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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芮丨严复与近代儒家伦理话语体系的古今之变

2021-04-12 10:11 来源:明清史研究 作者:胡芮 阅读

严复与近代儒家伦理话语体系的古今之变

胡芮

摘要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接纳以分科为标志的现代学术体系,传统伦理话语不再构成主要的“道德知识资源”。在吸收西学和创新传统中,中国道德转型从理论建构与社会改造两个维度展开。从儒家理学“本体—功夫”范式到现代“伦理学”范式的演进中,中国近代伦理话语体系渐成雏形。概念、价值与方法的三重革新是中国近现代道德转型的历史背景。严复等人通过译介西学,开始了近代伦理话语概念的革新,为顺利地接引现代伦理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义利关系”的再检讨初步形成了近代伦理学价值体系。

关键词

严复, 儒家伦理, 话语体系, 革新

作者简介

胡芮

胡芮,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目录

一 “古今之变”中的学术自主性尝试

二 严复译著与和制汉语之间的竞争

三 义利关系与价值重勘

结语

近代以来,伦理学作为一种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开始传入中国。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从根本上解构了传统儒家理学伦理学“本体—功夫”的“做法”。彼时思想界亟须回应两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一是如何迅速地实现国家与个体的“自由”—体现为对“富强”的追求;二是如何收拾人心重建伦理话语体系—展现为传统道德资源系统化、学术化的过程。在谋求“中国式”建构哲学伦理学根基的理论诉求和民族复兴的现实要求下,一种全新的中国伦理学“做法”悄然奠基。近代中国伦理话语建构既肩负着提供价值探寻(Value inquiry)的哲学化目标,也承担着为民族寻求伦理复兴(Ethical revival)的美好生活愿景,这明显区别于西方伦理学知识主义(Epistemology)传统。近代中国伦理话语建构不仅是对哲学史进行简单地爬梳,也并非只是哲学工作者“天真地做哲学游戏”。建构中国伦理话语体系,既需要引入现代西方“通行”的学术范式,又需要立足于民族文化独特性的问题与现实,从传统伦理病弱的机体中寻找与现代学术接榫之处。这种探寻,从清末的“体用之争”逐步发展为“新旧之争”等一系列蔚为大观的“古今之变”。

一 “古今之变”中的学术自主性尝试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的全面衰退是中国近现代道德转型的核心事件,中国道德观念革新、伦理话语体系建构与传统伦理体系解构是同时进行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受到现代西方道德文化的强烈挑战,传统“华夷之辨”下的道德文化自信被彻底反转。鸦片战争以降,晚清士人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非仅是政治形势危急的表达,更是一种文化危机的呐喊。人们认识到,与王朝更迭、天命流转所不同的是,彼时帝国的遭遇虽然直接体现为军事政治的全面溃败,但西方列强的军事入侵却并非以改朝换代为直接目的。军事行动背后的中西文化冲撞对国人的文化信念造成持续的强烈震动,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伦理体系权威性的丧失,一种新的伦理话语开始在“中西碰撞”中开启“古今之变”。

列文森揭示了这种变化:“儒教集团在荆棘与蓟条的环绕下正走向崩溃,它们的鼓、锣被抛在一边,置于腐臭的杂草与废物之间。数千年来赋予孔夫子的神圣色彩已经消失了,而且没有人试图挽救它。”①伴随着近代儒家伦理信仰的逐渐消亡,中国伦理话语体系事实上开启了“现代转型”的过程。在这“现代转型”中,新与旧、传统与现代、革命与保守等大量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斗争加剧,并在道德实践、伦理观念等方面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高瑞泉教授认为,中国的智识界在回应现代性的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个中国的现代精神传统。②这意味着,在与西方文明进行的现代性“角力”中,中国伦理谋求学术自主性的意识已经开始萌发。这种自主意识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重西学资源对传统伦理精神的重新阐释,另一方面是对现代精神的批判性吸收。

在现代性的叙事中,列文森将儒家文化视为已死之物的看法带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性立场。③而关于儒家近现代命运嬗变,从列文森“挽歌式”的语境中,我们或许还能读出新旧伦理话语交替的深意。中国现代伦理话语的诞生必然要剪断传统伦理体系的“脐带”,而儒家传统就是这条“脐带”。“剪断脐带”并不意味着不继承,无论是张之洞等“体用派”还是康梁等“维新派”,以及后来的“革命派”,都将传统儒家伦理资源加以“工具化”利用,只是发挥余热的表现各不相同而已。“剪断脐带”同时更意味着超越,在儒家伦理大厦倾颓的废墟中,如何开出具有中国气质的伦理精神之花,这需要对传统伦理进行合理扬弃。

姜义华认为,辛亥革命之前对待传统儒家伦理资源的态度主要有三种:以《劝学篇》和《翼教丛编》为代表,或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旗帜,或径直以翼圣经、扶纲常、复名教、正人心为号召,维护以孔孟之道为主干的传统思想。④这些思潮虽具有不同的面相,但在坚持文化本土主义、坚守传统伦理和民族文化的价值方面,都具有鲜明“主体性”特征,是一种维护学术“自主性”的可贵尝试。辛亥之后,逐渐发展出三种不同的思潮,分别是:坚持传统的“卫道派”、续接道统的“新儒家”以及对传统文化进行整理研究的“国粹主义”。在激进主义一浪高过一浪的近代中国,坚守传统往往被视为一种“过时”、甚至“陈腐”的论调而难逢青眼。但是,清末以来探索伦理话语体系自主性的尝试从来没有止步,作为革命叙事浪潮下的思想潜流,从文化保守主义视域出发,探索中国近现代伦理话语体系的形成,深入地发掘传统伦理思想资源的多重价值,应该有更多新的启示与收获。

近代中国道德意识的转换,使得儒家理学形态的传统伦理话语体系失去了价值解释合法性。然而,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面对(研究)、处理(实践)与伦理相关的事务。伴随着传统理学形态的伦理话语形态的退场,一种新的伦理话语体系在道德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这种实践方式并非只是学术看法(outlook)的简单形式叠加,更重要的是回应如何处理具体的道德生活质料,因而本质上是一种“做”。“做”中国伦理学,既是伦理学理论体系与学科建设的现代化,也是以伦理觉悟影响时代变革的社会实践。⑤一般认为,中国近现代道德转型是在外力作用下而产生的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其突出特征是传统伦理体系的崩坏以及个体自由的实现。从儒家传统伦理到现代伦理话语的嬗变轨迹中可以看出,现代西方道德价值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伦理传统,直接引发了中国近代伦理启蒙进程。同时,西方分析哲学方法开始进入中国学术界,重新勘定了中国近现代伦理学的方法论基础。

黑格尔认为,民族是自然的伦理实体。“各普遍的伦理本质都是作为普遍意识的实体,而实体则是作为个别意识的实体;诸伦理本质以民族和国家为其普遍现实。”⑥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历史现实形态即展现为民族生活史。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进入对中国近现代道德转型造成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但同时,新伦理话语的形成依然保持了浓厚的民族气质和特征。中华文化在数千年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伦理型”特质,正如樊和平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伦理型文化是国家文明的文化气质和文化气象,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就是这种伦理型文化气质和气象的呈现”⑦。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新的伦理价值开始进入中国伦理话语体系之中,这一转变虽然迅猛,传统文化的伦理型特征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留。例如,宗法制伦理体系虽然已经崩解,但血缘伦理(家庭)因素却依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的伦理话语体系的革新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传统伦理资源的现代价值不应被忽视,作为民族文化最鲜明标示的“伦理”,也应伴随着民族复兴而实现“复兴”。

道德重建与民族复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体两面”,道德转型实现了从传统“家国一体”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近现代的民族复兴毋宁说是近现代的“伦理复兴”。“伦理启蒙”⑧以来,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价值观念的引入无疑加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价值与方法的双重引进是中国近现代道德转型的两大基本背景。不难发现,西方自由理念的引入是中国近现代伦理启蒙在价值领域的表现。在这一过程中,清末士人,尤其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代启蒙先贤功不可没。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引入首推侯官严复。19世纪末期,甲午战败的民族危机强烈地刺激了知识界,严复在《直报》上发表系列文章介绍西方国富民强的经验,其中多处提及自由主义思想。在西学的强势冲击之下,思想界最为迫切的要求是迅速地实现富强。对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西方之强势既体现在拥有坚船利炮等器物层面,又展现为政治体制之优良,但最为根本的,乃是其文化思想的先进。西学的先进一方面体现在被中国思想界称为“格致学”的实用科学技术的发达,另一方面在于其理论体系,即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备。严复等启蒙先贤认为,一个国家的富强必然包含民德、民智和民力的全方位发展。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

然而,晚清“中体西用”的文化策略却清晰地反映出中国对富强的追求依然只停留在实用性的器物层面,而未深入到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的价值层面。在长达几千年的文化优越感的“惯性”作用下,清末的知识分子依然固执地认为中华文明之“体”优于西方文明之“道”,西学所长,无非是器物层面(格致学)的发达,中国在长达几千年历史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伦理道德价值、教化和信仰体系是不可变易、不可动摇之“本”。这里所说的“本”即是作为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自北宋周敦颐开山以来,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经明清数百年发展,其儒学正宗的地位虽牢不可破,但对“理”“心”等概念繁琐无实的论证已经越来越暴露出理学自身的理论困境。

事实上,在儒家内部一直存在着一股反理学思潮的潜流。南宋永康、永嘉学派导源于前,明儒王廷相呼应于后,至明清之际,儒家内部的“反理学”倾向逐渐豁显。韦政通先生认为,明季中国思想的新趋势表现为二:其一,经验知识逐步得到重视,并逐步发展为对典籍与文献的考订;其二,经世思想的重新抬头。⑨有清以来,知识分子在总结明亡的经验中开始反思空谈心性之弊端,顾炎武“经世致用”之传统,开创了清代汉学之先河。这一时期,虽中华文明尚未全面、直接地以西方文明为参照进行变革,但就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已然开始了转型的过程。只是这种转型依然停留在儒家话语系统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尚不足以产生天崩地解之焦虑。以甲午战败为时间节点,在外力导源之下的近现代道德转型,虽从价值与方法两个方面直接受惠于西学,但中国伦理道德话语体系自身的主观因素也不可忽视,特别是近代汉语体系的革新,为顺利地接引西方现代哲学方法奠定了概念基础。

二 严复译著与和制汉语之间的竞争

1898年,严复《天演论》出版后引起了举国震动。《原富》《群己权界论》《群学肆言》《穆勒名学》等一系列译著的出版,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先驱地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全面点燃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意志,然而,与严复思想巨擘的地位所不相称的一个事实是,严复译著中大量使用的桐城古文却在20世纪初被白话文彻底击败。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能以疾风迅雷之势涤荡传统伦理,全新的话语体系体现出极大的威力。

困扰中国伦理学界的“伦理”与“道德”之辨与近代伦理学研究对“和制汉语”⑩的引介有巨大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着非常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但“伦理学”这一学科体系的形成,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从词源学角度来看,西方语境中的“伦理”与“道德”大体是相近相通的,“伦理”这一概念最早源自亚里士多德对“风俗”(ethos)的改造,而“道德”一词最早源自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对ethos的拉丁化转译(móre),主要用来表达国家道德生活面貌和个人道德品性。中国语境下的“道”“德”“道德”概念形成时间较长,用以表达主体对“道”的把握而获“德”之意。“道德”是个体心灵秩序的基础,是“成人”之起点。同时,宗法关系下的个人在情感逻辑的支配下形成自然之“伦常”,中国传统首重人伦,“人伦之理”成为道德学说的题中之义。近代以来,受日本“和制汉语”的影响,“伦理”一次首次成为中国伦理道德思想之“总名”,随着“伦理学”学术体系的形成,“伦理”逐渐成为道德的同义词。中国近代知识界敏锐地察觉出外来概念对中国伦理道德思想潜在的冲击,所以“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便伴随着中外概念之间的激烈竞争。

传统“道学术语”与“和制汉语”的竞争成为近代伦理学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一环。严复和梁启超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代表,在向社会进行道德启蒙时选取了两种不同的路径。严复直接自英文翻译西方文献,而梁启超等人则是透过日本学术界,间接地接受西方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对于梁启超等人从日本引介“二手”思想的行为,严复颇不以为然。1902年,在与熊季廉的信中,严复毫不遮掩对日本学界良莠不齐学术生态的鄙夷。“东人之子来者如鲫,而大抵皆滥竽高门,志在求食者也。”⑪随着中日交流日益频繁,清末中国思想界受到日本越来越多的影响,大量的“新概念”“新词汇”不断从日本流入中国。严复认为,这种不加甄别的引入危害甚巨。他认为,大量从日文中直接引用的“和制汉语”虽文字与中文相同,但是其内容多在“解与不可解”之间,并未尽得西学之精髓。这种模棱两可的概念造成了思想认识上的晦暗不明,以“东学”为“新学”的结果就只能是造就“行为轻佻”且无缜密诚实之根的浮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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