在看来并不能算诗，1986年之前，写的是那些轻浅的抒情小诗，也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这是每个初学写作者的必经之路吧；其二：1986年到1989年这三年，开始尝试一种语言和形式上的变化，写一些新奇的、晦涩的、超验的、碎片化的诗，虽然也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现在回想起来，不过是编辑老师们对年轻诗人探索精神的一种呵护，包容。现在这些诗仍留在我的诗歌笔记本上，作为反面案例提醒自己。尝试了几年，发现那阶段写的东西，别人看不懂，自己也解释不通，终于意识到，诗歌是不能那么玩的；其三：进入1990年后，我才真正有了写作的自觉意识，不再追求发表数量，沉下心来，大量读书，写下了许多留在笔记本上的诗，试图在众多的诗人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声音，这个时期，写出了《颂诗》（系列）《呼唤》《下槐镇的一天》《在广阔的世界上》（系列），我以为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初步确立了自己的语言方式；其四：进入2010年后，由于我的生活和信仰发生了重大改变，使我认识世界的角度也有所转移，我渐渐把目光从个人情感 、生活挪开，去思考人类共同面对的这个世界，它并不完美，但也存有善意，它总有悲伤发生，但并不缺乏恩典，所有这一切为我的诗歌灌注了厚重的精神力量，我的写作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时期。我每年的创作数量不算多，但基本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质量，这让我满意。至于以后还会不会有重大的转型呢？我不知道。因为转型这个问题，不仅仅作者有主观内动力，还需外部环境的推动，形成一种合力。
刘一帆：我一直对一个问题感到好奇，有些诗人在写作到一定阶段后会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晚期风格”，您觉得对您来讲有没有一种理想的“晚期风格”，它是怎么样的？
李 南：你说的是大师吧？我们研究一个大诗人的经典作品时，往往会沿着他的创作时间线，了解他的生平、生活际遇，从中窥得他内在的变化。每个诗人都期许暮年时能超越自己，能写出跨越时空的经典之作。
爱德华·萨义德和西奥多·阿多诺提出的“晚期风格”这一概念，意味着作家在晚年的创作中需突破常规的审美范式，体现出作品的异化特征及现代性批判意识等等，萨义德的观点是他所发现的大师越是晚期，作品越刚硬、越桀骜不驯。一个诗人或艺术家随着岁龄增长，他的艺术审美能力、生活阅历、思维方式也在提升，使他们对社会、人性、历史等有了更加通透的认识，他的语言风格会更加放松，表述的主题更加深刻，技巧上也更为成熟。按这标准，能够圆满实现晚期风格的诗人并不多，切·米沃什算一个吧。伊丽莎白·毕肖普说过，在生命临近终点时，她希望自己写得更多。而吉尔伯特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我想，我应该写一些关于变老的诗。以前没人对它进行过合适的探索。”
许多成熟的诗人当然也希望能在精力和体力还允许的情况下，能够确立起自己的晚期风格，但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我以为晚期风格并不是能强行追求得到的，正如瓜熟蒂落这个道理，什么年龄的诗人写什么风格的诗。比如一个年轻诗人为了表示成熟，刻意把作品写得暮气沉沉，就缺失了年轻人该有的蓬勃生命力。反之亦如此，老诗人如果仍如多年前的写作一样，仍是花花草草、风轻云淡，在思想上没有深刻的拓展，在手法上没有长进，并没有给读者带来有效的阅读，那么他的艺术生命也就走到了头。
前几年在读评论家、诗人耿占春老师的诗集时，记得在《论晚期风格》这首诗中写道：“然而，晚期风格/只存在于一个人最终锻造的话语中/这就是他的全部力量，在那里/他转化的身份被允许通过，如同一种音乐”。耿老师用诗的语言说出晚期风格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具体到我自己，能不能达到在晚年还能保持一定的创作激情，我不确定。在中国，许多年过70后的诗人基本上都不再写诗了，即便在写，也是数量很少，难以突破自己了，在这一点上，我特别佩服波兰诗人米沃什，年逾90后仍在写，并出版了非常棒的诗集《第二空间》。当然中国肯定也有这样的诗人，只是为数极少罢了。我已经60岁，也许还有几年的创作时间，这几年当中，能不能形成自己的晚年风格，这很难说，需要很多的因素，主要是看自己的内在动力吧。
刘一帆：您作为一个写作持久且高质量的诗人有没有遇见过灵感枯竭的时候，这种难熬的时期您是怎样度过的？对于新生代可能会遭遇灵感枯竭的诗人您有什么建议吗？
李 南：写诗不是拧开自来水。没有一个诗人会源源不断地写，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状态、心境、环境、灵感、经验及经历等等。我认为灵感一词对年轻诗人尤为重要，那时他们阅历尚浅，需要在读书、观察、交流、沉思中被一次次激发、点燃。而对于已写诗数十年的诗人，灵感并不能构成主要因素，而是经验。与其说灵感，倒不如说某一阶段的写作遇上了瓶颈期。
我也时常出现这一情况。这可能是与自己在某一时段写出的作品没有达到心中的期许有关，我不愿意复制自己。好的诗人是不断地为自己设限，增加自已的写作难度，并从这种写作中得到快感。遇上瓶颈期时，我会自动停下来，看电影、旅行、与朋友喝酒、看画展、去教会、参加社会活动等等。学会积累素材，平时感受到的人或事，甚至一句话，一个新词，把它们记下来，做为你的关键词，总有一天会用到。阅读与交流也至关重要，在读书过程中，潜意识中想到自己正在进行的创作，也许在阅读过程中，作者的一个词或一个场景引爆了你的记忆库。与他人交流亦是如此，有时我们钻进自己的象牙塔，苦思冥想却毫无收获，但与朋友、同学、同事、家人在一起相聚时，你的思维开始活跃起来，妙语连珠，彻底放松下来，直到你的经验再次被激活时，你又开始了下一轮的写作。这些看似与诗歌无关的事情，其实在不同层面丰富或改变了你的诗歌指向，所谓“功夫在诗外”，也是这个道理。
年轻诗人的写作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年轻时可以借助灵光乍现的灵感写出一些好诗来，但写作终究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仅仅凭灵感是无法完成的，遇到这一状况时，把脚步放慢，在对事物的好奇中捕捉诗意，在复杂的生活中丰厚自己，从阅读经典作品中获得写作技能和间接经验。
刘一帆：我注意到您挺喜欢摇滚的，我很难从您的诗歌写作中想象您曾是一个摇滚少女，您现在还会听摇滚吗？您觉摇滚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李 南：我年轻时就不是父母的乖乖女，尤其进入了青春期后，典型的一个反叛女孩，抽烟、喝酒、听摇滚、独自远行……父母是双职工，对孩子们管束也比较放松，这也就给了我可乘之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最早喜欢的是崔健、黑豹、唐朝、“魔岩三杰”，买了许多磁带听，上世纪90年代中期，《红星一号》一上市，就去抢购，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路上，带着mp3，一遍又一遍听，记得30多岁时，还一直订阅《我爱摇滚乐》，但说实话，我并不是摇滚发烧友，只是喜欢、关注。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关注点渐渐转移到别的事物上，现在闲暇时在网上也听一些。前几天，我的一个画家朋友从苏州回来，大家一起吃饭，几乎唱了一晚上，上世纪的流行、摇滚唱了个遍，直到午夜时分，被店家轰走。
摇滚乐的自由精神和反叛意识深深影响了我，摇滚精神本质上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动态过程，这一点对我深有启发，让我时刻警惕在日常生活中变得麻木无情，变得思维陈旧、固化，让我在诗歌中保持一种真实表达自我，直面人生困境的勇气。
刘一帆：您好像是一个挺热衷于旅游的人，很多诗歌都是在路上的成果，您会不会有那种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会感到厌烦、从而亟须出走来为心灵、写作提供新鲜氧气的感觉？您对当下在旅途中“一处一记”的诗歌创作方式有什么看法吗？
诗人李南
李 南：由于工作、家庭或写作的原因，我确实出门的机会比较多，但不能说我的诗歌是在路上完成的，我不是那种有才华的诗人，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就能完成一首诗。通常是去一个地方，我什么也写不出来。只有回来后，整理好思绪，按照自己的理解才能完成一首诗。这些在行旅中所见、所闻、所想，有时经过一年半载才能在我的诗文中重现，有些也许就永远沉睡在心底了。
没错，在一个地方久了，总会感到压抑，心生厌倦，其实我们每个人活得都不快乐，总得找一种让自己有乐趣的爱好吧。想想，我是在茫茫戈壁、千里草原那种环境中长大的，心中有一个辽阔的参照系，受不了高楼栉比，令人窒息的城市生活。通常，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会独自或和朋友结伴出去走走，倒也不是为了写作有意为之，而是让自己能亲近自然山水，暂时忘记日常生活中的烦恼。旅行途中，随着时空的挪移，完全陌生的人和事，会唤起遥远的好奇心，那种生活中缺席的感觉重新回来，不论走到哪里，我会借助形色认识一些花花草草；会拜访一座老庭院，了解它的过去和现在；古老的城墙和它的碑铭，记录着那段金戈铁马的历史，只有这种出游才有所斩获。
时下，报刊杂志上大面积地发表各种游历诗，自然山水诗篇，如果是诗人们触及生命本真与宇宙存在奥义之作，发自内心，还可以理解，但是为了发表而写作，这样的文本缺乏生活和生命的气息，这种渐成时尚的写作就变得可疑起来。假若大批报刊杂志都在刊登这类诗作，可以想象会不会成了一种“灾难”。试想大多数诗人都在向这种单一的写作倾注精力，不再有人洞察人性幽微，挖掘历史真相，展示生命底色和生活真味，表达世界的辽阔与丰富，我们的文本会是多么单调从而变得轻飘。尽管允许有人会以诗人的写作自由来为此争辩，而我对此却保持了足够的警惕。
不可否认的是，新世纪以来，一些优秀的诗人革新了自然山水诗的写法，自成一体，让人耳目一新，不论从修辞还是情感表达上赋予了自然写作灵动和新意，成为研究课题上的经典范本，为当代诗歌多元化写作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也写一些游历诗，自然诗，和大多数人一样，当你面对壮丽的晚霞，徜徉在浪花飞溅的海边，奔跑在一望无际的草原，大好河山的美，谁又能无动于衷呢？正如以色列诗人阿米亥写的：一种伟大的爱/也可以是对山水的爱。
刘一帆：您之前提到说您是以一种过客的姿态打量您现在久居的城市，这种“过客姿态/视角”在您的诗歌中也常出现，比如说《桑根达莱谣曲》《藏地远方》……这种“过客视角”让您在诗歌中打开了一个广角，您觉得是这样的吗？或者说这是我对您的曲解呢？
李 南：从生到死，谁又不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呢？当我们一头扎进茫茫人世，就被道德、规则和各种欲望捆绑，很少有人能抽离自身，与现实生活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注意到你在《体感与心灵的协奏曲》这篇文章中，用了一个章节来论述“过客式抒情”这个问题。而我的诗，从《下槐镇的一天》到《桑根达莱谣曲》《藏地远方》《柿子红了》《我不过是……》等等无一不是以过客视角进行诗意演绎，有写地理上的过客，有写生与死之间的过客，有写人在某段情感或宇宙中的过客……你说的这个“广角”，并不是我有意识地打开了，而是下意识地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了一个众人可以感受到时间或空间中，从而产生了些许共情。但是我发现，以“过客”这个视角来打量世界，有时真的会出现不可思议的效果！诗歌就是这么奇妙，我们看到的很多种这样的案例：一个过客、一个“异乡人”他只是匆匆路过，或是小住几日，便写下了不朽的诗篇，正如戴望舒过香港的《萧红墓畔口占》，海子过德令哈的《日记》，西川过刚察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等等。我想这是一个诗人以过客身份来写他并不熟悉的地方，向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陌生的感受，鲜活的文本，作者的原创性在这些诗中得以实现。关于你提到的“过客视角”，诗人、评论家刘向东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也发现了这一点：“李南念念不忘她是从青藏高原来的，看河北平原上的事物有一种异样的目光，也是一种过客心态。”大概是我看待身边的事物都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抑或是挑剔？没有深度融入？我不知道这种心态从何而来，最有可能的是，我从来没有“根”的概念，祖籍是陕西，但只有小时回去过一次，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感情，在青海长大，却又先后西宁、德令哈、西宁辗转，在石家庄、秦皇岛、北京生活、工作过，但在哪里都没有深度融入，时时有命如飘蓬的感觉。
刘一帆：之前听到过一句话，说“童年和故乡具有互文性的主题”，您很多诗歌都在怀念您的出生地青海，它对您的人生和写作生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或许将它可以理解为您肉体和精神的原乡？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诗人可能会动用童年经验，多有些人来讲或许童年经验一直奏效，但对有些人来讲童年经验并不会一直起作用，您怎么看？
李 南：自从荷尔德林写出了《还乡》这曲精神和肉身不断找寻的悲歌，哲学家海德格尔便提出了“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这一哲学论断。诗人的还乡其实也是每个人的还乡，回到万物的源头，回到初始的欢乐。
离开故乡的人，大都怀着思乡病。这种病，有时是无法口述的，会在一个人的心里形成忧伤的块垒，随着年龄增大，这种感情愈发强烈，正如我在另一首诗中写道：“从前你嘲笑怀乡的人/如今为每一个字设置了返乡的小路”。人由故乡为起点，在异乡经历过无数命运的摔打，不论从身体还是心灵，总会落下各种伤痛，当他成熟、变老，回望来路，难忘的仍是纯真、质朴的故乡生活。我的童年在德令哈度过的，最初认识的世界就是黄沙、蓝天、梭梭柴、红柳、罗布麻花，无边无际的戈壁滩，永不停歇的巴音河流水……
我属于你说的，童年经验并不会一直起作用，至少在我中年以前的写作中没留下什么印迹。只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才渐渐发现，一个人的故乡对他的生活，创作及精神结构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这时我的写作才有了童年的影子，我试图将童年的经验还原于纸上，我在寻找是什么形成了今天的自己？一定有一种神秘的关联，把我的写作和成长经历联系起来。比如，那时在青海劳改系统，除了青海湖农场，就是德令哈农场规模最大了，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鼎盛的时期，算上干部，家属，和劳动改造的犯人，共计四五万人口，比德令哈市区人口还要多。听父亲说，这里面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精英，人才济济，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发配到这儿改造。但是小时候并没有心思去了解这些右派，政治犯，直到长大成人后，读了一些史料，接触了一些幸存者，才知道了一些事情。我对这片土地发生过的事情着迷，尤其是从小在这里，对于童年时代的琐事记不太清楚了，也毫无意义。只不过现在好奇的是，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我把目光投向了童年时代的“他者”。我很羡慕那些在写作中一直动用童年经验的诗人，那是取之不竭的精神宝库，我赞叹他们超好的记忆力，还原细节的写作能力，以及对童年、对故乡毋庸置疑的热爱。我不具备这一切，童年过得浑浑噩噩，年代太久远，又迁往他乡，从时间上、地理上、生活上割断了我和童年的关联，这很遗憾！
刘一帆：您评价自己是一个正直仗义近乎“汉子”的人，但是您的诗歌读来却是那么细腻温暖，让我想起来一句话：伟大的艺术家都是雌雄同体的，您觉得您是这样的吗？
李 南：“女汉子”是朋友们开玩笑时形容我的，但也很形象。这是因为生活经历铸造了我，我16岁跟母亲调回石家庄，母亲上班，那时弟弟还小，家里的力气活全由我来干，买粮食、拉煤球、用自行车驮煤气罐等等，母亲一直把我当男孩子看待。结婚生娃，后来，先生体弱多病，弟弟去世，照顾老母亲的责任也由我一人承担，家里家外，亲戚朋友，各种事务需要我处理，可能正是这些锻炼了我，我从不知道娇气是什么，当然，更不会撒娇，也不喜欢是是非非，我只知道他们离不开我。也许是我的成长背景，青海人的豪爽、直接、实在也同样体现在我身上，这使我看上去有点男人性格。但是生活和写作却是两码事，在创作中，你得专心地摆布你的语言、结构、气韵、思想，这需要细致、耐心。生为女人，当然我也具有女性的天性，可能是我把细腻用错了，日常生活中粗粗拉拉，丢三落四，但在烹饪和写诗上我则很有耐心，在写作上，我愿意做一些新的尝试，把我在日常中生活里缺失的品性寄寓于诗歌中。至于雌雄同体，和我没什么关系，再说我也不伟大。
诗人介绍
刘一帆、李 南
POET · LIUYIFAN AND LINAN
刘一帆（2000—），河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攻现当代诗歌批评与诗学研究。有诗歌发表于《诗潮》，诗歌批评发表于《大观（论坛)》《文学天地》。
李南，1964年出生于青海。1983年开始写诗，出版诗集几种。现居河北石家庄市。
（全文详见《江南诗》2025年第六期）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