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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奖危机

2012-09-28 16:04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薛忆沩 阅读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被“自愿”放弃了诺贝尔文学奖励。然而这场危机并没有因为他的谢绝而结束。在他发出谢绝电报的当天,《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由六位苏联科学院院士署名的文章。文章高度赞扬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位苏联科学家,认为这是客观公正的选择。而同时,文章再次严厉谴责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认为将它授予这些科学家的同胞却充满了政治上的偏见和图谋。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文风再现了辩证法的魅力。

  自杀性的谢绝让帕斯捷尔纳克痛苦不堪。他马上想到了20世纪上半叶苦难的俄罗斯文学史上那些著名的前车之鉴,也想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痛苦。但是,他的祖国及时发现了这一动向。祖国认为,作家用这种“快捷方式”来终结自己的痛苦等于是“从背后”再给苏维埃政权一刀。“有关方面”运筹帷幄,巧妙地利用帕斯捷尔纳克最亲近的人,制止了他对祖国的另一次“行刺”。痛苦不堪的作家在当时给表妹的一封信中无可奈何地写道:“现在最好的事就是死,但是我也许不应该亲手来实现它。”

  而同时,不允许他走上绝路的祖国对他还有更进一步的要求。他最亲近的人带来了针对他的“最高指示”:仅仅放弃诺贝尔文学奖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向祖国和人民公开悔过。很快,一份由组织上代写的“悔过书”摆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眼前。他无法接受其中那些“自我”诋毁的文字,拒绝在上面签字。而接踵而至的第二份“悔过书”更具侮辱性。帕斯捷尔纳克却不得不在那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因为这时候,苏联作家联盟已经“一致通过”给苏维埃最高法院的请愿信,吁请执法机关剥夺他的公民权,将他立即驱逐出境。刚刚谢绝了殊荣的作家已经别无选择。他的“悔过书”于11月6日在《真理报》上发表。

  帕斯捷尔纳克“悔过书”的公开发表标志着历时14天的“诺贝尔奖危机”的正式结束。通过“自愿”的放弃和公开的“悔过”,帕斯捷尔纳克已经被成功地转化成了“次要矛盾”。他的名字迅速从苏联的媒体里消失。怒不可遏的文学界突然变得风平浪静。很清楚,他的祖国并不想让他作为举世瞩目的头号异己而出尽风头。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帕斯捷尔纳克精通多种西方语言,年轻时在德国留学,有多年西方生活的经验,而他的代表作又正雄踞西方畅销书榜的榜首,正在同时丰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他不堪皮肉之苦,害怕“进去”似乎不难理解,但是他为什么还害怕“出去”,害怕被剥夺国籍,被驱逐出境呢?

  对祖国的信念也许是他这种恐惧的部分原因。他的日瓦格医生认为:“一个成熟的人必须咬紧牙关,与他的祖国同度患难。”这大概也是作家本人的信念;而年龄和健康也应该是值得考虑的因素:帕斯捷尔纳克此时已经68岁,并且顽症缠身,他应该已经没有再去西方“潇洒走一回”的精力和兴致。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他公开的隐私。事实上,在给瑞典发去谢绝电报的同时,帕斯捷尔纳克还发出了另外一份电报。电报的收件人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报的电文是:“已经放弃诺贝尔奖。让伊文丝卡娅重新工作。”很显然,帕斯捷尔纳克这是在用难得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强硬的苏维埃最高当局进行交易。他想用震惊世界的畏缩换取令他心安理得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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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

  伊文丝卡娅是晚年帕斯捷尔纳克最亲近的人。她在34岁那年走进56岁的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不仅成为他的代表作中女主人公的原型,而且成为他日常生活中的支柱。但是,进入“帕斯捷尔纳克的悲剧岁月”,这位才貌双全的女性自己的生活也就变成了悲剧。因为他们的关系,伊文丝卡娅失去了在著名出版社做编辑和翻译的公职。她的社会角色被简化成了当局对帕斯捷尔纳克实施调控的“按钮”。在帕斯捷尔纳克刚开始写作《日瓦格医生》的时候,37岁的伊文丝卡娅突然被捕,并被判处5年的徒刑。当时她正怀着帕斯捷尔纳克的孩子(孩子后来死在劳改营里)。而在“诺贝尔奖危机”中,她继续接受组织的指令,与祖国步调一致,在防止帕斯捷尔纳克自杀和促成帕斯捷尔纳克悔过等重要环节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很多年以后,她对自己发挥的这种历史作用深感内疚。

  帕斯捷尔纳克准备为自由抛弃生命,但是却不愿意为自由而抛弃爱情。他知道自己被驱逐出境之后,不仅要忍受与最亲近的人天各一方的痛苦,而且他最亲近的人还肯定会再次遭受“进去”的折磨。对这两种后果的想象都令作家心惊胆战。因此,向祖国和人民低下“高贵的头颅”成为了他唯一的出路。“诺贝尔奖危机”结束之后,帕斯捷尔纳克马上积极行动,准备与伊文丝卡娅私奔到一座偏远城市,让用自由换来的爱情不仅有文学的美感,而且有世俗的名分。但是在出发的一刻,帕斯捷尔纳克突然失去了勇气:“自愿”放弃诺贝尔奖的作家最后还是不愿放弃自己的第二次婚姻(他说他“不想伤害没有过错的人”)。饱经磨难的伊文丝卡娅终于没有机会肩挑起“第三任帕斯捷尔纳克夫人”的大任。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帕斯捷尔纳克失去了一切。他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为自己的谢绝和悔过而痛苦难当。他做过两次引人注目的抗争:在伦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次牢骚满腹的访谈,在纽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首怨声载道的诗歌(诗歌题为《诺贝尔奖》)。但是,这两次抗争都是虎头蛇尾,都以他闹剧似的辩解而草草收场。

  1960年5月30日,也就是在他谢绝诺贝尔文学奖17个月之后,70岁的帕斯捷尔纳克悄然谢世。这一年一开始就对文学杀气腾腾。1月4日,47岁的加缪在回巴黎的途中因车祸丧生。加缪在帕斯捷尔纳克前一年获奖,并且极力促成他紧随其后获奖。他们的获奖与离世相距如此之近,却又形成了强烈的对照:癌症和心脏病发作是帕斯捷尔纳克名义上的死因。这是“正常”的死亡。从年龄上看,这也应该算是“正寝”。而加缪不仅死于意外,他的死也完全可以定位为“夭折”。但是,夭折的加缪带走了永远的殊荣,而陪葬帕斯捷尔纳克的却是无限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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