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7.12-1973.9.23）智利诗人、外交官，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共产党党员。聂鲁达13岁时便以诗人身份出名，其创作涉猎甚广，包括超现实主义诗歌、历史史诗、政治宣言、一本散文体自传，以及广为流传的情诗，如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聂鲁达常被认为是智利的民族诗人，他的作品被世界各地的人们阅读与喜爱。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称其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ཨཽཾ།
聂鲁达的这次访谈是由一次次的短访谈组合起来的。每天早上——他在自己房间里用完早餐之后——我们会在书房见面。
我会等着他处理邮件，为他的新书写新诗，或者修正智利新版《二十首情诗》的校样。
写新诗的时候，他会用绿墨水在一本普通的本子上写。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出一首相当长的诗，之后他会稍作修改。之后这首诗会由他的秘书，也是他五十年的好友——奥梅罗·阿尔塞在打字机上打出来。 下午，在他每天的午觉之后，我们会坐在面向大海的露台上。聂鲁达说话的时候会手握录音机的话筒。话筒除了录下他的声音，还录下了海声作为背景。 ——丽塔·圭波尔特，一九七一年
译 | 俞冰夏
《巴黎评论》：你最强烈的记忆是什么？
聂鲁达：我不知道。最强烈的记忆，也许是我在西班牙的生活——在那伟大的诗人兄弟会里。我从未在美洲有过这样的兄弟组合——“充满了各种八卦”，他们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会这么说。
之后，看到这些朋友被内战彻底击败是件让人痛苦的事情，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在恐怖的现实里面对着法西斯主义压迫。
我的朋友们四处流窜，有些在那里被处决——比如加西亚·洛尔迦和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另一些在流亡当中去世，还有一些仍在流亡。我的生活的那一部分非常丰富，充满了深刻的情绪，在我人生的演化当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巴黎评论》：从某种意义来说，你在加西亚·洛尔迦去世前写的对他的颂歌，预测了他悲剧性的结局。
聂鲁达：是的，那首诗很奇怪。奇怪是因为他曾经是个如此快乐的人，那么充满喜气的一个人。我根本不认识几个像他那样的人。
他是……好吧 我们不要说成功，但可以说生命之爱的化身。他享受人生的每一分钟——挥霍快乐。
从这种意义上说，处决他的罪行是法西斯主义最无法被宽恕的罪行之一。
《巴黎评论》：在印度的那几年里，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聂鲁达：我对印度之行中的遭遇没有准备。那片不熟悉的土壤的灿烂让我沉浸其中，但我感到十分绝望，因为我的生活和我的孤独过于长久。
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锁进了一部不会结束的胶片电影——一部十分美好的电影，但也是一部不允许我离开的电影。
我从未经历那些指导过很多南美人和其他外国人的神秘主义。那些去印度为他们的焦虑寻找宗教性解释的人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与我不同。
对我来说，我是被那里的社会条件所深深感动的———这个广大的、手无刀枪的国家，如此没有自我防卫能力，必然被帝国主义的绳索绑住。即使我总是偏爱的英国文化，也因为在那里从智慧层面上俘虏了那么多的印度人而让我感到仇恨。
虽然我在领事馆有工作，但我一直与那片大陆上的反叛青年混在一起。我认识了所有的革命派——那些最终为印度带来了独立的运动者。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与你的个人生活是不是紧密相连？
聂鲁达：一个诗人的生活自然应该反映在他的诗歌里。这是艺术的准则，也是生活的准则。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