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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一定是中国人 永不过时的东方诗哲泰戈尔

2012-09-28 15:33 来源:深圳特区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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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 而我已飞过 ——泰戈尔《流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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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访华时泰戈尔送给徐志摩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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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访华期间与林徽音、徐志摩合影留念。(1924年)

  “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

  泰戈尔一生对中国人民都怀着深厚的感情。20岁时,就撰文谴责英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鸦片并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的罪行。1916年,他在日本发表演讲,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山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多次发表公开信、谈话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并带头慷慨解囊,发动募捐,尽最大努力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还在自任校长的印度国际大学中特设中国学院,专门培养中国留学生。他曾无限深情地说:“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

  然而,1924年和1929年泰戈尔两次访华,在中国国内革命风暴语境下只落得个“知音寥落”的结局,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回顾与反思。在今天看来,如果说1924年的泰戈尔中国之行是他落入了国内“激进”与“保守”两个文化流派争夺话语权的漩涡而不自知,那么1929年泰戈尔的第二次中国之行则是自甘寂寞。

  在当时所有与泰戈尔发生关联的知名学者、诗人如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林长民以及鲁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林徽音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之中,恐怕郭沫若的态度最有代表性。郭氏自己承认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等诗人和斯宾诺莎的哲学对他影响很大,并形成了他的浪漫主义诗观和“泛神论”美学观,泰戈尔位列第一,可是对于泰戈尔所宣扬的“东方精神文明”,却是大不以为然。泰戈尔首次访华之后,鲁迅极尽冷嘲之能事,自可从其对于中国以至东方文化的批评立场上得到解释。可是郭沫若在文学艺术上崇尚东方诗哲泰戈尔,在国家主义立场和社会革命立场上却坚决否定泰戈尔,他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中明白宣示:“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平和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对郭沫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加以审视,可见20世纪“革命”的现代性对于中国人具有何等巨大的吸附力。

  当代学术界大致认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对泰戈尔首次访华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欢迎、反对、利用。看来最终还是反对派的左翼文学家和革命家如陈独秀、瞿秋白、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观点占了上风。胡适、徐志摩、林长民等人对于泰戈尔的热情不免“过分”。利用泰戈尔访华以张声势的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章士钊、张君劢、辜鸿铭等人不免文化保守主义之嫌。独有梁启超的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文化醒示意义。梁启超说:“新与旧非年岁问题,乃精神问题,亦非皮相问题,乃骨髓问题,今泰戈尔年岁虽老,而精神则犹是活泼之幼儿。其衣冠虽古,而其思想则足为时代之先驱。彼之取得世界上之地位,乃抉印度千年前之文化而复得之,乃以革命及反抗之精神取得。”梁启超认为泰戈尔对于东方生命哲学奥义的抉发和对于西方式暴力革命的“革命”态度,发人深省,要而言之,泰戈尔反对西方的物质主义,寻求“和平”革命以求人类福祉的思想理念,在晚年梁启超看来,并不是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所认为的是对于中国青年的毒害。今天,达尔文的进化论、阶级斗争理念、简单二分思维方式等源自西方的人文思想不断遭遇当代思想家的质疑,而诸如可持续发展观、生态主义思想包括古老的东方智慧再度得到当代人文学界包括自然科学界的认领,泰戈尔早在86年前于北京的真光影戏院的激情演讲,看来又产生了它的历史的回音,可谓两相震荡,余音袅袅。   泰戈尔在东西方的影响

  提及泰戈尔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现代文学读者必首先想到郭沫若和冰心。郭曾说:“最早对泰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自己作诗的经验上,实际是受了泰戈尔诸人的影响,力主冲淡。”他模仿泰戈尔作过无韵诗,如《辛夷集》中的《题辞》。在著名的《匪徒颂》中,他将泰戈尔与华盛顿、托尔斯泰、列宁等革命家、文学家并列,认为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和美的道德,对他们表示崇敬,三呼“万岁”。他甚至把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阶段称为“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前面说过,郭氏诗歌里的“泛神论”色彩,深受其沾溉。而冰心美文中的“爱”的哲学,也源出于泰戈尔。“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这是冰心格言警句散文诗中广为传诵的名句,如果我们读过泰戈尔的散文诗,就会感觉似曾相识,请看泰戈尔原作:“果实的事业是尊重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罢,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二者何其相似!冰心最得泰戈尔思想和艺术的精髓,成了“最有名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徐志摩《泰戈尔来华》)。

  从泰戈尔至郭沫若、冰心、郑振铎、徐志摩、许地山、王统照,至千百万现代文学读者,这中间实际上贯穿着一条无法抹去的文学痕迹和思想痕迹。中国几乎所有文学青年都受过泰戈尔灵光的照耀、神泉的沐浴,大胡子泰戈尔那和善的圣人般的肖像永远是文学爱好者崇拜的偶像。

  泰戈尔的文学影响我国现代文学诸家已如上述,西方人称泰戈尔和黎巴嫩的纪伯伦是“站在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两位巨人”,那是因为在两个东方诗人的文本中,他们嗅出了与西方文化同一旨趣的灵魂升华的超越性美感,如果他们对于纪伯伦的理解允称得体,那么可以说西方人对于泰戈尔的“理解”可能还只是一种“误读”,文化背景决定了泰戈尔的“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远离人间的神,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神。泰戈尔文学艺术里引起人们无限向往的神无处不在,他存在于孩子的游戏之中,存在于深渊的海上,存在于疲乏喘息之中,存在于梦醒时悲哀的苦痛之中,存在于“你眼里频频掷来的刺激”、“染衣女内心感受不到的爱抚”以及日常生活的潮水中……今天我们读泰戈尔依然新鲜如昨,相信即使是视唯美主义批评家们为陌路的80后、90后也依然能从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等诗歌文本中读出他们的感触、他们的苦恼的唏嘘和美学的憧憬,那是因为泰戈尔的文学和艺术来自生命本身的跳动,他的“梵我同一”的命题实际上已经幻化为“情我同一”、“爱我同一”、“天我同一”的诗歌境界和艺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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